經典誦讀基本上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經"的誦讀,一類是"典"的誦讀。
對于"經"的界定,它的層級就比"典"的層次要高一些。
歷史上根據文化系統,特別是人文系統的發展來說,"經"是世界各民族在獲得精神營養和后天智識這兩個層面上,能夠同時起到教育作用的一個范本或者文章。
你看中國的經典、世界級的經典,大部分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夠包羅我們三維空間的知識,也能夠給我們提供精神層面的營養,或者說它能夠穿越太極圖中央陰陽兩極的弦線,能夠同步提升我們的智和慧,使智和慧這兩個系統同步提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腦負責記憶,負責思維判斷,而心靈負責感受,負責捕捉直覺。
要想提高人類這兩個層面的知識、文化和素質,就要注重"經"的誦讀。
對于"典"的作用,它注重反映歷史前人在大智慧情況下產生的一些文字記錄,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識層面的,而不是文化層面的。
或者說文化層面的內涵比較少一些,不具備同時穿越陰陽,包羅黑白兩個層面上的一些知識或者營養,不具備雙重作用,只是單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說"典"當中所含太極白里面的內容比較多。
而且"典"的概念,在近代社會民眾的解釋定位,通常已經改變了古代對"典"的定義,現代人們一般的定義都是將"典"與古代所定義"書"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
社會上一般所說的經典,在典這一系統中,現在這個典字,已經成了書的代名詞。
我們也要注意這種學術上和通俗中的不同。
對我們來說,人們往往注重后天智識的比較多,而注重直覺和靈感提升的就比較少,所以在我國歷史時期,凡是注重了"經"的誦讀,把"經"的誦讀作為國家重要精神課題的歷史時期,國家強盛,政治清明。
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這個時期是用"黃老"的經典來指導官員們進行誦讀,并且根據這個經典來選拔治國的人才,他就帶來了文景之治的輝煌。
漢代時候,由于漢武帝的專權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田蚡(當時的宰相,漢武帝的舅舅),他們出面聯手把《黃帝四經》清除了,而且把《老子》五千言原來比較接近原著的《德道經》顛倒為《道德經》,并且把經文內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后來《道德經》的通行本這樣一個格局。
但在唐朝,在這樣的背景下仍然采用《老子》五千言,進行了全民的教育,還是帶來了唐代的輝煌,這個輝煌到目前為止在世界各國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
從這個好的歷史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經"的誦讀教育的,培養出來的人才既能夠提升全民的人文質量,同時也給社會的昌盛中興帶來極大的幫助。
但是宋明以后八股文出現了,只讀"書"而不讀"經",只讀了《四書》而沒有提倡經典,并且在"經"里面將最著名的《易經》也清除出去了,這個時候中國的教育就基本上進入了一個僵化時期。
所以歷史發展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就必然出現了一個反對誦讀"書"的這樣一個歷史現象。
當時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人們突然從八股文的禁錮中蘇醒過來,也發生了一些"連孩子帶水一起潑出去"的現象。
在我們現代人理解誦讀"書"和經典這個方面,誦讀"書"和誦讀"經"基本上在社會上已經同時出現了,并且從上世紀末期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如果我們只誦讀以儒學為代表的"書",那么它對于我們如何通過潛移默化方式,來使孩子們獲得人文素質與品格提升方面,看起來是不足的。
因為全國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了十年,有的地方已經推行七八年,專門選擇"書"一類的典籍,來指導孩子們進行道德教育,到了一定的層次和階段以后,由于"書"里面的深刻內涵,對精神層面潛移默化的作用,只能夠使孩子們在品格上受到一些培養和教育,但是對內在物質能量的提升上,對同步將道德心靈與益智開慧同時開發方面,卻受到了限制,而這一點恰恰就是要通過誦讀"經"來解決的問題。
凡是能夠將"經"和"書"恰到好處的結合在一起進行誦讀,就可以突破這個瓶頸階段。
就象臺灣的王財貴教授,他怎樣推廣經典誦讀?在大陸他推廣的是誦讀"書",而沒有推廣誦讀"經",但我們看看他自己的講話里面就有個現象:他指導自己兒子誦讀的是"經",特別是誦讀《老子》五千言,使他原本弱智的兒子改變了現狀。
這個兒子七八歲還在流口水,本來表達能力和思維水平都不行,但他就利用了一個暑期,暑假期間指導自己的兒子把《老子》五千言背誦下來,結果他的孩子的智識和慧識就同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通過他自己這一例子和我們在國內辦了很多這樣的試點,這些年總結出來的經驗證明:如果你誦讀"書",只誦讀《千字文》,《弟子規》等等有關"書"方面的內容,那么可以對孩子們的道德品格有比較良好的規范作用,但是對他們提高人文素質,真正地改變他們的智慧方面,卻遇到了明顯的局限,產生的效果并不好。
如果說把"經"和"書"結合起來,特別是對八歲以后的孩子們將"經"和"書"結合的比較緊密,那么就會既打造了道德品格,也會獲得智慧的營養滋潤。
使他們的智識水平也上升到一個新層面,因為"經"里面有精神營養能量,這種能量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又客觀的組合在我們古代文言文的文字和詞句的結構當中,只要我們通過誦讀,就能夠激活開啟我們內環境與外環境連接的一些門窗。
這個倉庫通路一旦激活,那么這個品格的打造,從自然當中獲得能量,也就會出現明顯的改觀。
這也是在大量的經典誦讀推廣中獲得的一些體會,獲得的驗證。
在"經"和"書"這兩個層面上,我們只有把這兩點都抓住,那么也就能夠在教育過程當中既能使孩子的人文素質獲得提高,道德規范,道德品質獲得提高,也能對他們后天學習知識的智識能力,獲得全面的提升和改觀。
我們在推廣德慧智的教育過程當中,從總結出的大量經驗來看,誦讀原來的《道德經》五千言和誦讀《德道經》五千言是有區別的。
為什么要誦讀《德道經》,這里面的差別是因為,《老子》五千言在書寫過程當中,是《德篇》在前而《道篇》在后的,它是讓人們首先培養心靈的道德品格和獲得道德能量,然后再來認識自然大道,認識天地的自然規律,這樣就能夠很輕松的把《易經》讀通、讀懂。
你看現在人們一提到《易經》,大都認為是街頭擺攤算卦的,我們中國人都是這么認為《易經》的。
但是為什么在西方,人們一看到《易經》以后,認為《易經》是一部科學,西方很快的就與他的數學理論和科學理論相結合,而產生了大量的發明創造。
西方人能夠從簡單的符號中悟到科學道理,而我們卻不能認識,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實際上,我們中國人在進行了八股文的教育以后,缺乏了直覺和靈感,無法從祖先們最簡單、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真理的符號當中,去解讀深刻的科學道理。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真正把我們整個民族、孩子們的直覺和靈感都能夠培養好,應該用早期最原始、最真實,也就是《老子》五千言原本本意的《德道經》來進行誦讀。
目前有一段歷史我們學術界考證的不太多,也就是對黃帝那個時代的思想教育、社會教育、文化教育這些方面史料不多,只是零星的記載。
這是因為在漢代進行了一次大清理,儒家為了真正的實現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對黃老學說進行了一次摧殘,所以使我們對那一段歷史區間,對黃帝的教育理論技術方法的了解,可以說已經寥寥無幾了。
但是自從馬王堆挖掘出了《老子》帛書版本和《易經》版本以后,我們就可以發現,在那一個歷史區間里面的教育,是非常重視"經"的教育的。
比如說《易經》,他主要是開啟每一個孩子的科學頭腦,用最簡單的方式,運用自己的直覺和靈感,發現天地宇宙間最基本的運算規律,來進行推演,認識自然,認識世界。
而《德道經》,它本來的格局是以德進道,只有具備了德的品格,同時又具備了德的能量,這樣才能夠認識自然的規律。
同時掌握《易經》進行推演,進行運算,這個方面的知識基本上構成了我們道德根文化的一個系統。
我們在研究歷史過程當中,運用兩部著作,一部《黃帝四經》,一部《老子》五千言的帛書版本,基本上就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貌理順清楚,使我們知道道德根文化。
我們國家民族為什么在十六世紀以前,無論是綜合國力,還是科學發明創造,一直都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然而在十六世紀以后,我們丟棄了《黃帝四經》,丟棄了老子的《德道經》,只采用儒家的《四書》來進行國民教育以后,我們民族的創造力就明顯的萎縮了,就落后到了西方各國的后面。
這里面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注重培養國民和民族精神當中的直覺和靈感,而只是片面的注重通過后天的智識學習前人所積累下來的經驗,而缺乏發明創造的能力。
因為發明創造都是要建立在對前人知識掌握的基礎上,然后通過自己的直覺和靈感,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發明創造。
實際上我們的德慧智教育理念,也是根據歷史,根據歷史教育的脈絡一層層的把它解析開來進行分析,才產生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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