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原文：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 ，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里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兒底子。
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里“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
志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屁股。
”（跌股便是丟臉、出丑。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
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
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們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
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萬分之一二。
家中經濟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作好作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打相罵的事。
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
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
這比打罵更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
我母親只裝作沒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只忍耐著，人道是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地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剛哭時。
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
我母親慢慢止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兒，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得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凈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
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
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14歲（其實只有12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
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
該文寫于1930年，是作者中年時對自己人生經歷的一段回憶。
胡適的母親馮順弟是舊社會傳統的“母親形象”。
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之后，于46歲死去。
馮順弟寧可自己遭受困窘，也要供胡適讀書，處處為兒子著想，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資的開明母親。
1918年11月，歷盡寡居的艱辛，離開了人世。
胡適自幼失去了父親，母親用那瘦弱的身軀撐起了整個家。
在家里，母親一人擔當起了慈母和嚴父兩個角色——既要把母愛傾注給孩子，讓他們感受家的溫馨，又要嚴格管束孩子，讓他們學會怎樣去做人。
這一切在胡適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最初、最深的回憶。
現代著名學者、文學家胡適的作品。
《我的母親》是一篇自傳體散文，作者通過具體的事例，回憶了母親對自己的教育、關心以及與家人和睦相處的過程，展示了母親對自己的愛和母親善良、寬容、有剛氣的性格特征，表達了作者對母親的感激和懷念之情。
該文沒有花哨的文字，沒有華麗的比喻，語言簡潔流暢，舉重若輕，顯示了白話文的美感與魅力。
胡適的母親對胡適的教育嚴而有寬，寬容不縱容。
這種方法既保護了孩子的自尊心，又讓胡適有了是非意識，學會擔當。
有了過失就必須自己承擔后果。
胡適的母親沒有直接灌輸給胡適多少知識，但她重德垂范，用較為科學的方法始終勉勵兒子一心向學，鞭策兒子學有所成。
該篇文章經改動后收進中國中學語文課文。
胡適的母親管教他很嚴，但“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胡適一句或打胡適一下，保護著孩子的自尊心。
這既難能可貴又很重要，母親對胡適的這種人格尊嚴的維護，讓他能在人生路上抬起頭來走路，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母親絕不放過胡適的任何一點錯誤，當胡適說了輕薄的話，到晚上人靜后，胡適的母親罰他跪下，重重地責罰一頓。
“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這樣點點滴滴做人處事的淬煉無疑會對孩子行為習慣、言行舉止的養成形成很好的自律。
母親在大家庭中與家人相處有寬容、隱忍、溫和、仁慈的一面，也有剛性、倔強、原則問題決不退讓的一面。
有礙人格尊嚴的事，母親是絕不寬容的。
母親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師，母親以身示范對胡適的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教育和影響，讓胡適懂得了自己什么事該做能做，什么事不該做也不能做。
孩子從父母的一言一行里，構建著一個成長的模型，這樣的“身教”比任何高標的說教影響力都大。
胡適就在母親提醒、督促、呵護、責罰中一點點地明白做事的準則、做人的道理，他在母親為人處世、身體力行的經營中修養著自己的性情。
有人說母親是一所學校，母親用那純正的心靈和端正的身教，傳授和示范著做人的道理，滋潤了孩子的心靈，影響了孩子的德行，惠及了孩子的人生。
在這篇文章中有寫作秘訣，再進一步探索會發現，在寫母親對胡適的影響時作者是通過具體可感的事或情景來表達的，這就是細節。
胡適把自己最真實的情感浸透于樸實的細節中，如：“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如果換個思維想想，作者不是如此詳細的敘事，而是每件事都很簡略地提到，對每件事所用筆墨都平分秋色，而不用具體的事情或細節來加以描述，其表達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人與人不同，當然所處的事也會不同，而每個人的生活經歷就是自己寫作的源泉，一篇具有真情實感的文章的素材來源于自己的生活，感情是編造不出來的。
惟有熟悉才能寫得真切感人，惟有熟悉才能對其產生深刻的領悟，發掘其價值意義。
人物背景：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骍，后改名適，字適之。
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于世。
幼年就讀于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
于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
“五四運動”后，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態度。
他于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
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去美國。
1952年返臺，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在臺北病逝。
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
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哲學思想不在于胡適提出的學術觀點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開創性及其深遠的影響。
使中國傳統哲學真正步入現代化進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適。
正是胡適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的歷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觀念標準、規范和通則，成為一次范式性的變革。
這一變革確實起了典范的意義和前驅的作用，它不僅給當時學術界以破舊創新的空前沖擊，影響了一批學人如梁啟超、顧頡剛、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風風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為人們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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