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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秦敘事散文
第一節 散文的萌芽
一、殷墟卜辭可以說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獸骨龜甲上簡略地記錄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辭，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記言、記事文字，也是書面文學的萌芽。
《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歷史文獻集。
《左傳》等引《尚書》文字，分別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總稱為《書》，漢人改稱《尚書》，意即“上古帝王之書”（《論衡·正說篇》）。
《尚書》的真偽、聚散，極其復雜曲折。
漢人傳說先秦時《書》有100篇,其中《虞夏書》20篇，《商書》、《周書》各40篇，每篇有序，題孔子所編。
《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到孔子修《書》。
但近代學者多以為《尚書》編定于戰國時期。
秦始皇焚書之后，《書》多殘缺。
今存《書序》，為《史記》所引，約出于戰國儒生之手。
漢初，《尚書》存29篇，為秦博士伏生所傳，用漢時隸書抄寫，被稱為《今文尚書》。
西漢前期，相傳魯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墻壁，發現另一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字體書寫的,所以稱《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16篇，孔安國讀后獻于皇家。
因未列于學官，《古文尚書》未能流布。
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獻偽《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
這部《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25篇，又從《今文尚書》中多分出5篇,而當時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偽古文與今文合共58篇。
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撰《尚書正義》,就是用古今文真偽混合的本子。
南宋朱熹以后，對其中真偽頗有疑議。
明代梅鷟作《尚書考異》,清代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等，才將《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乃屬偽造的性質斷實。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
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歷史上很有影響。
就文學而言，《尚書》是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標志。
據《左傳》等書記載，在《尚書》之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漢書·藝文志》已不見著錄。
敘先秦散文當從《尚書》始。
書中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
后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
秦漢以后，各個朝代的制誥、詔令、章奏之文，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
劉勰《文心雕龍》在論述“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文體時，也都溯源到《尚書》。
《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
如《盤庚》 3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
比喻：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比喻煽動群眾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都比較形象。
《尚書》在語言方面雖被后人認為“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古奧難讀，而實際上歷代散文家都從中取得一定借鑒。
歷來注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
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20卷，現存北京圖書館。
近人曾運乾的《尚書正讀》和牟庭的《同文尚書》等，也可供我們參考。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史。
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出現的《春秋》，是魯國史官所整理修訂的魯國的紀年史。
它以記錄魯國的歷史事件為主，同時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諸侯。
孟子和司馬遷都說是孔子所作，但《左傳·昭公二年》記：晉大夫韓起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這里的《魯春秋》當為現今《春秋》之原本。
這一年為公元前540年，孔子年僅十多歲，可能孔子對《春秋》做過刪改和修訂，《春秋》的原始作者可能是魯國世代相承的史官。
屬于記事體。
《春秋》的主要內容是記錄魯隱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發生在魯國和王朝及其他諸侯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國家重要的祭典、盟會，國君的嗣立、喪葬，各諸侯間的交往和互訪，以及大量有關軍事行動的記錄。
《春秋》記事，基本以某年、某月、某日于某地、某人發生某事的格式記寫。
記錄是提綱式的，但條陳清晰，言簡意賅。
如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按照自然事件的順序依次敘寫，全書約一萬六千五百余字。
春秋筆法：由于孔子和《春秋》的密切關系，一般認為“《春秋》采善貶惡”（《史記·太史公自序》）是表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的，即反對諸侯兼并，反對篡位奪權、犯上作亂。
而實際上這也是魯國史官的思想主張。
孔子不可能修改《春秋》的全部記事，他只是認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同上）這種“見之于行事”或稱“屬辭比事”的寫法，就是春秋筆法。
朱熹：“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朱彝尊《經義考》引朱熹）
第二節《左傳》
一、《左傳》的作者
《左傳》的作者，說法不一，比較可靠的是魯國的左丘明。
孔安國注《論語》時說：“左丘明，魯太史也。
”這位魯國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遭遇什么不幸，便雙目失明，成了一名瞽史。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劉向《別錄》說：“左丘明作傳授曾申。
”（孔穎達《杜預〈春秋序〉引》曾申是孔子弟子曾參的兒子，據此左丘明應該是孔子的晚輩。
但孔子對左丘明十分敬重，并引以為志同道合者。
《論語·公冶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正是左丘明所具備的良史之德，著述《左氏春秋》成功的主觀條件。
此外，左丘明還有撰寫史書的客觀條件，他所在的魯國，原是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地，號稱禮樂之邦，保存周代文獻比較完整。
晉杜預說他“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春秋經傳集解序》）為擴大自己的知識視野，他又同孔子一起到東周觀看有關史料，回魯后以孔子修訂的《春秋》為綱，仿照其體例，寫成了以部詳備的史書《左氏春秋》。
二、《春秋》與《左傳》的關系
班固認為《左氏春秋》同《公羊傳》、《谷梁傳》一樣，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因而稱《左氏春秋》為《左傳》，即所謂“《春秋》三傳”。
《公羊傳》、《谷梁傳》用問答形式逐層闡釋經文的“微言大義”，雖選詞嚴密、表述洗練，但由于只重訓詁釋義，所以歷來不為史學與文學研究者所重視。
關于《左氏春秋》是否為解經之作，歷來有很大分歧。
我們認為《左氏春秋》不是解經之作，而是自成體系的歷史著作。
理由是：
1、若為解經，須處處合經。
經所不載，傳亦不能隨意添加。
但《左傳》有無經之傳，也有無傳之經。
如文公十八年，經文中共載九件事，其中兩件“秦伯罃卒”與“季孫行父如齊”傳中沒有。
而傳中記載八件事，其中兩件“齊懿公報復邴歜父子”與“宋文公攻武氏”，經文中沒有。
可見，《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編寫內容。
2、《春秋》記載以魯國為本位，而《左氏春秋》雖稱魯為“我”，但敘述最多的是晉、楚之事，其次才是魯，其余齊、鄭、宋、衛、秦各國也各有記載。
可見《春秋》主要本于魯《春秋》，而《左氏春秋》則參考了晉國的《乘》、楚國的《梼杌》，同時博采古代和當時各種史書記載及歷史傳說，刪繁就簡，編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編寫原則。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記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過對話，展示許多舊史遺聞，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個歷史時期的部分史料。
向下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
有自己的編寫體例。
4、《春秋》所涉及內容是政治、軍事事件，《左氏春秋》擴大了記載范圍，反映了社會的全貌。
對春秋以來的變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與《春秋》也有區別。
《春秋》維護周禮，反對“犯上作亂”；《左氏春秋》卻對《春秋》譴責的人和事有時表示同情。
如魯宣公二年，《春秋》書：“趙盾弒其君”，而《左氏春秋》則大書“晉靈公不君”。
《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場。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經而作，當然說與《春秋》無關也不合適。
可以說，沒有《春秋》便沒有《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編年體，而且大體上以《春秋》的記事為綱，以《春秋》所列魯君的世次為序，來建構自己的框架。
但《左氏春秋》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在繼承的基礎上有巨大的創造。
三、《左傳》的文學成就
1、作為編年史，《左傳》的敘事藝術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晉·范寧《谷梁傳集解自序》中說：“《左傳》艷而富”，其“艷而富”的特點具體表現為：
《左傳》生動地展示了春秋時期五彩繽紛的歷史畫卷。
作者不僅記載各國君位的嬗變、執政者的謀權奪勢、政客的宦海升沉、貴族內部的傾軋火并、侯國之間的欺詐侵掠、遼闊戰場千軍萬馬的廝殺格斗、陰暗一隅數人的密謀策劃，各種各樣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動亂、五花八門的變故，無不網羅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歷史傳說、民間故事，甚至于還有風俗遺聞、童謠民歌。
這些材料通過細心的組織編排，極大地豐富了《左氏春秋》的內容。
《左氏春秋》廣采博取各種文字的、口頭的資料進行編撰，從現代編年史的標準看，顯得蕪雜，說明歷史科學尚在草創之中。
然而正是這一特點，才更體現了中國史傳文學的特點。
《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對龐雜的資料進行取舍與剪裁，全書所載歷史前略而后詳，后期更詳于襄公與昭公，二公在位共63年，不足全書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卻近于全書的一半。
就各國諸侯來說，也各有側重，晉國最詳，所記占全書的四分之一，晉國之事中又突出重點，詳細記載晉文公的霸業興衰。
記載較略之國，其事也不平均使用筆墨，如記鄭國的文字約15000字，多集中在鄭莊公、子產身上。
而子產為相執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
凡是能生動體現國家治亂、興亡，能形象地顯示社會各種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則“纖芥無遺”，反之則“丘山是棄”。
《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詳略標準，它深刻、形象、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左氏春秋》不滿足于《春秋》那種對歷史史事做簡單陳述的史筆筆法，它要展示那個動蕩歷史年代的全部過程，要展示各種歷史人物在各種事件中的各種表現，它摒棄了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創造了在生動記敘史事的基礎上顯示各種人物形象、心態，表達作者觀點立場的方法。
作者重視對事件的完整把握，對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有時能給予集中敘述，突破了編年體的界限，使事件的記敘有了記事本末的因素。
也使人物的刻劃有了傳記的意味。
《左氏春秋》敘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敘述事件的過程和因果關系，戰爭的敘述尤為精彩。
《左氏春秋》的戰爭描寫，全面反映了《左傳》的敘事特點。
《左氏春秋》一書，記錄了大大小小幾百次戰爭，城濮之戰、肴之戰、邲之戰、鞌之戰、鄢陵之戰等大戰的描述歷來被人們贊不絕口，戰事的醞釀、起因，戰前軍事、外交的謀略，兵馬的調遣、戰時激烈的搏殺，戰局的變化，雙方的進退，戰后勝負的結局，各方面的反應，認識的處理等，都表現得迂徐有致、筆力縱橫。
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通過蹇叔反對出師襲遠，介紹了肴之戰前秦、鄭、晉各方面的形勢與動態，又通過蹇叔哭師這一細節，預示了秦軍必敗的結局。
在戰爭描寫中，戰爭過程本身往往寫得比較簡略，但“疏而不遺，儉而無闕。
”作者常選取決定戰爭進程的關鍵人物來重點刻劃，以展示戰爭的經過。
常以戰場上這些人物的一句話、一個動作，來反映酣戰中千軍萬馬的心態和姿態。
如成公二年的《鞌之戰》：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齊師敗績。
晉軍將士殊死奮戰的英雄形象歷歷在目。
2、《左氏春秋》記言文字，主要是行人應答和大夫辭令，包括出使他國專對之辭和向國君諫說之辭等。
這些行人和大夫，憑借十分講究的言辭折服對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張，委婉而有力。
劉知幾《史通·申左》：“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
”行人辭令委婉陳詞，不亢不卑，慷慨激昂，顯示了個性風采。
《左氏春秋》的敘述語言詞約事豐、意蘊厚實。
如宣公十六年記載晉軍敗于楚，潰不成軍，作者寫道：“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晉軍倉皇敗逃之全狀可想而知。
作者又記入冬以后楚軍將士受凍，“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幾句體恤的話溫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貼切。
《左氏春秋》敘事能顯能晦，能虛能實，因物賦形，事愈錯綜，辭愈縱橫，聲調的緩急隨情而發，文筆的曲直莫不以肖為準。
有時筆法又出人意表，寫穢褻事筆反潔，寫繁雜事筆反簡，寫緊張事筆反暇。
變化多端，妙趣橫生。
劉知幾《史通》：“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
《左氏春秋》中有作者豐富的想像和合情合理的虛構，作者采集的文字記載、歷史傳說、民謠故事、神話異聞，僅是一堆“材料”，作者的想像與虛構不僅補足了材料中普遍缺少的細節，甚至還創造了一些必要的情節與人物的語言，它像粘合劑一樣，把全部材料粘連在一起，組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統一體。
想像與虛構是貫徹《左傳》寫作始終的一種重要藝術思維形式，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親的對話純屬作者揣摩、想像而虛構的。
想像與虛構的運用、作者對舊史料的修飾潤色、對傳說逸聞的廣泛吸收，使《左傳》行文更加鋪排，敘事記言更加夸張，因而不少人從史學的角度加以非難，王充《論衡》：“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相違反。
”范寧《谷梁傳集解自序》：“《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
”韓愈《進學解》：“《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從史學求真、無證存闕的原則看，《左傳》不是嚴格的史事記錄，然而從史傳文學的角度看，這正是《左傳》藝術創造的重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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