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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如詩,自魏晉南北朝而一變.前人的研究認為先秦史乘偏重紀實,諸子之文則偏重說理,除被漢人視為雕蟲小技的辭賦之外,純文藝的作品為數不多.魏晉南北朝散文的一大變遷,就是特重抒寫情志,亦即個性的張揚.從建安開始,述志、言情、體物等類散文和辭賦都得到長足發展,書札應用之文,亦寫得情真而語暢,即是顯著標志.
古人對于文學作品的研究一般都是經歷過漫長的認識過程,因此我覺得魏晉南北朝時期對于應用文體的研究并不是以專著、專論的形式出現,而是散見于相關的文論著述之中.劉勰在《文心雕龍·附會》中提出：“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明體才能合體,才能得體.魏晉南北朝的應用文體研究始于曹丕,經陸機、摯虞、劉勰就具體論題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現出繼承與發展的歷史軌跡.而且魏晉南北朝文學已不再是經學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則是更注重個性的表現.沈約將建安文風的特點歸納為“以氣質為體”,氣質則體現為個性.前人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文體更多的是從當時文學本身角度所具有的特征論述,而缺少的則是對作品本身具有的審美價值和內在特征去表述.然而從作品本身角度去看待魏晉南北朝時期辭賦、駢文與散文更具有創作的時代意義與審美價值.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辭賦看,其創作特征尤為顯著.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其統治的特點是尚刑名,即立法很嚴,影響到文章,變成了清俊通脫、質樸簡約的風格.曹丕又提倡“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這種文學取向,適時地反映了當時人對文學特性的認識與追求,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即使文章于通俗之外,加上華麗壯大.正如陸機所謂“吐滂沛乎寸心”,各種沉潛的或稍縱即逝的感悟傾注于筆端.再如丕、植兄弟提倡并長書札,多追懷昔游,品第時文,敢時序流逝,恐榮名不立,清新流暢,頗富情韻.其作風影響建安一代,七子之作,與三曹多有共通之處.因而這個時期的文學總體上說,較之于兩漢,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價值.建安文學的時代風貌,首先在詩歌中得到集中體現,即如劉勰所言“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是無疑的.不過,辭賦、書信、詔令等其他文體的創作,也流露出一種新鮮生動的氣息,即表現為對舊體裁的改造,也表現為強化應用文的文學性,從而下開其后文章創作體增類、表能競才的風尚.
建安之文亦有從辭請志顯到藻飾漸繁的過程,這也預示著此后美文的發展.辭賦在魏晉時期出現了新的局面,其標志是抒情小賦的涌現,從而拓展了辭賦的表現領域與表現風格.沿著東漢以來情理賦發展的方向,魏晉之際的辭賦創作顯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隨著情歌表現領域的擴大,作者表現力也在個性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與東漢班固、張衡等賦家兼善散體大賦與騷體辭賦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往往集詩人與小賦作者于一身,這也標著詩賦交相影響的深化.其王桀的《登樓賦》善于自然地切入當下最真實的情境,而并不是刻意地顯示對道家或儒家思想的歸宿感.
魏晉學術,一改漢代儒術獨尊的局面,刑名、老莊之學興盛,道佛二教亦各有發展,從而形成繼春秋戰國以后又一個思想活躍期.各種思想思想交鋒爭辯,成為一時風尚.談辯之風也影響于文章,如賦體出現辯難之作,以及思理見長的作品.但最能凸顯出這一時期論辯風采的則是論辯文.單篇說理之文,雖起于漢代,但受特定時代學術風氣的激蕩,論辯文至魏晉出現高潮,其表現一是主題廣泛,二是名家輩出.其中嵇康成就最為杰出,他的論辯文多涉及當時重要的玄學論題.由此可看,論辯文的勃興推動魏晉時期文學的發展.
文學的自覺,使魏晉南北朝文人漸漸重視詩文的音樂美和形式美.西晉文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駢偶化——散文和辭賦都不約而同地朝著駢儷的方向發展,表現出一種詩化的傾向,逐漸形成了我國獨有的美文樣式-----俳賦和駢文,統稱駢體.駢體的三大特點是：講究對仗而多用四六言句,講究平仄的相間相重,多用典故和華麗詞藻.駢體文大盛,是魏晉南北朝文學中極其重要的文學現象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代,作家已從理論上認識到文學與藝術著作在文體上的區別,日益重視藝術形式的精美,排比對偶手法也就成為他們悉心研究的一門學問和技巧,于是包括詩賦在內的各種文體都開始走向駢偶化.最初是駢散相間,雖多用對偶句式,但并不影響文章的疏宕之氣,到南北朝作家則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藝術形式的精雕細琢.“元嘉三大家”之稱的謝靈運、顏延之和鮑照.文才不減詩才.技巧高妙,冠絕一世.謝靈運在詩歌創作中“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在賦與文的創作中也是如此.他以山水為題材的《嶺表賦》、《長溪賦》、《山居賦》諸作,狀物寫景的巧似,選字修辭的清新,與山水詩的成就互為呼應.而顏延之的駢文以典麗縝密見長,用典繁博,修辭巧麗,代表作《赭白馬賦》、《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等.劉宋時代的鮑照以奇峭之風運妍麗之辭,所作《蕪城賦》與《登大雷岸與妹書》這種奇麗風格的代表.其《登大雷岸與妹書》用駢體,開啟了文人在書信中記敘山水勝景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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