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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爾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國作家。
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
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
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
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
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9歲喪父。
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
于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
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
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
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并廣泛閱讀文學作品。
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
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業，在兄弟析產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度過。
回到莊園后，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
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
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
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于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
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 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后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
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準尉。
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
克里木戰爭開始后，自愿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任炮兵連長，并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后防御戰。
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態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
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并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
在這里他以不諳世故和放蕩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的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
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學見解。
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
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
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志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
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游歷。
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臺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
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
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落后的清醒認識。
對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
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并在自己莊園試行，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
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制，卻認為根據“歷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
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制，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
由于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
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后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并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學校。
后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教育雜志。
這些活動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
加之在農奴制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又招致貴族農奴主的敵視。
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
不久他關閉了學校。
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爾斯泰曾一度傾心于鄰近的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此后又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沒有成功。
1862年9月，他同御醫、八品文官安?葉?別爾斯的女兒索菲亞?安德列耶夫娜結婚。
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僅為他操持家務，治理產業，而且為他謄寫手稿，例如《戰爭與和平》就抄過多次。
但她未能擺脫世俗偏見，過多為家庭和子女利益著想，不能理解世界觀激變后托爾斯泰的思想。
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劇。
新婚之后，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
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業，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從1863年起他以6年時間寫成巨著《戰爭與和平》。
這段時間的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
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托爾斯泰為之奔走，終被槍決。
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爾斯泰的心靈的寧靜與和諧沒有保持多久。
1869年9月因事途經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
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
在這前后，他在致友人書信里談到自己近來等待死亡的陰郁心情。
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對叔本華哲學發生興趣，一度受到影響。
從70年代初起，“鄉村俄國一切‘舊基礎’……的破壞”的加劇，“到民間去”等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
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該怎么辦”。
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
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
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
此后，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并結識農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
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變，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在《懺悔錄》(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論文里，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對富裕而有教養的階級的生活及其基礎——土地私有制表示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猛烈的抨擊。
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
這是因為他不僅反映了農民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也接受了他們因政治上不成熟而產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惡的思想。
列寧剖析這種驚人的矛盾說：“作為一個發明救世新術的先知，托爾斯泰是可笑的……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
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說來，恰恰表現了我國革命是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托爾斯泰觀點中的矛盾，的確是一面反映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歷史活動所處的各種矛盾狀況的鏡子。
”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
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游戲”，并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
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
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爾特科夫等創辦“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爾斯泰學說的書籍；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后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并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態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
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
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
至此又因《復活》的發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于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
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
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爭。
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
而在革命失敗后，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
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頗多反映。
在他生前的最后幾年，他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
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
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
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
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
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爾斯泰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851～1862)這是他的探索、實驗和成長的時期。
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在發展和變化，個別作品帶有模仿的痕跡。
他后來作品中的一些基調和特色也已初具雛型。
托爾斯泰早在1847年起開始寫日記，以后一直堅持到晚年。
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幾乎占他的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
日記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的紀錄，也是鍛煉寫作、通過自身研究人的內心生活秘密的手段。
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樣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記擴充和藝術加工而成的。
托爾斯泰的許多作品帶有自傳性質，這首先見于最早發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寫成的中篇小說《童年》(1851～1852)以及后來陸續發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據他的構思還要寫最后一部《青春》，構成長篇小說《四個發展時期》，但沒有寫成)。
這個三部曲表現主人公如何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成長。
他不滿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
作品洋溢著貴族莊園生活的牧歌情調，但也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盡管作家晚年說這是不真誠的。
同一時期創作的《襲擊》(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軍事小說，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和見聞寫成的。
這些作品克服俄國文學中戰爭描寫的虛假的浪漫主義傾向，表現流血和死亡的真實場面，描寫普通士兵和軍官的樸素但卻悲壯的真正愛國主義，揭示貴族軍官的虛榮心和裝腔作勢。
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爾斯泰才華的兩個特點：“心靈的辯證法”(即寫心理的過程)和道德感情的純潔，主要就是根據上述作品概括出來的。
從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面貌發展的線索來說，繼三部曲之后的是：《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農奴制下通過改善農民生活以協調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的道路。
這也是他親自觀察所得，因此能夠“鉆到農民的心靈中去”(車爾尼雪夫斯基語)。
《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爾謝尼耶娃愛情關系的反映，但也表現了他當時逃避現實、追求與世隔絕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他很快就否定了這篇作品。
《哥薩克》(1853～1863，這是原計劃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沒有寫成)，表達了作家要脫離自己環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嘗試。
主人公奧列寧厭棄上流社會的空虛和虛偽，在奇偉的大自然和純樸的哥薩克中間，認識到幸福的真諦在于愛和自我犧牲，為別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擺脫貴族的習性，這幻想以破滅告終。
這個“出走”的主題后來不斷出現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
在藝術上，《哥薩克》開始從心理的細致刻畫轉向客觀地廣泛描寫現實生活的史詩畫面，為創作《戰爭與和平》作了準備。
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兩個驃騎兵》(1856)寫父子兩代人，作者欣賞父輩的熱情豪邁的騎士風度，而鄙棄子輩的猥瑣自私的實利觀點。
《阿爾別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寫藝術家的。
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創作”問題，作品中宣稱“美是人世間唯一無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的產物。
《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時的見聞為基礎，揭露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和資本主義同藝術相敵對的實質。
但這里已出現否定資本主義文明的相對進步意義的傾向，他的批判又是從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發，是托爾斯泰主義的最初表現。
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歸真返樸的思想在《哥薩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后兩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識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
這里有盧梭的影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農民接近，他開始直接描寫農民生活。
未完成的作品《田園詩》(1860～1861)和《吉洪和瑪蘭尼婭》(1860～1862)對古老的農民生活方式過分美化。
《波里庫什卡》(1861～1863)表現農奴制下不可能為農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卻導致波里克依的自殺，作品充滿了陰暗的色彩。
在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
中期(1863～1880) 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托爾斯泰從1856年開始想寫關于十二月黨人的小說，在1860至1861年間寫了開頭3章(1884年發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這個題材寫了一些片斷，但與原來的構思毫無聯系)。
他的注意力漸漸轉移到關于1812年衛國戰爭的《戰爭與和平》(1866～1869)。
這不是遁入歷史，而是試圖從歷史上給貴族階級尋找存在的價值，用以解答當時解放運動應由哪個階級領導的問題。
但由于長期的親身體驗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歷史上的作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小說展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從1805年到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夜。
出現于前景的是兩種類型的貴族。
一類接近宮廷，談吐優雅，雍容華貴，但道德敗壞，利欲薰心，醉生夢死，崇拜法國文化，漠視祖國命運。
另一類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領地貴族，主要是羅斯托夫和包爾康斯基兩家，忠厚慷慨，感情強烈，富于愛國主義精神。
屬于這類貴族的還有彼埃爾?別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爾康斯基是中心人物。
他們兩人都不斷進行思想探索，飽嘗生活中的甘苦，都在衛國戰爭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諦，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最后安德烈因負傷死去，彼埃爾將成為十二月黨人。
小說所熱情歌頌的真正愛國英雄是人民，是許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軍官，他們樸實英勇，藐視死亡，和貴族軍官的嘩眾取寵適成對照。
小說還把庫圖佐夫寫成人民智慧的體現者。
他于單純、平凡中見偉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資本主義西歐的傲慢自負而實際渺小的拿破侖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緒，聽任事物的客觀發展，因此高于拿破侖并取得對后者的勝利。
在托爾斯泰看來，俄國的前途在于“優秀”貴族和人民的合作，這種思想是錯誤的。
但在小說中，這種結合是在面臨民族矛盾時實現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
同時，他雖然也寫到彼埃爾和安德烈所實行的農業改革，卻并不隱諱農民對地主的不滿心理。
小說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見。
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現了宗法制家庭的賢妻良母理想；庫圖佐夫形象表現了反對理性、崇奉無意識活動和自發的生活原則。
特別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農民，宣揚逆來順受和不抗惡的思想。
《戰爭與和平》寫成后，面對俄國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和宗法制農村舊秩序的分崩離析，托爾斯泰企圖從彼得一世時代尋找當代社會變化的原因。
他承認彼得做了偉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責備他把歐洲文明移植到俄國。
從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時代的大堆史料。
但這項工作為《啟蒙讀本》所打斷。
后來只寫成關于彼得的小說的開頭部分，便轉向現代生活題材的《安娜?卡列寧娜》的創作。
《啟蒙讀本》(1871～1872)涉及的國民教育問題，在當時也是迫切問題。
托爾斯泰自稱這本書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國“整整兩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
這部書共包括373篇作品，有關于自然科學的，但大部分是文學方面的，思想傾向保守。
而且由于托爾斯泰不同意科學的啟蒙作用，《啟蒙讀本》反對新教育學的基本方法和原則，因此遭到進步教育學家的反對。
他曾為此撰文辯解，并公開辯論。
但《啟蒙讀本》確有可取之處：它擺脫了新教育學的機械方法；其中很多經過改編的民間故事都富于藝術性，語言簡潔、明確、生動。
特別是1875年經過他修改的《新啟蒙讀本》，很受歡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開始動筆，原來只想寫一個上流社會已婚婦女失足的故事。
而在1877年寫成的定稿中，小說的重心轉移，主要是寫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災難性后果：貴族階級家庭關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敗壞，貴族地主在資產階級進逼下趨于沒落以及農村中階級矛盾的激化。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虛偽和冷漠，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
但她既無力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而冷酷的道德的壓力，又不能完全脫離貴族社會，戰勝自己身上貴族的傳統觀念，在極其矛盾的心境下臥軌自殺。
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傳性人物。
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經濟的沒落，尋求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農民合作來緩和階級矛盾，并把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推廣至全世界。
這種空想破滅后，他悲觀失望，懷疑人生意義，甚至要從自殺中求解脫，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農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歸宿。
這部作品已沒有《戰爭與和平》中和諧明朗的色彩和歷史樂觀主義，人物充滿著矛盾、緊張和惶恐的心情，全書閃現著惡夢、宿命的預感和死亡的陰影。
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的社會生活的變化無常和作家世界觀中悲觀情緒的滋長。
不過，列文的緊張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變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強。
晚期(1881～1910)這時期總的傾向是：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面是表達自己的新認識，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
創作是多方面的，有戲劇、中短篇和長篇小說、民間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則是政論和論文。
托爾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寫戲劇，其中《一個受傳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對“虛無主義者”即革命民主派的。
80年代起又對劇作發生興趣。
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勢力》(1886)揭露金錢的罪惡，同時宣揚拯救靈魂的說教；《教育的果實》(1891)以貴族和農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為沖突的基礎，諷刺前者的游手好閑和精神空虛，表達后者因缺乏土地而產生的強烈憤慨；《活尸》(1911)寫一個覺醒的貴族因社會制度不合理而離家出走，同時揭露貴族的自私冷酷和他們的合法婚姻的虛偽性。
經過長時間創作的《光在黑暗中發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觀轉變后同家庭和社會的沖突，宣揚不抗惡，而劇情的發展又反駁了這種說教的無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魔鬼》(1911)、《謝爾蓋神父》(1912)和《舞會之后》(1911)的主題主要是精神覺醒或離家出走，并反對**，宣揚宗教的禁欲主義；另一方面則是批判貴族資產階級的空虛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間的虛偽而冷酷的關系；《舞會之后》還揭露軍隊中的酷刑。
此外，《霍爾斯托密爾》(1863～1885)揭示私有財產對其犧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毀滅性的危害；《偽息券》(1911)則接近《黑暗的勢力》的主題。
在1905年革命前夕寫成的《哈澤—穆拉特》(1904)描寫山民的強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這次革命中寫成的《為什么？》(1906)歌頌波蘭人民的英勇起義，揭露沙皇的殘酷鎮壓；兩者是對當時暴力革命的反應，但就在同時寫成的《柯爾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則又重復博愛和寬恕可以擺脫邪惡的論調。
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是托爾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節的基礎是真實的案件。
貴族青年聶赫留道夫誘導姑母家中養女、農家姑娘卡秋莎?瑪斯洛娃，導致她淪為妓女；而當她被誣為謀財害命時，他卻以陪審員身份出席法庭審判她。
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當時社會卻有典型意義。
小說一方面表現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題——精神覺醒和離家出走；主要方面則是借聶赫留道夫的經歷和見聞，展示從城市到農村的社會陰暗面，對政府、法庭、監獄、教會、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
不過，作品的后面部分，漸漸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惡和自我修身的說教。
托爾斯泰的力量和弱點，在這里得到最集中最鮮明的表現。
《民間故事》(1881～1886)大多滲透著宗教倫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風遺習的傾向，但卻以情節緊湊、語言簡樸著稱。
某些作品也具有積極意義，如《一個人需要很多土地嗎？》譴責土地私有，《兩個老頭》批判私有財產，《蠟燭》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緒等等。
托爾斯泰的文章和論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構成他的文學遺產的重要部分。
政論性的論文占大多數，其寫作始于青年時代。
60至70年代寫過關于教育問題和關于薩馬拉饑荒的論文。
最有意義的是世界觀激變以后的文章。
《教條神學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會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會是“有產者政權”的婢女，并宣傳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觀；《那么我們該怎么辦？》(1882～1886)、《天國在您心中》(1890～1893)和《當代的奴隸制》(1899～1900)等文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實即奴隸制，而工廠奴隸制是土地奴隸制的直接后果；國家是保衛有產者并壓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則是“戰爭、死刑、法庭、奢侈、淫蕩、兇殺和使人毀滅”的萬惡之源。
在90年代初俄國許多省份受災時，他寫了《論饑荒》(1891)、《可怕的問題》(1891)和《饑荒抑或不是饑荒》(1898)，指出當時饑荒的嚴重性，并斷言“人民之所以饑餓，是由于我們吃得太飽”，應該“從人民的脖子上爬下來”，把土地等歸還他們。
在1905年革命的時期，他宣稱自愿充當“從事農業的一億人民的辯護士”，寫了《論俄國的社會運動》、《深重的罪孽》、《致農民的論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
而在《關于莫斯科的調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論俄國革命的意義》(1906)和《究竟該怎么辦？》(1906)等文中還陳述城市下層的貧困境況和工人的沉重勞動。
此外還有一些反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文章。
這些論文同樣有其消極面，如否定一切國家、一切暴力，幻想人們的團結，鼓吹愛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自傳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短篇小說《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
中篇小說《哥薩克》
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
中篇小說《波利庫什卡》
長篇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
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
《懺悔錄》
“人民戲劇”：《黑暗的勢力》、《教育的果實》、《活尸》等
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萊采奏鳴曲》
長篇小說《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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