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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散文的發展大致可分四個時期：第一時期(618～741)，是古文運動的發軔期。
武德、貞觀年間，是駢文的一統天下，高祖、太宗出于施政的需要，提倡公文疏奏，實錄切用。
在一些史書和魏徵、傅奕、馬周等人的奏疏諫議中，已出現以散間駢的征兆。
高宗武后之世，四杰的駢文指責朝政，褒貶時事，抒發志向和牢騷，內容充實，氣勢宏大，有漢賦余響；詞藻華麗，仍六朝積習。
適應武周改制稱帝的需要，一些阿世取容的御用文人(如李嶠、宋之問之流)所作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近于南朝文學侍從之詞，而陳子昂的直言極諫，則顯得不合時宜。
他為人任俠使氣，又精習縱橫，所作論議疏奏，陳王霸之術，揭時政之弊，讜言直論，凌厲風發，行文也多用散體，因此，盡管他的“道”與后世古文家所倡言者內涵不同，文風也有別，而且他的表序頌祭，仍有俳偶陳習，但后世還是尊之為古文運動的先導者。
第二時期(742～805)，是古文運動高潮的醞釀期，涌現了一批散文改革的倡導者。
前有李華、蕭穎士、元結，后有獨孤及、梁肅和柳冕。
他們在理論上主張明道宗經，強調文章救世勸俗的社會作用，不滿于駢文的浮靡華艷，推崇陳子昂的斫雕返樸。
他們的主張是安史之亂以后欲以儒道重振王綱朝政的社會思想在文學上的反映。
但他們的儒道不純：元結不師孔氏，李華、梁肅兼信儒佛；理論片面：忽視文章的美感和辭章文采對表達內容的功用；又成就有限：未脫駢儷舊習，少有傳世名作。
其中成就最高者當首推元結。
他的散文憂時憤世，風格危苦激切，在山水游記、寓言雜文上有所創新。
有“上接陳拾遺，下開韓退之”(全祖望《元次山陽華三體石銘跋》)的重要過渡作用，但也有艱澀古奧、文采韻味不足的缺點。
第三時期(805～859)，是古文運動盛極而衰的時期。
其中永貞至長慶(805～824)年間是古文運動的極盛時期。
一批文人抱著行道濟世、重振唐運的志向，積極參與永貞改革、元和中興。
古文運動高潮的形成，正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
一時人才輩出，既有韓、柳作領袖，又有李翱、李觀、李漢、皇湜浞、劉禹錫、呂溫、白居易等人為羽翼，他們互相切磋推挹，造成聲勢。
對古文運動的指導思想、創作宗旨，韓、柳都有較明確、系統的論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闡發了文道相輔而行的關系，克服了前輩重道輕文的偏頗。
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和柳宗元的“輔時及物”說，提倡創作面向人生，干預現實，抒情言志，不僅“明道”而已，大大豐富了古文的創作內容。
他們對古文的藝術形式也作了具體論述，力主“陳言務去”、“氣盛言宜”、“文從字順”、“意盡便止”，還對作家的道德、文藝素養和創作態度有所要求，這對于規范古文創作，提高藝術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古文創作成就斐然，在散文的各種體裁如序、銘、記、說、寓言等，幾乎都有突破和創新，并形成各自鮮明的風格。
韓文雄深奇崛，柳文精深峻潔，被奉為后世散文的楷模。
李翱、皇甫湜分別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和“怪異奇崛”的特點。
寶歷至大中年間(825～859)古文運動漸趨衰落，作者人數和成就均不如前。
代表人物孫樵、劉蛻，生活經歷既不如韓柳那樣豐富，才力心志更相去甚遠，只能在怪奇峭僻上著力。
雖也有些刺世疾邪的佳作，但與皇甫浞相比，已是等而下之了。
倒是著名詩人杜牧的散文，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剴切排洖，成就突出。
第四時期(860～907)，這一時期進入了唐朝季世，古文運動衰微，小品文卻異軍突起，出現了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一批窮愁之士。
他們的小品文遠紹元結，近承韓、柳。
雜文寓言，短篇零章，憤世疾俗，幽默諷刺，深切犀利，被譽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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