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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君（1918－2006），臺灣女作家。
原名潘希真。
浙江永嘉人。
14歲就讀于教會中學，后畢業于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師從詞學家夏承燾。
1949年赴臺灣，在司法部門工作了26年，并任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后定居美國。
琦君以撰寫散文開始她的創作生涯。
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說集及兒童文學作品30余種，包括《煙愁》《細紗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讀書與生活》《千里懷人月在峰》《與我同車》《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寄小讀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傷》以及《琦君自選集》等等。
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占的份量。
琦君寫得最感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
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泉源。
琦君 塑造成的母親意像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充滿了“母心·佛心”但這并不是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 遭受到種種的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斷。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閱一本舊相簿，一張張泛了黃的相片都承載著如許沉厚的記憶與懷念，時間是這個世紀的前半段，地點是作者魂牽夢縈的江南。
琦君在為逝去的一個時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訴說著基調相同的古老故事：溫馨中透著幽幽的愴痛。
1949年的大遷徙、大分裂，使得渡海來臺的大陸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樂園”的痛楚，思鄉懷舊便很自然地成為他們主要的寫作題材了。
林海音寫活了老北京的“城南舊事”，而琦君筆下的杭州，也處處洋溢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
琦君寫得最感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
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泉源。
琦君塑造的母親意象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充滿了“母心、佛心”。
──但這并不是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斷。
看過琦君膾炙人口的名篇《髻》的讀者，我想沒有人會忘記二媽頭上耀武揚威的發髻是如何刺痛著琦君母親的心的。
琦君替她母親鳴不平，為她母親立碑作傳，忠實地記錄下一位菩薩心腸的女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拋棄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著非人的痛苦與屈辱。
當然，琦君母親的故事，只有在從前舊中國社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會發生。
多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亂源。
漢朝呂后殘害戚夫人是一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說《金瓶梅》西門慶的眾妻妾從頭廝殺到尾，留給我們一幅最生動的中國“封建家庭”浮世繪；李瓶兒與尤二姐都是做小婦的典型的悲劇人物，中國家庭權力斗爭下的犧牲品。
難怪五四以來，進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對象就是中國人行之數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義又被列為罪惡之首，不少文學作品對此大加鞭笞，無情揭發。
奇怪的是，這些當年轟動一時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過境遷，卻很少留下深刻印象。
我想琦君并無攻擊“封建家庭”罪惡的企圖，她落筆相當含蓄，對她父親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責，甚至對她二媽寫得也算寬容，事實上琦君筆下，她父親是一個很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對自己發妻不自覺的殘忍，有時更加可怕。
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卻把中國舊文“怨而無誹”，中國文學這項傳統法則，恐怕還是有點道理的。
棄婦的一首挽歌《橘子紅了》是琦君偶爾為之的一篇小說，主題與她多篇散文相同──舊社會中“封建家庭”犧牲者，棄婦的一首挽歌。
大伯在外當官娶了交際花的姨太太，從此伯媽在鄉下就守了活寡。
大伯無子，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媽擅自替大伯娶了個貧家女秀芬做三姨太，做為產子的工具（這種怪事中國舊社會時有所聞，在別的國家則匪夷所思）。
大伯回到鄉下，并與秀芬圓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給伯媽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4個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個棄婦。
其間秀芬與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間，卻發生了一段似有似無的愛情，以當時的社會倫理，當然這段愛情必須以悲劇收場。
秀芬果然懷孕了，然而伯媽的愿望并未達到，大伯沒有回心轉意，倒是交際花二姨太緊張起來，親自下鄉，要把秀芬帶走，以便監控（這是重施王熙鳳對付尤二姐的故事）。
秀芬一害怕，胎兒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了她產子的功用，抑郁以終。
這則古老的故事，琦君著力描寫秀芬這位苦命女以及她與六叔那段凄美的愛情，但據我看，在這個故事中，伯媽這個三從四德看似平凡的舊式婦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棄婦還不算，又拉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跟她陪葬。
替丈夫納妾生子，其實出自她自私的動機：希望把丈夫從交際花身邊奪回來。
秀芬之死，伯媽是要負責任的。
然而在琦君筆下，伯媽又是那樣一個“豆腐心腸”的大好人。
其實大伯按傳統標準也沒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會容許的。
琦君作品中這些 “好人”卻往往做出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驚人的地方。
細細思量作品深度論者往往稱贊琦君的文章充滿愛心，溫馨動人，這些都沒有錯，但我認為遠不止此。
往往在不自覺的一刻，琦君突然提出了人性善與惡、好與壞、難辨難分、復雜曖昧的難題來，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細細思量了。
據琦君自白，這個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并沒有死，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門。
幾十年后，大陸經過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見了秀芬，她對過去一字不提，只淡淡的說了一句：“我的墳已經做好了。
”我在想，《橘子紅了》這篇小說如果按照真實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劇性更濃一些。
琦君心軟，不忍讓秀芬的苦難拖那樣久，像秀芬這種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