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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歡樹》
十歲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
母親那時候還年輕，急著跟我說她自己，說她小時候的作文作得還要好，老師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會是她寫的。
“老師找到家來問，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幫了忙。
我那時可能還不到十歲呢。
”我聽得掃興，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還不到？”她就解釋。
我裝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話，對著墻打乒乓球，把她氣得夠嗆。
不過我承認她聰明，承認她是世界上長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給自己做一條藍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歲，我的兩條腿殘廢了。
除去給人家畫彩蛋，我想我還應該再干點別的事，先后改變了幾次主意，最后想學寫作。
母親那時已不年輕，為了我的腿，她頭上開始有了白發。
醫院已經明確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沒辦法治。
母親的全副心思卻還放在給我治病上，到處找大夫，打聽偏方，花很多錢。
她倒總能找來些稀奇古怪的藥，讓我吃，讓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
“別浪費時間啦! 根本沒用! ”我說，我一心只想著寫小說，仿佛那東西能把殘廢人救出困境。
“再試一回，不試你怎么知道會沒用？”她說，每一回都虔誠地抱著希望。
然而對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燙傷。
醫院的大夫說，這實在太懸了，對于癱瘓病人。
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沒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母親驚惶了幾個月，晝夜守著我，一換藥就說：“怎么會燙了呢？我還直留神呀！”幸虧傷口好起來，不然她非瘋了不可。
后來她發現我在寫小說。
她跟我說：“那就好好寫吧。
”我聽出來，她對治好我的腿也終于絕望。
“我年輕的時候也最喜歡文學，”她說。
“跟你現在差不多大的時候，我也想過搞寫作，”她說。
“你小時候的作文不是得過第一？”她提醒我說。
我們倆都盡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處去給我借書，頂著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電影，像過去給我找大夫，打聽偏方那樣，抱了希望。
三十歲時，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
母親卻已不在人世，過了幾年，我的另一篇小說又僥幸獲獎，母親已經離開我整整七年。
獲獎之后，登門采訪的記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認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準備了一套話，說來說去就覺得心煩。
我搖著車躲出去，坐在小公園安靜的樹林里，想：上帝為什么早早地召母親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聽見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點安慰，睜開眼睛，看見風在樹林里吹過。
我搖車離開那兒，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親去世后，我們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親住過的那個小院兒去。
小院兒在一個大院兒的盡里頭，我偶爾搖車到大院兒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兒小院兒，推說手搖車進去不方便。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都把我當兒孫看，尤其想到我又沒了母親，但都不說，光扯些閑活，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當中，喝東家的茶，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人們終于又提到母親：“到小院兒去看看吧，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我心里一陣抖，還是推說手搖車進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說，忙扯些別的，說起我們原來住的房子里現在住了小兩口，女的剛生了個兒子，孩子不哭不鬧，光是瞪著眼睛看窗戶上的樹影兒。
我沒料到那棵樹還活著。
那年，母親到勞動局去給我找工作，回來時在路邊挖了一棵剛出土的“含羞草”，以為是含羞草，種在花盆里長，竟是一棵合歡樹。
母親從來喜歡那些東西，但當時心思全在別處。
第二年合歡樹沒有發芽，母親嘆息了一回，還不舍得扔掉，依然讓它長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歡樹卻又長出葉子，而且茂盛了。
母親高興了很多天，以為那是個好兆頭，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
又過一年，她把合歡樹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時念叨，不知道這種樹幾年才開花。
再過一年，我們搬了家。
悲痛弄得我們都把那棵小樹忘記了。
與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樹吧。
我也想再看著母親住過的那間房。
我老記著，那兒還有個剛來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鬧，瞪著眼睛看樹影兒。
是那棵合歡樹的影子嗎？小院兒里只有那棵樹。
院兒里的老太太們還是那么歡迎我，東屋倒茶，西屋點煙，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不知道我獲獎的事，也許知道，但不覺得那很重要；還是都問我的腿，問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這回，想搖車進小院兒真是不能了，家家門前的小廚房都擴大，過道窄到一個人推自行車進出也要側身。
我問起那棵合歡樹。
大伙說，年年都開花，長到房高了。
這么說，我再看不見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兩年沒有自己搖車進去看看。
我搖著車在街上慢慢走，不急著回家。
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呆一會。
悲傷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個孩子長大了，會想到童年的事，會想起那些晃動的樹影兒，會想起他自己的媽媽，他會跑去看看那棵樹。
但他不會知道那棵樹是誰種的，是怎么種的。
如果你為四郎哭泣————龍應臺
(2009-02-20 1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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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文化為什么重要”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臺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
從小聽他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老人想必喜歡。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
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敵人的公主。
在異域茍活十五年。
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異鄉對兒女已是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
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的片刻。
身處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斗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沖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失聲痛哭：“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
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
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
此后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
在兩岸的斗爭對峙中倉皇度日。
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
我只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紙巾。
然后我發現，流淚的不止他。
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發老人也在拭淚。
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后，將一只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后，人們紛紛站起來。
我才發現，四周多的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
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里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
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
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各奔東西，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變成了一個關系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在那以后，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四郎探母》。
每一次都會遇見父老們和他們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的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么《俄狄浦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么《李爾王》在四百年后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
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老兵們。
從四郎的命運里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扎進肉里的自責和痛苦。
藝術像一塊蘸了藥水的紗布，輕輕擦拭他靈魂深處從未愈合的傷口。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
他發現。
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種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
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穿起來成為社會。
而公民社會，因為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為它最重要的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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