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概述80年代文學

80年代前期

從80年代開始，文學已漸漸脫離“**文學”的模式，走向轉變，表現出了作家對自我意識的發覺和對個人命運的關注。

以1985左右為界，80年代文學分前、中、后三個階段。

80年代前期，文學界和思想文化界通過對現實主義的呼喚，來擺脫過去的專制，啟蒙國民新觀念。

這時期，文學主題多是對“**”的歷史記憶，以及親歷者對歷史的反思和探究。

在小說創作上，出現了“傷痕小說”和“反思小說”的潮流；詩歌創作的主要構成，則是“復出詩人”的“歸來的歌”，和青年詩人的“朦朧詩”創作；戲劇，特別是話劇也大多是與“**”有關的“社會問題劇”。

這段時期的文學在藝術觀念和方法上有了創新和變革，與社會、政治、人民情緒密切相關。

文學創作成為社會政治、公眾情感、人民生活的發聲筒。

“**”一結束，新時期文學就變成了文學復興，“五四”文學精神得到了回歸，成為此時人們所向往的主題。

但80年代前期所要提倡的、批判的東西，仍然是50、60年代未能完成的工作。

新時期文學繼承了“**”前期未竟的工作，走上了正常的軌道。

從這時起，文學擺脫了單純的政治傳聲筒的功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得到糾正，多種文學樣式得到提倡。

文學的作用不再只是為政治服務，而是更多的用來寫真實、寫人性、寫人道主義等，因而出現了現代派文學。

這一時期也產生了一些文學思想理論與社會正常軌道相背離的錯誤觀點。

例如，周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對換探討》的發表，引發了人們對其熱烈的支持和激烈的批評。

胡喬木的《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對周揚的文章做了系統、權威的批評。

由此引發了1984~1985年間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文學問題和現象被作為“精神污染”，列舉的事項包括：周揚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觀點，把西方“現代派”作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創作上熱衷于表現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渲染各種悲觀失望、孤獨、恐懼的陰暗心理，把表現自我當作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因此，80年代上半期，總的特征是突破舊的束縛，揭示新的觀念，堅持正確的理念，清除有害的污染的轉型期。

80年代中后期

80年代文學在走過一段路程之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

80年代的文學主題，作家的基本構成，文學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續，但新的變化不斷涌現。

創作脫離了單一模式，藝術方法的探索和革新越來越快，而文學與讀者的關系也變得復雜起來。

在80年代中后期，“**”后“復出”的作家、詩人，在面對文學觀念、藝術形式變革的巨大壓力下，缺乏調整自己步調的潛力，或者顯得遲滯，或者新作日見減少。

“朦朧詩”的作者也大多走過他們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現的青年詩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躍姿態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說家的創作也出現了停滯狀態。

為文學寫作所作的準備的不足，和開放之后文學潮流急速的變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現超出一般時期的速度。

當然，作家中不乏沉穩而堅實者，尤其是被稱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們和更年輕的作者一起，構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

1985年是一個多事的年份，被一些批評家認定為80年代后期文學轉折的標志。

80年代后期出現的“傷痕”、“反思”小說令人耳目一新。

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史鐵生的《命若琴弦》，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安憶的《小鮑莊》，陳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韓少功的《爸爸》，殘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達娃的《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均發表于1985年。

這些作品在使讀者和批評者感到耳目一新的同時，在闡釋和評價上也產生了分歧。

因此，產生了尋根文學和現代派文學兩大潮流。

尋根文學由青年作家發動，通過突出文學的價值，以對抗其作為社會政治觀念的載體。

現代派文學則是表現對于世界的荒謬感，寫人的孤獨，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識流、“黑色幽默”等藝術方法。

因與西方“現代派”文學主題相似而得名。

1985年左右，“朦朧詩”已經逐漸走向沒落。

與此同時，出現了更多的被稱為“新生代”的詩歌寫作者。

他們不僅反叛當代的詩歌“傳統”，而且揭起超越“朦朧詩”的旗幟。

比起其他的文學樣式來，“新生代”詩歌的“實驗”要更大膽、激進；他們的詩一般難以得到“主流”詩界的承認，在正式報刊上發表的機會也不多。

自編、自印詩報、詩刊、詩集，是作品“發表”的主要方式。

1985年，理論批評的變化逐漸被重視。

由于一批中青年批評家和研究者的出現，新的文學批評方法被引入。

他們批評的個性品格和思想深度也因生命體驗的融入而得到提高。

就在這一年，劉再復發表《論文學主體性》，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建立了以人為思維中心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系統。

同時，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陳思和的《新文學史研究中的整體觀》相繼發表，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進行“宏觀”、“整體”把握，要更新研究視角和方法，暗含了觀察和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尺度。

在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學自身”和“文學自覺”是批評家和作家的熱門話題。

他們從涉及文學存在的幾個方面進行討論，如文學的社會責任，文學的政治需要，以及文學自身的問題。

這種現象表明，作家正在試圖把文學從過分注重社會政治問題的傳統中掙脫出來。

1988年初《文藝報》發表的《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以后》被一些人認為是文學走向自覺、深沉，走向成熟的開端。

而另一些人認為是文學的疲軟狀態，是作家脫離現實的效果。

80年代的文學狀況

80年代文學中，小說的發展比較充分，成績也最為顯著。

詩歌在“朦朧詩”階段，曾引人注目；不僅為詩本身，而且為整個文學脫離“**模式”的轉型，對文學觀念和方法的探索、革新，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后來，詩的前景變得捉摸不定。

這主要是因為現代詩本身存在眾多難題，許多人仍期望詩能引起轟動。

而詩的寂寞和詩人的寂寞，被看作是詩歌的危機。

這種預期，使他們無法發現有著真誠和專注的一批探索者的存在。

80年代以來，文學摒棄了以前的過度戲劇化傾向，傳統意義上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情節”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受到質疑，作品開始轉向重視人的內心世界的揭示和探秘，此舉被批評界稱為文學創作的“向內轉”。

象征、意識流、變形和寓言等方法的運用，豐富了當代小說的表現力，改變了其總體風貌。

這一時期小說產生的重要變革，來源于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對小說與現實世界關系的思考。

在80年代，小說的各種類型中，中篇小說數量猛增，并且在小說創作中成績最為顯著。

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之間的區別，主要是內在結構上的區別，但結構的不同，則與它們各自處理的生活素材的規模有重要關系。

中篇對現實問題反應的較為迅捷，在容量上，是短篇和長篇的過渡形態。

中篇這種形式的興起，與刊物和出版的條件的變化有關。

大型文學期刊的大量創辦，有利于大量中篇小說的發表。

另外，主要以字數作為稿酬計算標準的方法，也助長了這一趨勢。

長篇小說在80年代也有一定的數量，但是，獲得好評的不是很多。

較有影響的長篇有《芙蓉鎮》（古華）、《沉重的翅膀》（張潔）、《活動變人形》（王蒙）、《浮躁》（賈平凹）、《古船》（張偉）、《金牧場》（張承志）等。

長篇從數量到質量上的進步是90年代以后的事。

80年代后期，文學出現了新的熱點，那就是“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

這兩種小說形態有著共同的特點，只重視“形式”，對“題材”則十分輕視。

而在中國社會及文學的特定情景中，“寫實”與“形式”之間的共通處被忽視了。

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小說的另一熱點是王朔的寫作。

由于他的作品被編為影視劇，使他在一個時期內被社會廣泛關注。

他的小說主要表達了這一時期微妙的文化心理矛盾：“世俗”生活愿望的認同和排斥，對政治、知識、“權力”的調侃和依戀，在文學的“雅”、“俗”之間的猶疑徘徊……他企圖對這些矛盾加以調適。

他的寫作所體現的文化立場，為一些作家、批評家所理解或喝彩，也受到固守文學“精英”立場的另一些人的抨擊，后者稱他的小說是“痞子文學”。

80年代的戲劇存在的種種問題，引發了戲劇界不斷的“戲劇危機”的討論。

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戲劇“功能”的再認識，以期望改變那種戲劇是回答社會問題，對觀看者進行宣傳教育最好工具的觀念，克服創作上搶題材、趕任務和說教等弊端。

另一個是提倡“戲劇觀”和藝術方法的多樣化，改變當代創作上“易卜生模式”和演劇體系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模式”的主導地位，對另外的戲劇觀和戲劇模式持開放、接納的態度。

即不僅肯定“寫實的”（創造生活幻覺）戲劇，而且也承認“寫意的”、“象征的”（排除幻覺）戲劇，既借鑒布萊希特、梅特林克的經驗，也吸收中國傳統戲曲的經驗。

戲劇觀的探討，是60年代初黃佐臨提出的“戲劇創新”的承接和展開。

這種創新的要求，在劇本創作和演出上得到了表現，之后出現了一批探索性的作品。

其中高行健等的表現最為突出。

不過，80年代的戲劇改革，有時會表現出過于倚重形式因素。

在80年代，散文概念的嚴格化也成為變革的一方面。

散文嚴格化的格局是對當時散文范圍的無邊的一種抵抗，也與80年代文學強調藝術性的潮流相關。

報告文學在80年代，曾有兩次“高潮”。

一次是“**”結束后不久，另一次是80年代末。

由于新聞報道所受到的限制，報告文學承擔了新聞報道的某些功能，以“文學”的形式來“報告”讀者關心的社會新聞和現象。

但是，對于撰寫報告文學的作家來說，從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角度來處理這類社會問題和社會事件的“調查報告”性質的文字，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當代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既難以用“文學”的標準來品評，也難以用新聞的特征來衡量。

因此，有的批評家把報告文學歸入“亞文學”的范圍。

文學風格和意識形態

在80年代，“文學自覺”曾是激動人心的口號，作家們有著相當強烈的民族關切，他們敢于承擔歷史責任，面臨具體境遇中的“歷史”提問。

這種對于歷史責任的承擔有意地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作家的意識形態、生活體驗以及選取的作品題材，影響了80年代文學的內部結構和美感基調。

在相當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種沉重、緊張的基調。

在不同階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這種“基調”呈現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

從情感“色調”而言，一方面需通過敘述悲劇性事件，來釋放，宣泄長期被壓抑的情緒；另一方面又需要對很多社會、人生問題進行探討，某些思想觀念也需要重新認識。

80年代的社會政治、人生問題，個體與群體，生命與文化，時間與空間，現實與歷史，傳統與革新，東方與西方等問題，都要求在文學作品創作中予以詮釋和討論。

在“文體”和“結構”上，則呈現出較大的密度，敘述語調顯得緊張急迫，而作品中又常充斥著眾多的意象、隱喻、象征和寓言，以此來承擔過重過多的“意義”和“問題”。

正因為如此，在80年代，能夠以較為寬松的筆調與風格來寫作的作家很少。

這種相當普遍的“美感”基調，是當時社會環境下中國普遍性象征思維和審美風尚的延伸。

探索、創新，突破、超越等詞在80年代的文學批評界使用頻率很高，體現了當時文藝界的普遍的強烈意識。

開放的環境提供的東西方文學比較，使作家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不盡如人意的狀況，而產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長的時間里，出現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藝術獨創性的作品。

不同知識背景和不同年齡段的作家，都努力從各個方面，去獲取創造力，追求“從題材內容到表現手段，從文藝觀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探索。

不同的文化觀念和思想上的文學探索，表現為多樣的情形：發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獵的題材（愛情，性，瑣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經驗……）；創造在道德判斷上曖昧含糊的人物；嘗試某種美學風格，運用前衛的藝術方法（意識流，開放性結構，多層視角，紀實與虛構的互相滲透）等等。

其間，最為重要的探索表現在“哲學”、世界觀上面。

這包括對文學的“本質”、對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系的理解。

這種對文學的思想性及表現手法的探索在文學的思想藝術形態上得到體現。

創新的強烈愿望，既是文學界充滿活力的證明，但也是浮躁心態的流露。

不少作家意識到長久的文化封閉給作家們吸取人類文化成果帶來的巨大壓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緒產生的主要原因。

80年代文學的“潮流化”的傾向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

人們通常會采用組織“運動”、掀起“潮流”的方法，來提出其主張、表達其思想傾向，并加速其實現。

批評家歸納作家寫作的某些類同點，給予突出和命名，也會使作家產生對“潮流”的趨近或依附的心理。

這種傾向，在創作上，會表現為作品在取材、主題、方法等的趨近和雷同。

從總體上說，80年代的文學是當代文學的復蘇，在十年“**”中遭遇打擊的作家們恢復了創作熱情，以各種藝術表現形式和方法表現了我國在進入現代化建設時期以后，在思想領域出現的各種傾向。

80年代的文學，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了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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