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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堯棠，祖籍浙江嘉興，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
自幼在家延師讀書。
五四運動中接受民
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
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語專門學
校攻讀英語，參加進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參與組織“均社”
，進行反封建的宣傳活動。
1922年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
發表《被虐者的哭聲》等新詩。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東南大學附中讀書，1925年夏
畢業后，經常發表論文和譯文，宣傳無政府主義。
1927年赴法
國，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1929年在《小
說月報》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
1928年冬回國，居上海，數年
之間，著作頗多。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陽》、《新生》、《砂
丁》、《萌芽》和著名的“愛情三部曲”《霧》、《雨》、
《電》。
1931年在《時報》上連載著名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
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
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
同年秋天東渡日本。
次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學叢
刊”、“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
1936年與靳以創
辦《文季月刊》，同年與魯迅等人先后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
作者宣言》和《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抗日戰爭期間輾轉于上海、廣州、桂林、重慶，曾任《吶
喊》周刊(后改名《烽火》)發行人、主編，擔任歷屆中華全國
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理事。
1938年和1940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
《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1940年至1945年寫
作了“抗戰三部曲”《火》。
抗戰后期創作了中篇小說《憩園》
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長篇小說《寒夜》。
短篇小說以
《神》、《鬼》為著名。
抗戰勝利后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
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當選文聯常委。
1950年擔
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
曾兩次赴朝鮮前線訪問，輯有《生活在
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
1960年
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
“**”中，遭到了
殘酷的迫害。
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散文《隨想
錄》。
由他倡議，1985年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他的著作被
譯為多種文字。
1982年至1985年相繼獲得意大利但丁國際榮譽
獎、法國榮譽勛章和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美國文學藝
術研究院名譽院士稱號。
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文聯副主
席。
巴金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
1948至1949年初，當解放戰爭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他依然在唱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志編輯。
因此，他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響他此時思想判斷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標題”；(《〈寒夜〉再版后記》) 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國革命黨人和法國民主知識分子反抗王權與爭取個性自由的思想傳統。
1948年前后的上海，為讀者攝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雜志編輯和校對工作時的“身影”。
他留在歷史鍵盤上的“聲音”，也是巴金所獨有的，帶有巴金式的姿態和氣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說：“現在上海很少有書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長篇，趙家壁還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書，難有賺錢希望。
肯出適當價錢買版稅的，可說是沒有。
”當年5月5日，致沙汀的書說：“您問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稅結過沒有，這事情我已打電話到書店去查問過了。
據說您的書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稅是舊版書的最后一次版稅。
《淘金記》、《還鄉記》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
書店會計部另有回信寄給您。
”7月25日，致信范泉說：“據寄上，請查收。
原稿收到，謝謝。
要是方便，請您再寄一本刊載《懲戒室》的那期《文藝春秋》。
”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稅這期有四十多萬，已囑書店通知重慶分店轉匯。
”10月26日，又告訴敬之：“我已與會計科講好，預支版稅五十萬元，由渝轉來，今天同時寄一信給濟生，請他照辦。
”12月21日，對來約稿的《文藝春秋》雜志主編范泉“訴苦”道：“近日仍忙著看校樣，新春隨筆之類無法寫，請原諒。
稿費當于見面時奉還。
”12月29日，接著告知敬之：“版稅已囑書店早匯，大概仍由重慶分店劃付，不過書店辦事難免不拖幾天。
”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書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編輯”、“寫作”與“人事”方面的苦惱。
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書：“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幾十頁待OK。
房子問題弄得我頭痛。
我實在無法寫信給你。
”又如8月29日致友人書：“我去北平前幾天朗西夫婦約了幾個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應回滬后辦交代。
現在是康嗣群做總經理，朱洗做董書長。
我無權請你回來了。
”……“敬之”是此時作家沙汀在四川安縣家鄉隱居時的化名，他當時就用岳母黃敬之的名字與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稅。
(《巴金書信集》)
縱觀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難免給人“世俗”的、同時也非常真實的印象。
那場決定著民族生死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觸動。
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還在街道上到處彌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
然而，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
事實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個勤奮的“作家”和態度誠懇負責的“編輯”的形象，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厚厚的大書中的。
這是他給自己、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定位”———只不過在50至70年代暫時“偏離”了一段時間而已。
當然這是后話。
我們關心的仍然是：就這時巴金真實的心態和處境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是怎樣安排與籌劃自己的文化命運的？而這種“安排”與“籌劃”，他對現實所采取的應對態度，對一代作家未來的命運究竟會意味著什么？巴金是自覺地投入大革命的懷抱，真心誠意地選擇了歷史的嗎？如果不是，那它又顯示了怎樣一種思想命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讓我們再把“鏡頭”搖回到1948年。
需要指出的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早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歲。
如果人生以百年計，無疑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齡”。
而且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為人和作文都要“單純”得多。
解放軍進入市區之前，就有人勸他移居海外。
但當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來，無意之中卻調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靈的“天平”：“有個戴著眼鏡穿著解放軍制服的中年瘦個子來霞飛坊五十九號，他徑自跑到樓上巴金家中，用雙手緊握住巴金的手不放。
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認識的在魯迅身邊工作過的黃源。
”(徐開壘《巴金傳》)黃源是在抗戰中參加新四軍的，他現在的身份是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的負責人。
如果說巴金對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故爭、解放戰爭，從山溝里走出來的中國**還比較陌生的話，那么他卻非常熟悉老朋友黃源。
在某種意義上，黃源對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國**人，他是一個既具體又親切可信的存在。
他就是一個無形的“資信”。
正如魯迅是通過瞿秋白、馮雪峰、胡風等左翼文人認識了中國**一樣，巴金也通過文壇老友黃源認識了一個新的時代。
翻讀巴金這一時期的文章，這一漸漸培養起來的“信任感”，給人留下了十分觸目的“印象”。
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稱那些黨員作家為“朋友”，他說：“我稱你們做朋友，你們也許不認識我”，“雖然我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們旁邊，我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
”他也學會了用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從中國的上海來。
上海，這個國際聞名的城市，肩人稱它是罪惡的城市，有人稱它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里小孩挨餓，婦女受辱”，“勞動力毫無原因地被浪費，被糟蹋。
這就是帝國主義一百年來的成就。
”(《巴金選集》第九卷)他甚至還勸老友與人談談自己的“思想問題”。
(《巴金書信集》)顯然，在一個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作家和編輯身上發生的“轉變”，的確是“快”了一點，因為它中間缺少必要的“過渡”和“鋪墊”——然而，這就是巴金——一個“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的大好人。
像他筆下的覺慧一樣，他胸無城府，心靈有如藍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懂得敘述游戲的小說，他的愛和恨，對人從來都不設防.
《滅亡》(中篇小說)1929，開明
《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理論)與克剛等合著，1927，
上海民鐘社
《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理論)1930，上海自由書店
《死去的太陽》(中篇小說)1931，開明
《復仇》(短篇小說集)1931，新中國
《霧》(“愛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說)1931，新中國
《海的夢》(中篇小說)1932，新中國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說)1932，開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雜記》，1932，新中國
《光明》(短篇小說集)1932，新中國
《雨》(“愛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說)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說)1933，開明
《電椅》(短篇小說集)1933，新中國
《抹布》(短篇小說集)1933，北平星云堂書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長篇小說，又名《激流》)
1933，開明
《萌芽》(中篇小說，又名《雪》)1933，現代
《新生》(中篇小說)1933，開明
《旅途隨筆》(散文集)1934，生活
《將軍》(短篇小說集)1934，生活
《巴金自傳》(傳記)1934，中華
《電》(“愛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說)1935，良友
(《霧》、《雨》、《電》合訂為《愛情的三部曲》1936，
良友)
《點滴》(散文集)1935，開明
《神·鬼·人》(短篇小說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說集》(1-3卷)1936-1942，開明
《生之懺悔》(散文集)1936，商務
《沉落》(短篇小說集，又名《淪落》)1936，商務
《憶》(回憶錄)1936，文生
《發的故事》(短篇小說集)1936，文生
《長生塔》(童話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說集)1937，文生
《短簡》(散文集)1937，良友
《控訴》(散文集)1937，重慶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長篇小說)1938，開明
《夢與醉》(散文集)1938，開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慶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長篇小說)194O，開明
《利娜》(中篇小說)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馮文淑》，第三部又名《田
惠世》，長篇小說)1940—1945，開明
《星》(英漢對照，中篇小說)1941，香港齒輪編輯社
《無題》(散文集)1941，文生
《龍·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還魂草》(短篇小說集)1942，文生
《廢園外》(散文集)1942，重慶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說集)1943，文生
《憩園》(中篇小說)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說)1946，良友
《旅途雜記》(散文集)1946，上海萬葉書店
《寒夜》(長篇小說)1947，晨光
《懷念》(散文集)1947，開明
《靜夜的悲劇》(散文集)1948，文生
《納粹殺人工廠—奧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華沙城的節日—波蘭雜記》(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選集》(短篇小說、散文等合集)1951，開明
《慰問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們中間》(散文通訊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說、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衛和平的人們》(散文、通訊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說選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談契河夫》(理論)1955，平明
《大歡樂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堅強的戰士》(散文集)1957，少兒
《明珠和玉姬》(兒童短篇小說集)1957，少兒
《—場挽救生命的戰斗》(報告文學)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選集》(短篇小說、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聲集》(散文、短篇小說合集)1959，人文
《友誼集》(散文集)1959，作家
《豬與雞》(短篇小說)1959，作家
《贊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藝
《李大海》(短篇小說集)1961，作家
《傾吐不盡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賢良橋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夢》(中短篇小說合集)1979，人文
《煙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隨想錄》(散文集)1979，香港三聯
《巴金中短篇小說選》(上下冊)1980，四川人民
《巴金選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隨想錄》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聯
《巴金選集》(散文、短篇小說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創作回憶錄》1981，香港三聯
《探索與回憶》(《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選集》(1-10卷，小說、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創作回憶錄》(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選》(上下冊)1982，浙江人民
《憶念集》(散文集)1982，寧夏人民
《真話集》(《隨想錄》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聯
《巴金論創作》(理論)1983，上海文藝
《巴金散文選》1983，文聯
《文學回憶錄》與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隨想錄》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聯
《童年的回憶。
(回憶錄)1984，四川少兒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訴集》(散文集)1985，海峽文藝
《心里話》(《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藝
《十年一夢》(散文集)1986，人民日報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選》(散文集)1986，上海文藝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齊)
《無題集》(《隨想錄》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聯
《巴金》(短篇小說、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聯
《當代雜文選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藝
《尋找理想的少年朋友》(書信集)1987，少兒
《雪泥集》(書信集)1987，三聯
《巴金書簡.新編》1987，四川文藝
翻譯著作：
《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阿里斯著，1927，民鐘社
《面包略取》(理論)俄國克魯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
書店；又名《面包與自由》，1940，平明
《獄中與逃獄》(回憶錄)俄國克魯泡特金著，與李石曾合
譯，1927，廣州革新書局
《薇娜》(短篇小說、劇本合集)波蘭廖.抗夫著，與李石
曾合譯，1928，開明
《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下編，理論)俄國克魯
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書店
《為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短篇小說集)俄國普利洛克等
著，1929，新宇宙
《一個賣魚者的生涯》(傳記)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
海自由書店
《蒲魯東的人生哲學》(理論)俄國克魯泡特金著，1929，
上海自由書店
《前夜》(劇本)彼蘭廖.抗夫著，1930，上海啟智書局
《丹東之死》(劇本)蘇聯A·托爾斯泰著，1930，開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說集)蘇聯高爾基著，1931，上海馬
來亞書店
《秋天里的春天》(長篇小說)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
開明
《過客之花》(劇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開明
《自傳》俄國克魯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書店
《獄中記》(傳記)美國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國虛無運動史話》(史話)俄國斯特普尼亞克著，1936，
文生
《門檻》(短篇小說集)俄國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劇本)波蘭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論)俄國克魯泡特金著，1937，美國舊金山
平社出版部
《一個家庭的戲劇》(傳記，又名《家庭的戲劇》)俄國赫
爾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詩集)俄國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與子》(長篇小說)俄國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遲開的薔薇》(短篇小說集)德國斯托姆著，1943，文生
《處女地》(長篇小說)俄國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詩》(散文詩集)俄國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樂王子集》(童話、散文詩合集)英國王爾德著，1948，
文生
《回憶托爾斯泰》(回憶錄)蘇聯高爾基著，1950，平明
《回憶屠格涅夫》(回憶錄)俄國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
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說集)蘇聯高爾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說集》俄國屠格涅夫著，與肖珊合譯，
1959，人文
會在臺州遇見巴金先生，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那是一個在臺州開始下雪的日子，北風很緊，我為借一本書，跑到一個中學校的圖書館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里面。
他的走到臺州，是受了新從法國回來的老友朱洗君的勸誘的。
朱君經過上海時，對他夸張臺州的天氣怎樣溫和，山水怎樣秀麗，引他到了臺州。
誰知天不做美，歡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場嚴寒，凍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說謊。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幾個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歡談話，人們問他，是必誠懇地答復的，卻從不自己引起話機。
為沒有很多的話可問，“廢然而返”的青年，也頗不少。
有一天，因朱君的介紹，一個中學校的校董，特地設了席，“請巴金先生談談”，這是臺州的大紳士，曾經自稱為“無……主義”者，深通世故人情，主張凡事“老例莫改，新例莫增”的，他同“巴金先生”在那天“談談”什么呢?我很想問問巴金先生，不知怎的終于沒有問成。
想象起來，該是一個很有興味的Soène罷?
* * *
就在那個中學校的圖書館里，我同巴金先生談了許多話。
我們談到Esperanto運動，談到他最近的長篇《新生》，批評穆時英，提起韓侍 。
我說中國的批評界實在太糟，他說中國根本無所謂批評，但有兩個人很有希望，就是蘇汶和韓侍 ，因而又談到“自由人”運動和左翼文壇。
我問他在上海所觀察到的文壇的趨勢，兇說這倒不容易看出，因為現在的文壇實在太混沌。
最后，我單刀直入地說到他的作品。
“你的《砂丁》、《煤坑》這類作品，是有實際的觀察做根據的么?”先是這樣的動問。
“有的，我曾經到過礦山和煤坑，我親眼觀察過那種情形。”
在這時候，我忽然覺到他的尖銳的眼光以兩片玻璃為障礙蔽物，很留心地在偵察我。
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開了。
“我同意于《現代》上一個讀者的意見，你的作品的結局，過于陰暗，使讀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
不過我的作品是藝術，不是宣傳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論寫入我的作品中去。
我從人類感到一種普遍的悲哀，我表現這悲哀，要使人類普遍地感到這悲哀。
感到這悲哀的人，一定會去努力消滅這悲哀的來源的，這就是出路了。
我是有一種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著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寫出幾句標語來。”
“我認為自從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的時代以來，暴露社會的黑暗，表現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經很多很多了，在讀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經太濃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會新的人生的光明。”
“是的，不過作家的意識是被生活所決定的。
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擊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給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寫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寫別樣的作品。”
接著，我轉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往在都會中的時候，讀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動，但在農村中生活了兩三年之后，我的感覺就不同了。
你所表現的悲哀，對于生活在農村中的人，有許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緣故。”
這一句話，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農村中去住若干時候，看看農村中的情形。
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是農村問題。
這方面，實很需要作家的注意。
對于封建勢力之下的舊農村的描寫，魯迅曾盡了最善的努力。
近來，茅盾、蓬子等作家，則努力于最近的恐慌之下的農村的描寫，我覺得這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你曾經自嘆你的作品或將寫完，也可以向這方面去找一點新的題材么?”
關于這一點的他的答復，頗出我的意外，他說：
“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
我認為藝術與題材是沒有多大關系的，藝術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現人類的感情和思想。
偉大的藝術作品，不拘其題材如何，其給予讀者的效果是同樣的。”
但是，我還要追下去：“我所看到的情形卻不然。
現代許多作家的作品，只是都會生活者的讀物，在農村中很少流行，就是因為題材之故。
魯迅的作品不能說沒有藝術價值，而且也不見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實際上獲得最多的讀者。
假使有兩部在藝術意味上是同樣偉大的作品，一定是以農村的題材的題材的一部，更易獲得讀者，因為中國的讀者，存在于農村中的比都會中的為多。”
而巴金先生的答復仍舊是：“這是比較好，然而并非必要”兩句話。
有一天，他到我的寓所去看我所譯的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的草稿。
我征求他的批評。
他給我一個很使我感奮的答復，后來，他看到我在這譯稿上的筆名，若有所思地問我：
“你是譯過一篇高爾基的小說的罷?棗就是那《秋夜》，我在克剛處看到的。”
這一問，使我稍有點吃驚，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還是一個學生，跟了吳克剛先生學法文，有一天，我偶然從法文重譯了高爾基的《秋夜》，署了一個筆名，請吳先生替我校正，不知怎的卻被巴金先生看到了。
我想他一定是偶然瞥見的罷。
想不到事隔五年，他還記得這種瑣細的事。
這不但可見他的記憶之強，并可見其注意之深，他的作品中對于人心的深刻的觀察，以及對于悲哀的親切的體驗，由此可知不是無故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