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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是在“五四”精神召喚下最早開始創作活動的一位女作家。
冰心說是“‘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
“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洶涌浪潮和要民主、要進步的時代精神，給冰心巨大的沖擊，激發了她的熱情，陶冶了她的性靈，使她有了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
這一同時代與之俱來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是她早期作品思想的重要因素。
尤其在她的“問題小說”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是指描寫當時人們所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的小說。
冰心的“問題小說”，嚴格說來是指冰心1927年之前寫的小說。
這些小說都是冰心參加“五四”運動之后，有所感，有所思，隨手寫下來的。
它反映了青年在新舊思想交替時代所遇到的種種苦悶，如報國無門、家庭婚姻、婦女地位，兵士生活等問題。
《斯人獨憔悴》便是她的“問題小說”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
這篇小說通過青年學生穎銘、穎石兄弟與父親化卿的矛盾，揭露了封建專制的野蠻丑惡，表現了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心聲。
小說寫于1919年10月，所反映的也正是前此不久爆發的震撼人心的“五四”運動。
主人公穎銘兄弟的遭遇很快引起了當時眾多青年學生的共鳴，因而小說發表三個月以后，就上演了根據它改編的話劇，這不僅僅是一個初登文壇的女學生的殊榮，更說明了小說反映問題的社會性。
從藝術的角度上看，這篇小說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個豐滿的藝術形象——化卿。
在小說中，化卿完全是以一個封建專制家長的身份出現的，但卻絲毫沒有概念化的痕跡，小說對此人表現得很巧妙。
首先，作者采用側面烘托的手法來表現人物。
小說開頭寫穎石在回家的列車上憑窗而立，“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而且“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他的神色“也漸漸的沉寂”，這里人物神情的描寫一方面表明穎石為國事擔憂，但更主要的是以此說明隨著火車的漸近家園，他內心的壓力便逐漸加重，暗示了穎石之父——化卿在他心中的威勢。
穎石來到家門前，小說著意交代“家門口停著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明如白晝，兵丁倚槍而立，這便告訴讀者化卿的身份和地位之顯赫，而遠遠傳來的房中打牌的喧鬧聲，又可以說明化卿之流在國難當頭之時，仍在過著紙醉金迷的腐化生活。
看到穎石，姐姐穎貞的問話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暗示了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這一切交代從多方面烘托了人物形象，為人物的出場做足了準備。
接下來，小說從正面對人物進行刻畫。
作者先從人物的語言、動作和神態上直接表現化卿的思想性格。
收到校長的來信，他知道兒子參加了愛國運動，對此他先是冷笑，進而稱愛國學生是“血氣之徒”，是“犯上作亂”。
當穎石據理分辯，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時，作者用摔在地上的茶杯花瓶的一聲炸裂，打斷了穎石的剖白；接著寫化卿的“臉都氣黃了”。
這種“氣”一是擺老子的威嚴，氣兒子竟“索性和我辯駁起來了”，“眼里沒有父親了”；更主要的是氣穎石剖白的內容。
在他看來，中國的國土被日本從德國手里奪過是理所應當，日本人既已答應與中國“共同管理”，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因而學生的一番行動便是“以怨報德”。
這就將一個“道貌岸然，賣國求榮，寡廉鮮恥”的形象活現了出來。
化卿不僅僅在思想上卑劣無恥，在行動上還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封建統治的幫兇。
為使兒子束手就范，規規矩矩，他把他們軟禁在家中，不得與外界接觸，剝奪其行動自由。
不僅如此，還禁錮他們的思想，扼殺他們的精神。
他親自動手搜查他們的書籍，并撕毀各種雜志和印刷品，“登時滿院里紙花亂飛”，簡直是一副喪心病狂的架勢。
更有甚者，最后竟然實行經濟制裁，南京學堂通知開學，他不給兒子學費，還斷然宣布：“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
”
小說通過這一系列情節的描述，塑造出了化卿這一有血有肉的豐滿藝術形象。
他仇視新思想，仇視新事物，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竭盡全力維護封建思想和封建專制，將兒子們的愛國行動看成是以怨報德，就是兒子穿一雙白鞋也被認為是“無父無君”的證據。
在他眼里，兒子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他的附屬品，對他應該言聽計從。
他時刻擺老子的威嚴架勢，對穎石那種兇神惡煞的態度就是明證。
對兒子如此，對待下人則更無好臉色，輕則喝斥，重則打罵。
小說中的化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封建統治階級化表人物。
在“五四”時期，這類思想頑固，生活腐化的封建衛道者，比比皆是，因而作者塑造這樣的一個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但冰心不愿寫劍拔弩張的激烈場面，因而對化卿的粗暴，專橫表現得仍比較含蓄，體現了冰心小說委婉的特色。
與化卿的耀武揚威相對，小說中的兩位正面主人公則顯得軟弱無力。
作者采用對比的方式，一方面突出了化卿的粗暴、專橫，一方面也反襯出穎銘兄弟的怯弱無奈。
這兩位兄弟雖懷有一腔愛國熱情，但在封建專制化身的父親面前，則處處表現得被動、軟弱，穎石剛一見到化卿就顯得“木強不靈”，進而在父親摔花瓶的威嚇之下“手足都嚇得冰冷”，退到屋角；穎銘一聽說父親生了氣，也只得放下進步工作，趕緊回到家中；看到父親殘忍地撕毀能給他們一點新鮮空氣的印刷品和雜志，他們無可奈何，只有搬來姐姐穎貞去救援；對父親的軟禁，他們絲毫不加反抗，而是一個讀唐詩，澆花種竹，“索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一個也只能唉聲嘆氣地寫些不敢留著的白話文章，發泄心中的郁悶；最后，當化卿剝奪了他們繼續求學的機會，他們也只有蒙頭大睡或凄惶地低吟“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一任自己“憔悴”下去。
雖說小說沒能像對化卿的塑造那樣，從多側面展示穎銘兄弟的性格，使人物缺少豐富而深刻的內含，但小說仍比較真實地再現了“五四”時期一部分青年的精神面貌。
他們既有愛國熱情，但又缺少徹底奮爭的力量和勇氣，因而他們不能像巴金筆下的覺民、覺慧那樣，毅然掙脫家的禁錮，到廣闊的社會中去。
因而往往熱情有余而行動不足，且一旦面臨強大的阻力，便束手無策。
正由于小說揭示了封建惡勢力的強大、頑固，反映了愛國精神的被摧殘、扼殺，才使它一發表就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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