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歷史,但其在中國歷史上開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觸碰撞,并在以后的歷次碰撞中相互激發、相互學習,互相從對方的體系中汲取本文化發展需要的養分,相互滋潤,使人類在征服與被征服中不斷向前發展。
本文通過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內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試圖澄示華夏文明沿著絲綢古路傳播的圖景,并進一步證明文明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更加發展。
在今天開發西部的熱潮中,古絲綢之路在傳播華夏文明(現代文明)中將煥發生機。
如果把“絲綢之路”理解為一種技術而不是單一層面上的途徑,將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在眾多的傳播途徑中“絲綢之路”是如此讓人難以釋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絲綢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有關技術層面上的問題,這就像電話或是電報技術進入人類通訊的視野一樣,“絲綢之路”作為一種很好的物化形態的技術,使其他有關生存狀態的信息,以其他載體的形式在延伸中得以傳達。
因此,“絲綢之路”上傳遞的不僅有絲綢,還有一種信息。
在“絲綢之路”上流動的是一種夾帶著精神的物質。
通過“絲綢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碰撞,并在以后的歷次碰撞中互相激發、互相學習、互相從對方的體系中汲取本文化發展需要的養份,相互滋潤,使得人類在征服與被征服中不斷地向前發展。
“絲綢之路”是連接東亞、西亞和地中海的一條世界貿易的古道,德國地理學家李希和芬首命其名。
在我國古代,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共有三條:
最主要的一條即是指西漢張騫始而開辟的東起長安,西達大秦(印度),橫貫亞洲的陸上通道。
這條“絲綢之路”是漢武帝為了聯合中亞地區的大月氏人共同抵抗匈奴而派張騫開拓的。
此后,漢朝大規模經營西域。
進而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北兩邊開辟正規的驛道,并向西延伸到帕米爾高原以外,與中亞、西亞、南亞原有的道路銜接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便于絲綢西傳的“絲綢之路”也形成了:它是連接亞、歐、非三個大陸的大動脈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
被人們稱為世界文明的搖籃的四個亞非文明古國——中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以及歐洲文明的發祥地——希臘和羅馬,都是“絲綢之路”所通達的地區。
這條陸上“絲綢之路”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在一條直線上形成了許多條類似射線的路線,其中的一路可以到達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而另一條可達伊拉克,進而跨越敘利亞沙漠,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帕米拉、安都奧克等地,并可以從這里取海路到達羅馬。
在穆斯林初期的前倭馬亞朝時代,“絲綢之路”進而從開羅通過北非沿岸西進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我國的造紙術從巴格達傳至開羅后,一方面由意大利傳入德國,一方面又由摩洛哥傳入法國和英國,這正是因為“絲綢之路”遠達伊比利亞半島的緣故。
和橫跨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齊名的還有一條傳播中國絲綢和交流其它商品以及文化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古代,我國航海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在通過陸路與世界各國交往貿易的同時,我國還通過海路與亞非各國建立了貿易關系。
這條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通道有東海和南海兩條起航線。
南海起航線東起中國的揚州、泉州、廣州等港口,連接東南亞,經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天竺(今印度半島各國),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最后到達大食(阿拉伯帝國)。
這條航線把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南亞地區、西亞和阿拉伯地區,通過海上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些地區是當時中國絲綢貿易的集散地,也是世界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的中心。
這條以傳播絲綢到外國的航路,在傳播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傳播和影響,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東海起航線以山東的登州為起點,跨黃海、抵朝鮮,再東渡日本。
除了這兩條以外,連接東西方的紐帶還有一條鮮為人知的“西南絲綢之路”。
早在上古時期,西南各族的人民出于交換產品、相互往返的需要,開辟了一條從成都地區出發,經云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
這條古道比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西域開辟的陸上“絲綢之路”及東南的“海上絲綢之路”還要早些,而且是我國西南地區與西歐、非洲距離最短的陸路交通線。
“西南絲綢之路”使用騾子作為運輸工具,將已經蜚聲世界的蜀地和云南絲綢運至印度,又轉運至歐洲。
古老的“西南絲綢之路”正好與今天的川滇、滇緬、緬印公路的走向大體一致,并且有一些段落重合在一起,它所經過的地區歷史上曾分布有六個少數民族,因此,可以說這條古道在當時是一條各民族往來的走廊。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絲綢之路”并不只是一條簡單的直線,而是一條以主干道為依托而形成的具有輻射性的四通八達的商道。
“絲綢之路”被認同并投入使用的最初動因是人們需要利用它進行物物交換,然而同時信息的傳播也隨著物質的交換在相同的時空產生了。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信息遵循了一種自高級文明部落向次高級文明部落流動的秩序。
二、控制分析傳播者或者叫做把關人也許是在有關“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研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個內容了。
絲綢古道上的所有關于傳播者的敘述都被籠罩上了一層神話的外衣。
最早的傳播者可以算是周穆王了。
雖然關于他的“西行見西母王“的故事具有濃郁的神話色彩,但在人們的頭腦中揭開了西行的一幕。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絲綢之路”上的商賈、使節、僧侶、以及屯田戍邊的官兵等各方人士,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
1. 商賈
在各種有關“絲綢之路”的史料中,商賈是在“絲綢之路”上來往最頻繁的一群人,也是為數最多的一群人。
商賈往來于絲路,早于張騫通西域。
張騫出使大月氏時,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見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訴張騫,這些貨物是“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就是說這些貨物來自“身毒”這個國家,而據考證,“身毒”的位置在今天的云、貴、川一帶。
由此可見,在絲路開辟前,已有中國和印度商賈往返于中國與南亞、中亞的千里交通線。
西漢時,絲路的開通使西域各國和漢朝建立了友好關系。
商賈往往假借漢使的名義赴西域從事貿易,攜帶價值萬金的絲綢等物資前往西域各國換回珠寶等物品。
絲綢的大量外銷,對輸入地區的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千多年來,絲路上東來西往的商賈不絕于道,但留下的具體記載并不多,從敦煌壁畫中可以看到他們的一些真實生活。
生活的艱辛和風險,疾病和野獸的侵襲,盜匪的劫掠和屠殺都擋不住超額的商業利潤。
他們為中國和各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做出了貢獻。
他們在進行貿易的過程中,把我們的古文明傳到了西域各國,又將西域各國的古文明帶到了中國。
一千多年來,友誼之橋很大部分是在他們的努力下架設起來的。
2. 使節
中外使節是“絲綢之路”的文明傳播中最自覺的一類。
從唐代文化交流的先驅鑒真到唐代的第一個到達非洲的文化友好使者杜環,再到14世紀暢游非洲大陸的汪大淵,最后到歷經七次西洋的明代航海家鄭和,都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傳播了禮儀之邦的種種先進文明。
杰出的中日交流使者鑒真是唐代揚州人,14歲出家,20歲成為佛門高徒。
他作為律宗的一名僧人,深入研究了佛教中嚴守戒律這一宗派。
由于當時日本佛教戒律制度尚未確立,因此日本政府請鑒真出使日本講學。
冒著惡劣的自然條件和55歲的高齡,鑒真六次東渡,終于成功
地將最成熟的唐代文明介紹給了日本。
他帶去了許多書籍,傳播了醫道,講授了建筑知識。
日本的唐招提寺就吸收了唐代建筑的最新成就。
此外,鑒真和他的弟子們在文學、雕塑、繪畫、書法及榨糖、制醬油、豆腐、縫紉方面對日本人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僧侶的往來也傳播了文明的種子。
三國僧人朱士行是中國西行求經第一人,此后,西行僧徒日眾,其中最著名的是東晉的法顯和唐朝的玄奘。
他們舍身求法,不僅對佛教經籍的流傳而且對古代東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3. 移民
在以傳播為己任的主流傳播者之外,還有一些傳播者的傳播行為的發生是無意識的。
這其中就包括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境外的中國人。
在漢朝以后,由于連年戰亂,一些中國人為了躲避戰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逃到了日本,他們被稱為“歸化人”。
這些人有不少技術人才和士人出身,他們向所居住地區帶去先進的技術和文化。
從西域往外遷居的中國人也都無形之中將華夏的文明傳至各地。
據載,早在公元2世紀末中國人就遷居到了亞美尼亞邊境,其中一些還成了當地著名的家族。
4. 戰爭的領袖和士兵
軍隊在戰爭中是破壞者,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卻又是文化的傳播者。
13世紀的時候,蒙古帝國興起并不斷向外擴張。
后來蒙古軍攻下了巴格達,建立伊兒汗國,它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境內)為首都,疆域以波斯和小亞細亞為中心。
蒙古西征時征集了大批中國的拋石機手、炮手、弓弩手從軍,并帶去大量火藥武器。
蒙古軍之所以所向披靡,和這些先進的火藥武器及制造技術的傳入不無關系。
伊兒汗國時期,波斯在史學方面成就最高,出現了一些歷史著作,最著名的是丞相拉施都丁負責編纂的歷史巨著《史集》,有兩位精通天文歷法與歷史的中國學者李大遲、倪克孫參加了該書的編寫。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有時候戰爭的勝利補給可以使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施加統治,而且還可以使一種文明俘虜另一種文明,畢竟戰爭的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文明的發展高低有關。
后來,在蒙古軍隊和阿拉伯國家的對峙中,歐洲人慢慢接觸并學會了火藥的制造和火藥武器的使用。
近代歐洲的文明的確得益于古代中國的文明,也得益于蒙古鐵騎的西征。
三、內容分析通過上述三條“絲綢之路”可見,文明的傳播經歷了很多種形式,比如實物的形式傳播,像陶瓷、絲綢、漆器等器物。
還有關于技術的傳播,像造紙術、火藥、印刷術、冶煉技術等,還有伴隨著書籍的傳播而名揚海外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
通過這些傳播,華夏文明沿著“絲綢之路”不停地向著對于他們陌生的區域延伸。
1. 器物傳播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織絲的國家,而到漢代,我國就能生產出各種精美的絲織品。
中國絲綢的西傳到了隋唐時期達到高潮。
在約公元4世紀時,歐洲各國的貴族階層都穿上了美麗的絲質服裝。
在絲綢西傳時,中國絲綢也不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往東方的朝鮮和日本。
古羅馬作家曾贊譽中國絲綢“色彩像鮮花一樣美麗。
質料像蛛絲一樣纖細”,阿拉伯的《古蘭經》曾記載:“中國的絲綢是天國的衣料。
”羅馬的上流社會尤其喜歡中國的絲綢。
隨著絲綢的西傳,我國的蠶種和養蠶技術也逐漸傳于各地。
公元6世紀時,中亞和波斯等地已經學會了制絲技術。
漆器是我國傳統工藝品,與北京的景泰藍和江西景德鎮瓷器并譽為我國工藝品的“三寶”。
早在4000多年前,我國就能制造漆器,而且已有朱墨兩種漆料。
遠在漢代,就隨其它器具被送至西方各地。
當漆器傳入歐洲后,特別是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掀起的“中國熱”中,它和中國畫、瓷器、家具等一樣,受到狂熱的歡迎。
法國路易十四愛好東方藝術,在他執政時,法國的“中國趣味”極其濃厚,在他的宮廷里擺滿了中國的桌子、瓷器、花瓶和漆器。
北歐各國還有一個共同愛好,就是用漆器作壁飾。
瓷器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所以有不少外國人稱中國為“瓷器之國”,而我國的英文名字“CHINA”就來源于瓷器。
我國的瓷器早在唐宋時期,即以造型優美、色彩清雅、風格獨特而聞名于世。
馳名中外的“唐三彩”向來被認為是古代文明藝術的杰出代表。
大約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我國的陶瓷便通過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遠銷海外。
華盛頓和杰斐遜是美國的兩任總統,他們都有自己專用的中國陶瓷餐具。
而在墨西哥,貴族們以擁有中國瓷器的多少作為衡量一個人財富多寡的標準,同時也是衡量一個人受教育程度深淺的重要標志之一。
“絲綢之路”的華夏文明傳播
中國的儒家文化對于全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
它曾作為一種替代文化,后來以此為母體孕育生長出了日本的本土文明。
儒家文化對于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歷代的傳教士將大量的中國文化介紹回了歐洲,中國的《四書五經》相繼被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介紹到歐洲。
中國成了歐洲啟蒙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國度,孔子一度成為歐洲思想界的偶像。
可以說中國的古典經籍對歐洲近代文明的誕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于更具體的內容,在上面的內容分析中已作了較詳細的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絲綢之路”的繁榮與衰落說明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階段性變化。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與它的開放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絲綢之路”作為物化的形態,展現了我國古代要求打開國門與世界交流的愿望。
的確,“絲綢之路”應該算是比較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向世人展現了它1500多年的光輝歷程。
“絲綢之路”雖以絲綢貿易為開端,但其意義卻遠遠超過了貿易的范疇。
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和中國聯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發源地如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國文明等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大動脈,使這些文明經過大動脈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異彩。
文明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更加發展。
華夏文明的發展的確也是借助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流。
交流產生需求,也才更加刺激文明的發展。
到今天,這種規律依然發揮作用。
中國的發展還是離不開與外界的交流。
特別是在開發大西部的呼聲中,遠方靜靜躺著的“絲綢之路”仿佛在召喚我們。
曾經的不論陸上還是海上的古道,現在已是崎嶇變通途了,隨之重新恢復和發展“絲綢之路”的呼聲高漲起來。
中國為了恢復古道的繁榮正在積極創造條件,“歐亞大陸橋”的建設就很能說明問題,現在從中國的連云港到地中海的鐵路基本接通,一些貨物集散地和中轉站的建設,正在運轉和完善。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
古“絲綢之路”在傳播華夏文明中煥發生機,今天中國的對外開放和西部大開發也必將在繁榮昌盛的國力面前穩步前進。
借古思今,這正是本文的論證目的所在。
. 圖書及東方思想的傳播
圖書是記錄人類社會知識的重要物質載體,它永遠是人類社會文獻體系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
我國圖書進行國際交流的歷史悠久,同一文化圈內國家間的圖書交流歷史更加久遠。
至少在3世紀時,中國的圖書就已經傳入日本,這些圖書傳到日本是通過遷移到日本的“秦漢歸化人”和公元3至7世紀的新漢人帶去的。
日本民族的文字也是以漢字為基礎的。
日本留學生回國曾帶回了《唐禮》、《大衍歷經》等書。
鑒真赴日時帶去了《華嚴經》、《大集經》、《大品經》、《道教經論》、《六妙門》、《禪門》、《梵綱經疏》、《諸經要集》等。
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記載,當時在日本已有中國藏書1579部。
日本還參照唐朝的學校制度,創造了一套適合于日本國情的教育制度。
中國的儒學通過書籍在日本廣泛傳播。
日本統治者尤其重視儒家的忠、孝、禮、義,并以此作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思想工具。
儒學從6世紀初傳入日本,直至現在的幾千年間,一直對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的書籍,尤其小說傳入歐洲以后,曾對歐洲的現實主義小說產生強大影響。
如萊布尼茨受過《周易》的影響,歌德受過《好逑傳》的影響。
四、效果分析“絲綢之路”的開通,使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的原有道路得以銜接起來。
中國與上述地區的文化交流達到了空前狀況。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懷,無私地將自己數千年里創造的文明貢獻給了各國人民。
頻繁的交流、融合,豐富了各個國家的物質文化生活,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首先,古老的“絲綢之路”上絲綢的外傳,不僅給所到之處帶去了精美的物品,還帶去了先進的技術。
例如絲綢,有助于改善當地人民穿衣問題,豐富美化了人民的生活,還有助于一些國家的絲織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中國絲織工業的發展。
文明的生活方式也是傳播的重要貢獻,這從鄭和七下西洋的活動中可以看出。
鄭和剛到馬六甲時,這里的生活非常原始,人們懶于生產,沒有追求,寢、食的地方和廚、廁都在一起,生活條件極差。
鄭和派人教居民建造房屋,并用中國帶去的磚瓦給他們蓋房頂,又派船隊的醫生到各處為當地居民治病。
今日東南亞有不少藥用植物就是用從中國帶去的種子繁殖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