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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全書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 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
它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
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
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
”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
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
“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
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
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
”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并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
書中說：“夫神思方遠。
萬涂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
”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
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
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
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
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范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
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
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
他關于“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后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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