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雖不能與同時代的白話長、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說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著名的傳奇、志怪、清言小說集有：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余話》、邵景詹的《覓燈因話》、張潮編輯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語林》等。
這些集子中有許多文情并茂的作品。
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劉基、馬中錫的文休中，亦間有日干小說名篇。
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間，文言短篇小說大多晉唐，然又無一能逾越于唐。
至清代而大變，文言短篇小說高度繁榮，產生了具有世界意義和影響的《聊齋志異》，把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最高峰。
“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魯迅），概括了《聊齋志異》寫作與內容兩方面的基本特征。
《聊齋》的“志怪”與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區別在于：蒲松齡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則“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無意地宣揚“怪”，而蒲松齡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
《聊齋志異》有云：“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齋》一出，作出蔚起，雖無一能與之頡頏，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
甚影響較顯者有：王士禎《池北偶談》、袁枚《子不語》（即《新齊諧》）、沈起鳳《諧鋒》、滿人和邦額《夜譚隨錄》、曾衍東《小豆棚》等。
之后， 時治至光緒年間有王韜的《遁窟讕言》、《松隱漫錄》、《淞濱瑣話》和宣鼎的《夜雨秋錄》等。
魯迅評后幾種集子云：“其筆致又純為《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漸稀，百煙花粉黛之事盛矣。
”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語》和賈名的《女聊齋》等。
可見《聊齋》的影響及信作之盛況。
《聊齋》風行百余年后，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繼問世。
紀的對《聊齋》頗有微詞，謂其為“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
“訾
(zhǐ底毀)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短”。
（魯迅語）魯迅贊評《閱微》，謂其“雋思妙事，時足解蕢；間雜考辨，亦有灼見。
敘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無人能奪其席。
”但《閱微》側重記事以明理，故事情節不夠豐富，人物形象不夠豐富，且議論過多，因而缺乏《聊齋》那樣濃厚的小說意味，其學述價值高于文學價值。
《閱微》之后，信者亦夥。
清人筆記盛況空間，在文言短篇小說中，筆記小說所占比重最大。
但筆記中普非全為小說，只是筆記中有不少符合小說要求的作品。
它有待我們去鑒別與整理。
我們再從宋代談談白話小說的形成、發展和演變。
宋人話本的產生帶有革命的性質。
其積極意至少有以下幾點：①由文言到白話，既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又擴大了讀者面，因而提高了小說的社會功能。
②作品描寫的對象由表現封建士子為主轉向了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觀點美學情趣隨之發生了變化。
③奠定了白話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基礎。
枕頭人話本的興起，“實在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
（魯迅語）
“話本”原是說話人的底本。
“說話”就是講故事。
作為一種伎藝，起源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淵源則很久遠。
唐以前的“說話”活動僅限于士大光之間，多半供統治階段娛樂消遣。
到了唐代“說話”作為一種伎藝，有向“市民文學”發展的趨勢。
因唐人的文言小說、變文等，無論內容和形式，對話本都有影響。
宋代“說話”十分發害遍及瓦子、勾欄、茶樓、酒肄、街頭巷尾、宮廷寺廟、府第鄉村。
這樣，便出現了一批專業化的“說話人”，還有編寫話本的團體，有“說話人”的行會。
“說話人”有專業上的分工叫做“家數”；在“家數”中，影響最大者是“小說”與“講史”二家，尤其是“小說”這一家。
從“說話”到話本小說，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初期，作為“說話人”底本的話本，不是供人閱讀，而是為了師徒傳授和講給人聽的；編寫話本，不是基于文學的目的，而是由于職業的需要。
隨著市民對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業的發達，供“說話人”使用的底本——話本逐漸被加工潤色，印刷流傳供人閱讀坑味了。
話本—經公開流傳，白話小說也便隨這誕生了。
從此，也使這種伎藝和話本在一定意義上分了家。
宋元時代，話本多是單篇流傳、多出于民間藝人之手，流傳于市井之間幾乎無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寫作的具體年代，尤其是宋元兩代更難分辨。
于是治小說的人只好把它們眼就一起，統稱為“宋元話本”。
“宋元話本”到底有多少，至今尚無精確統計，當代學者認為，小說話本共67篇，其中以宋代居多。
“講史”[又稱“平話”（或“評話”）]話本。
多出自元代，據《永樂大典》目錄卷四六記載，共26篇（惜多已失傳，今僅存《編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大宋宣和遺事》和“講經”話本只是近似小說而非小說，只是對章回小說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宋代“說話”伎藝的勃興，與當時都市經濟的畸形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從《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和《武林舊事》諸種筆記可以清楚地得到說明。
明代是白話小說謊蓬勃發展的時代。
就白話短篇小說而言，明人從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加工潤色宋、元、明三代藝術上有缺陷忍氣吞聲話本，二是搜集整理話本小說集，三是創作了大量的擬話本。
明代白話小說（短篇）最繁榮的時期是在萬歷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經濟發達，市了階層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趨放誕，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白話短篇小說日益蓬勃地發展起來。
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緶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話本》和馮夢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
《清平山堂話本》原分六集共收話本60篇，總名《60家小說》。
僅存27篇。
書中多宋元舊作，未加潤飾；少數為明人作品。
“三言”共收白話小說謊百開篇，其中有經馮夢龍加潤飾的話本，也有他創作的擬話本，以明代作品居多。
“二拍”則全為凌蒙初創作的擬話本。
馮夢龍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學家，對通俗小說理論也有卓越的見解。
他編的“三言”題材廣泛、佳作頗多、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藝術上多所創造。
從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話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與“三言”同時的最早的擬話本集，共收作品80篇。
凌蒙初的思想遠不及馮夢龍進步，書中糟粕較“三言”嚴重得多。
但在藝術上“抒情寫景，如在耳目”。
（孫楷第語）
請初“抱甕老人”從“三言”、“二拍”精選出四十篇作品，定名為《今古奇觀》，在“三言”、“二拍”一度失傳的情況下，賴此書我們得以了解明代白話小說的基礎情況，這個選集在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響下，出現了擬話本創作熱潮，集子有四十余部。
它們的思想與藝術性雖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相存精，也還有些作品值得一讀，如崇禎年間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點頭》、明末清初李漁的《十二樓》、“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乾嘉以降，考據之風盛行，士大夫不熱衷于小說，直到清末，這種現象才發生變化，小說又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相繼問世，標志著中國小說史又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從此，中國小說史以短篇小說為主轉而進入到了以長篇小說為主的新時期。
雖然短篇文言、白話小說一直在按照身的規律發展前進，并且時有佳發，時有高潮，但總體說來，其成就與規模則無法與長篇小說相比擬。
“四大奇書”在所屬各類題材中獨占鰲頭：《三國演義》既是歷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一部歷史小說的典范；《水滸傳》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農民起義的巨著，也是一部英雄傳奇的典范；《西游記》既是第一部長篇神魔小說，也是一部神魔小說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寫世情的長篇小說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獨力創作的成功的長篇小說。
它們各自開創了一個長篇小說的創作領域。
“四大奇書”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響著長篇小說的創作，以至形成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幾個系列：《三國》系列、《水滸》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也影響著整個社會、影響著文化思想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
這種巨大的潛移默化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間，《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兩部長篇巨著問世，兩世之前，中國小說史上雖不乏諷刺之作，但卻沒有一部稱得上諷刺小說的樣板，所以魯迅對《儒林小史》的好評特多：“《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蹙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儒林外史》在“四大奇書”之外，另辟了一條蹊徑。
它不僅直接影響了晚清譴責小說的創作，也影響后來魯迅的雜文。
至于《紅樓夢》的成就和影響就無庸多言了。
無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是中國小說史和文學史上的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的名著。
它的巨大成就，可視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光輝總結。
如果說《三國》、《水滸》、《西游》在民間影響極大，而《儒林》、《紅樓》的影響則在士大夫之間。
尤其是《紅樓》的讀與講，則早在士大夫中成為了一種習尚和時髦：“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相互理解在。
”這說明在清代知識階層中不僅有一股“《紅樓夢》熱”，而且還把是否通《紅樓夢》當成了衡量一個人學識高低的標準。
在《紅樓夢》尚未西世時就有人評點，兩百多成來，評論者比肩接踵，續作汗牛充棟，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國小說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對《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種學派——“紅學”，而今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
這是中國的人驕傲。
《紅樓夢》之后，由于時代的原因，小說創作走向了低谷，至晚清，小說才又繁榮起來。
由于清廷的極端腐敗，社會處于了大變革昀時期；小說理論高度發達，眾多雜志創刊問世，印刷事業也發達興旺，是為小說提供了創作面世的便利條件。
據近人粗略統計，晚清長篇小說當在千種以上。
“四大小說家”（李伯元、吳 yiàn（足企也）人、劉鶚、曾樸）中，僅李伯元、吳 （這個字打不出來）人二就創作了長篇小說數十種。
晚清小說不論內容還技法，都有許多新因素，體現了變革時期的特點。
對晚清小說的研究與整理，阿英（錢杏頓）先生貢獻最大，魏紹昌先生也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
從總體上講，較之明代和前清小說的研究，似乎顯得還很薄弱。
可以紀的是“四大譴責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曾樸的《孽海花》。
綜前所述，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歷史大體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簡小說的單線發展；宋元時代，文言、白話、長篇、短篇、多線發展，呈現出多資多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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