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語文老師
李貴安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遇見一位語文教師,他便是于去年已走了的安順學院教師——范增儒先生。
他矮矮的個子,穿著一件米色風衣,戴一幅近視眼鏡,上課時,把風衣脫下,穿著中山裝,拿著我們八十年代讀的全日制十年制語文教材,主講古典文學部分。
范老師講課時最妙。
他給我們講的那些古文,很多是他已背得爛熟于心的。
語文書可以不翻,便滔滔不絕地講解。
他的粉筆字則剛勁有力,很有風骨。
他上課必備一杯茶,講著講著,咽干聲音嘶啞了,就品一口茶,繼續條分縷析。
他的鼻子常常藏著兩筒清水鼻涕,講著講著又吸了一下,常年發現他象似患了感冒似的。
但是他的煙癮卻很大,只要稍加休息,他便點上一枝煙抽了起來。
他給人們講蘇軾的《赤壁懷古》,那種情景,大有黃岡赤辟現場講演一樣。
把那三國時的風流人物曹操、諸葛亮、周瑜的面孔在我們面前飛揚起來。
特別是周瑜“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舳艫灰飛煙滅……”周瑜年輕有為,羽扇綸巾,指揮赤壁大戰的情景說得頭頭是道。
“歷史上的周瑜不僅容貌出眾,風流儒雅,還是一位胸懷韜略、英勇善戰,屢見奇功的杰出將領。
孫權贊他‘有王佐之資’,稱帝時還念念不忘,‘孤非周瑜,不帝矣’。
史家也稱其‘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
所謂‘三氣周瑜’,只不過是小說家的杜撰罷了。
周瑜、諸葛亮兩人在正史上并無過節,也無正面交鋒,從赤壁之戰結束到周瑜病逝的兩年間,諸葛亮在零陵一帶搞后勤工作,根本沒有和周瑜見過面。
而周瑜病逝后,蜀國來吊唁的是龐統,也不是諸葛亮。
可以說赤壁大戰是周瑜一手經心策劃的。
但是《三國演義》卻是第一才子書,自然是難得的名著精品,越讀彌新,它的價值不會隨時代的變遷而轉移,反而更有超時代的魅力,給人以啟示”。
當時我們有一本貴州人民出版社的《古文選譯》,他于案桌研究之余,發現有很多不當的地方,在課堂中把那些錯誤或不恰當之處一一更正。
可見他是那樣的經過認真的考據和論證。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安順城,范增儒老師的古文是首屈一指的。
范增儒老師有一天上課,看著他面頰紅紅的,可能是二兩下肚,有酒提興,他講白居易的《琵琶行》,沒有要書,便講得非常透徹。
那種情景,已經過去了三十年,想起來都那樣刻骨銘心。
古文,本來是很深奧的東西,聽了他的課后,我便愛上了中國古典文學,直到現在也樂此不疲。
范老師自已也選輯一些補充教材,主要是古文,記得《原君》是他油印發給大家的。
當時沒有電腦五筆打字,是用刊刻油印的,一張一張油印,可見很是幸苦。
林覺民的《與妻書》是他講得眉飛色舞的一篇。
范老師每教一篇古文,先朗誦全文一遍,這一遍很有意思,他用正宗安順話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有些古詩文,干脆把教材放在一邊,直接一字不漏地背誦一遍,并把文字里蘊藏的意義分析一遍,做到字正腔圓,有扳有眼,有情感、有氣勢,并抑揚頓挫,聽他講課,可謂提精神。
好文章,特別是久經歲月的古文,本來就擲地有聲,經他那一解說,才發現那些詩文之所以流經百年,還有生命力的原因,是有思想性和藝術性。
那種意境,耐人尋味。
而結構嚴謹,遣詞造句的精當,可以說是天然生成,是那么美妙,那么天衣無縫。
范老師有時也教我們作文,他說:“很多好文章是改出來的。
有的詩,詩人為改一個字而煞費苦心,杜甫有‘吟安一個字,稔斷數莖須。
’杜甫是榜樣,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
’最著名的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開首一句‘環滁皆山也。
’就是經過反復修改才寫定的。
朱熹說:‘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
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
末后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可見文章修改的重要性。
“文似喜山不厭平。
應有承有轉有應有合,要使人看后明白曉唱,做到言簡意賅,言已盡而意無窮。
登泰山而作文者不計其數,獨獨楊朔則寫出‘偉大而又光明的祖國啊,愿你永遠如日之升!’《泰山極頂》這樣的壯麗篇章。”
我現在都在刻意作文手法,想著他講的那些,給我的心得和體會,至今難以忘懷。
范老師雖然已經走了一年多了,自從十八歲我離開安順到貴陽求學以后的幾十年里,未曾與范老師通音訊,只是去年在《貴州都市報》里看著范增儒過逝的訃告,才知道他已經走了。
在我回憶他的音容之余,對他還有一種佩服敬慕之心。
故寫下這篇《我的一位語文老師》,聊表懷念。
二零壹零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