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散文創作,大體有“人事的評論”和以抒情、記敘為主的“美文”這兩類。
相應地,也就出現了“浮躁凌厲”和“平和沖淡”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
每種風格又各有自身的特點,顯示了他深湛的藝術造詣。
(一)浮躁凌厲
所謂浮躁凌厲的風格特色在周作人“關于人事的評論”中顯得很明顯。
這類注重了議論、批評的雜感,觸及現實,針砭時政,戰斗的鋒芒包藏在“湛然和藹”的平淡敘述中。
這又是他與別人的不同之處。
在當時的文藝界中,很多人以滿腔熱情、激憤之詞,寫出了慷慨激昂的話語,用尖銳之詞控訴一切不合理的事物。
而周作人卻沒有因為所要表達事物的不同而改變其一貫的習文風格。
依舊是那樣的溫文爾雅,但卻在字里行間、行文之處來評時政,發感慨。
我們且看他是如何展現的:
第一:對于封建傳統思想的批判,寫的淋漓酣暢又亦莊亦諧。
在《祖先崇拜》這篇一千來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對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倫理觀念”進行了理直氣壯的批判。
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與別人不同,于挑戰、評判的態度中又見中庸與平和。
對于封建禮教宣揚的那一套虛偽的所謂“風紀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氣地加以嘲諷。
如當時上海的湘滬警察廳明令禁止攜帶十歲上下的女孩進浴堂,理由是“有關風紀”。
周作人在《風紀之柔脆》一文中寫到:
與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學家的這種荒謬與虛偽,看作是特別可笑、可惡的。
而且中國人長期在這種假惺惺禮教束縛下,產生了一種更加虛偽、變態的心理,禮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見一斑了。
第二:在諷刺軍閥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鑒的是日本現代散文家戶川秋骨的“幽默與諷刺”的寫法,讓被諷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卻又挑不出刺兒來。
屬于非常含蓄的寫法。
因而他自己把這種諷刺的辛辣感比喻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說他的文筆稱不上是魯迅那樣的“匕首”和“投槍”,但卻顯示了他人道主義者的正義感。
一般情況下周作人都是溫文爾雅、娓娓道來,充滿著一種素樸清淡、別致優雅的風采,但對于國民黨政府對外一味妥協退讓,對內加緊復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則顯示了他個性中不可忽視的一面:尖銳潑辣。
尤其對于禮教和婦女問題,周作人總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態而變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這種評論的筆觸同時涉及了十分廣泛的社會現象。
觸到了社會的各個陰暗角落,觸到了“病態社會”的種種痼疾。
如把婦女從禮教的束縛和大男子的威壓中解放出來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
他指出幾千年的封建道德所養成的女性觀是個極嚴重的問題,勢力很大。
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對婦女的束縛。
他在《舊女性觀》一文里列舉了種種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污蔑不實之詞,并加以精辟的點評。
對一些率先覺醒,大膽追求自由、解放,進行女權運動的一些知識女性表現出極大的肯定和贊賞。
周作人當時的藝術觸角對現實的感應還是相當靈敏的,正因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發起酵來,才能將人們習以為常的社會見聞,升華為藝術創作。
所創作出的檄文,態度鮮明,說理透徹,在當時的最負盛名的《每周評論》、《新青年》發表后,影響很大,被認為是體現了“五四”文學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對愚昧落后的國民性鞭撻中,由于自身的“紳士氣”作怪,使他對中國國民懷有很深的偏見。
因而缺乏像魯迅那樣改造國民性的熱情。
尤其是后期對社會現實產生了一定的悲觀情緒,因此這即便是周作人所著力的一方面,但卻始終未寫出一篇好文章來。
這些議論性的散文于平淡敘述中別有一種戰斗力量,雖不能以寸鐵殺人,卻于凌厲之中顯示出強烈的社會意識、盎然的戰斗意氣。
(二)平和沖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確跳動著鮮活潑辣的節奏,但縱觀全體呈現更多的是以沖淡為特色的抒情、敘述的散文小品。
而當人們提及周作人時,首先想到的也是這種展現他閑適懷抱的“平和”的寫作特色。
他的文筆不是魯迅那樣的犀利,而是把一種迥異的風格特色呈現在讀者面前。
若從單純的藝術審美角度來審視,這些散文確實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說達到了中國現代閑適文的極至。
其中,無論是從自身態度上,還是從取材上,亦或是多種寫作手法上都展現了他的獨有的風格,引領著當時文藝界一股清新的寫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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