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早期的散文創作
小說集《沉淪》出版
1921年10月，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由泰東圖書局出版。
這是創造社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列為"創造社叢書第三種"(第一種《女神》，郭沫若著；第二種《革命哲學》，朱謙之著)。
收入小說《沉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三篇，另有《自序》。
《沉淪》。
《沉淪》以其"驚人的取材和大膽的描寫"(成仿吾)被稱為"開一代風氣"之作;也引起封建衛道士們的反對，斥之為"不道德的文學"。
早期：(1920年—1933年)。
在這十幾年的時間里，他一共寫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議論雜文，表現了他從日本回國時滿懷希望的心情和見到滿目瘡咦的祖國后無限失望的感嘆，既有他對革命的前途感傷悲觀的思想，又有對革命慷慨激昂，疾聲吶喊的激進的理論
首先，強烈地表現作家個性，這是郁達夫散文創作的理論認識，也是他“散文的心”。
他在散文中無所顧忌地對自己的思想、生活細節進行詳細的描寫，非常強效地表現了他“自敘傳”的獨特風格。
第二，憂郁感傷的情凋。
郁達夫的散文，與小說一樣與眾不伺，憂郁感傷的情調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創作中。
第三，恣肆坦誠、熱情呼號的自剖式的文字。
第四，回腸蕩氣的詩的調子。
另外，郁達夫散文中那種不拘形式縱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達夫的散文發出的是帶有強烈個性的自己的聲音，篇篇洋溢著回腸蕩氣的詩的情調，熱情坦白，毫無遮掩地表現了一個富有才情的知識分子在動亂社會里的苦悶心情，展現出一幅幅感傷，憂郁而又秀麗、雋永的情景交融的畫面。
2、中期的散文創作
中期：(1933年—1938年) 。
這個時期，是他思想的一個低潮期，由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極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種落后的“名士”風度，留連往返于山林江湖。
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為從封建舊營壘中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軟弱性和妥協性。
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他憎惡現實，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這一面。
3、晚期的散文創作
晚期：(1938年—1945年)。
1938年春，他參加了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用筆參加戰斗，寫下了許多政論文章，用自己熱情的聲音來鼓舞人們戰斗。
郁達夫早期散文創作的風格
感傷的源頭：被
二、郁達夫散文感傷情調的來源、表現及意義
1、摧折的女性之美
郁達夫雖然在散文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并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傷感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是幾乎墜入頹唐境地的時光，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
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么深刻的內涵，但對郁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斗，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
1927年郁達夫曾在日記中寫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愛，那么此后的創作力更要強些。
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
”（《郁達夫研究資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頁。
）在這之前，郁達夫在日記中還多次寫道：“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愿意為她死。
”女人，在郁達夫的筆下被圣化了，愛，在郁達夫的意識與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寫到女人，特別是美麗的少女，他的筆下就充滿了浪漫的詩意。
在輪船上他見到一個“年約十八九的中西雜種的少女”，她的美，使郁達夫用近三百字來細細地刻劃她的外貌、衣著、姿態，還有她那肉體蒸發出來的“香味”。
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頭上那一塊板，就是她曾經立過的地方。
啊啊，要是她能愛我，就叫我用無論什么方法去使她快樂，我也愿意的。
啊啊，所羅門當日的榮華，比起純潔的少女的愛情，只值得什么？”郁達夫對女性的這神圣、癡想的情感，一方面當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現，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著五四人的發現的光芒。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曾說過，女人和兒童的發現，是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物。
而對五四時期的中國來說，對女性的贊美和癡愛，那就不僅僅是一種現代意識的表現，也是對封建禮教最直接的批判，因為，女性在封建規范中，不是被當做會說話的工具，就是被當做玩物，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
所以 ，郁達夫將女性作為自己的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和藝術傾向，雖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備“崇高”的屬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識卻是鮮明可見的。
2、感傷的表現形式及其意義
在郁達夫散文中，其強烈的傷感情緒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頹廢，一是憎恨。
既然生活是無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廢物——既不能事業有成，又不能擺脫苦悶，郁達夫就干脆自我放縱，手中有幾個錢就大嚼一番，喝個亂醉；情感與性欲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就偷看女人，尋妓女，聽土娼與客人調情，想上妓院（見《還鄉記》、《感傷的行旅》、《歸航》）。
拼命地發泄一個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態中滿足自我。
這種情感和行為顯然具有消極性，這是郁達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內容，但卻絕不是反動的內容，絕不是與時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調。
郁達夫主要是以這種病態來發泄一個從封建禮教羈絆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
這種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著五四“人的發現”所寄寓的積極的意味。
與之相比，郁達夫由感傷所發生的憎恨情緒其積極意義就更為鮮明了。
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會，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郁達夫以憤世嫉俗的筆調，在幾分玩世不恭，幾分無奈，幾分感慨中將社會的黑暗，下層人的不幸，來了個痛快的揭露，將自己對社會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強烈的表現。
由這種對社會的恨，郁達夫又自然地慨嘆自己生不逢時，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示了不滿。
正如其在成名作小說《沉淪》中所說：“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強大起來！”在郁達夫的筆下，他所處的這個軍閥混戰的時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無趣味，最無價值的時代，也當然就是最可憎惡的時代。
在這里，這位被傷感折磨得無處解脫的人，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涂上了積極戰斗的色彩。
3、郁達夫感傷情調的積極意味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
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
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
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于狂怒了。
為什么？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