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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安史之亂后，國勢衰落，藩鎮割據，宦官弄權，由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是在“復古”的口號下，主要對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一場文學革命，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似。
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
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
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于漢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體。
駢文中雖有優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內容空虛的文章。
流于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于用。
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
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
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
唐朝初期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
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
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橥復古的旗幟。
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后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并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
發展歷程
興起
歐陽修憑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
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
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
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
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
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
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
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
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于表達思想，也更便于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
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
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
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
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斗爭關系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
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
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
所以北宋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斗爭需要而起的。
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三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
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樸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
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
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并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
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昆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
于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
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
稍后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圣人之道”。
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
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
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
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
由于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涌現。
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沖擊，顯示出浩大聲勢。
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
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
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采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后振”（《上孫沖諫議書》）。
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
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
他們在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后于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新運動的領袖。
他在運動中的杰出作用是：
①有意把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
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
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
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后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
他推崇杜甫，贊賞李白。
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論、詩論見解。
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
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
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采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
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后進。
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辟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
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
他的創作在詩**新運動中起了典范作用。
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
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
歐陽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
王安石把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
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茍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
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
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文壇領袖。
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
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
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
蘇軾也重視人才。
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歐陽修、曾鞏、蘇軾等。
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
但是，由于北宋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
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擴展資料
唐宋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
因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
駢”的字形是左邊一個馬，右邊一個并，是兩馬并駕的意思，引申為對偶的意思，所以駢文就是專門講究對仗的文章，整篇文章用對偶句寫成，發展到后來它有一個形象的名字：四六文。
一句話不是四個字，就是六個字，呆板之極。
而且，平常寫文章用駢文，給皇上上奏章用駢文，寫文學批評用駢文，寫墓志銘用駢文，給朋友寫信用駢文……
駢文的特點是：是以對偶的句子為主寫成的文章。
它講究用典、講究文字的聲律，講究辭藻華麗，要求很多。
這種文體發源于漢代末年，盛行于南北朝。
駢文本身不算是什么不好的東西，只是由于后來過于追求形式，駢文變得少有深刻的內涵。
這就好像一個人天天化妝，臉上的粉有二斤重，香水噴3斤，大金鏈子小金表，把自己打扮得跟化妝品專柜一樣，讓人看后不是先看的這個人，而是先看到的他的化妝品。
文雅點說是：形式掩蓋了內容。
駢文發展到后來就是這病：形式大于內容。
隋朝時，有個人叫李諤，他給皇上上書，說駢文“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意思是駢文的內容皆是風云、月露這些虛無變幻、沒有實際價值的東西。
這句話給駢文下了個十分準確的評定，不僅如此，他還說駢文導致了齊、梁兩朝“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將朝代滅亡的責任推給駢文。
隋朝皇帝一聽，這還了得，我大隋要萬歲萬歲萬萬歲的，不能因為寫駢文給玩兒完了啊！于是下令天下不準寫駢文。
但沒有用，為何啊？駢文太根深蒂固了。
有意思的是，李諤的上書也是駢文。
以駢文罵駢文，如同站在霧霾當中，邊吸著霧霾邊說：“霧霾真是他媽的可惡啊！”但能怎么樣呢？霧霾還是霧霾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駢文的問題，隋朝不到40年就滅亡了。
然后就是唐代了。
唐代建國不久，就有人反對駢文，提倡寫古文，但他們寫出的文章不怎么樣，沒有成氣候。
一直到了唐代中期，韓愈的出現，像一聲霹靂，震撼了中國文學史的天空。
他才大氣雄，而且好出風頭，以孔孟之道的傳人自稱，于是開始發起古文運動，來對駢文進行革命。
所謂古文，是指先秦兩漢時單行散句，沒有規定形式的文體。
其實就是古代的散文了。
這種文體寫文章時字句不受形式的約束，怎么舒服地表達中心怎么寫，不用每句四個字六個字還得講解對偶什么的。
古文運動的核心主張：文以明道。
什么叫文以明道呢？文章將道講明白就是了，不要有形式上的束縛。
就是說文章是傳道的手段，要有補于時，對時代有所幫助。
內容第一，形式次要，突顯出文章的社會意義。
在韓愈看來，道就是儒家之道。
柳宗元進一步擴大道的內涵，道不僅是儒家之道，還有社會之道。
為了實現這個核心主張，韓愈和柳宗元寫了很多文章，當然是古文形式了，來展示古文的優秀，而且這兩位做到了這一點。
而且韓愈還收了許多學生，讓他們加入古文運動的大軍，還有其他的一些文人，也紛紛加入到古文運動的大軍中，熱熱鬧鬧，跟梁山聚義一樣。
只可惜啊，除了韓愈和柳宗元寫的文章好之外，其他人寫的就不怎么樣了。
所以，韓柳去世之后，古文運動就衰落了，到了晚唐，駢文又復興了。
李商隱、溫庭筠他們開始了駢文創作。
杜牧的《阿旁宮賦》就是晚唐駢文的代表。
所以，韓柳一生的遺憾，就是沒有完成復興古文的大業。
但他們“文以明道”的理論被后人繼承了。
到了北宋，在歐陽修的大力提倡之下，在“三蘇”父子、王安石、曾鞏這些巨星的搖旗吶喊之下，宋代興起了古文運動，而且聲勢浩大，最終復興了散文，駢文作為沒落的文體不再有影響力了。
所以，從唐代興起一直到宋代才完成的這場文學改良運動，被稱為“唐宋古文運動”。
這場文學運動對中國的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唐宋古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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