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臺灣文學長期因為政治、地緣因素，常被中國中心主義者視為邊陲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在發展上即受到相當大的壓抑。
尤其在外來統治者的廣義殖民下，紛雜書寫系統使臺灣文學呈現無法連貫的窘境。
不過相對的，從南島語系原住民的口傳文學、中國古文（臺灣傳統文學）、白話文、日文、臺語文引發的復雜情況及斷層也豐富了臺灣文學的面相。
正因語言帶來的意識型態、省籍矛盾、殖民文化等沖突，臺灣文學在基礎定義上就十分困難。
不過參酌臺灣人定義后，臺灣文學就廣義而言應為「出生或客居臺灣所發表的所有文字作品」，而狹義上則應指「描寫臺灣鄉土人物、再現臺灣典型環境、運用臺灣方言的作品、表現臺灣人的生活與思想」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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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歷經日治時期新文學、**文學與西化現代主義文學的發軔萃煉過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懷鄉、鄉土、政治、女性文學于2000年代仍以嶄新型態呈現，且占臺灣文學一定重要性。
除此之外，暢銷的勵志文學、新興的網路文學和同志文學也在這波多元化的并存發展中，競相在新媒介介面或寫作技巧上，重整臺灣的新世紀文學圖像。
而也就是如此，臺灣文學雖在影像媒體夾擊中面臨著嚴峻挑戰，依舊試圖以更創新的面貌繼續蓬勃再生。
臺灣傳統文學
就廣義而言，以詩詞古文為主的臺灣傳統文學源遠流長，從明鄭一直都有其延續發展。
明鄭時期沈光文的文集、鄭經的《東壁樓集》甚為有名，東吟詩社創立開臺灣詩社之先河。
清初郁永河的《裨海紀游》[2]、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被葉石濤稱為臺灣傳統散文的雙璧。
清代本土文人諸羅的王克捷[3]、澎湖的蔡廷蘭[4]、彰化的陳肇興[5]、淡水的黃敬[6]、曹敬[7]、新竹的鄭用錫、林占梅甚有盛名。
宦游人士劉家謀的《海音詩》、《觀海集》[8]頗能反應社會實況。
唐景崧任職于臺南及臺北時，帶動地方文風，有功于詩歌傳播。
日治時期連雅堂的《臺灣詩薈》月刊[9]保存古典文獻有其勞績。
臺灣中部的櫟社、南部的南社、北部的瀛社是日治時期臺灣370多個詩社中最有代表性的詩社。
而賴和、周定山[10]、陳虛谷[11]、王敏川、林荊南[12]等是新舊文學兼擅的文人。
《詩報》則是日治時期發行最悠久的文學刊物，[13]其他如《風月報》[14]（《南方》）、《臺灣文藝叢志》[15]、《崇圣道德報》[16]、《南瀛佛教會報》[17]亦收集相當分量的傳統文學作品。
林獻堂著作以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時至歐美游歷時所留下的《環球游記》[18]最為膾炙人口。
林獻堂留有自1927年至1954年的《灌園日記》，為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獻之一。
張麗俊[19]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可充實櫟社研究的文獻，亦可見日治時期地方基層文人的文學、經濟、社會等不同文化面向。
《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新聞》、《臺灣民報》、《昭和新報》、《三六九小報》、《南瀛新報》等報刊均刊載一定數量的傳統文學。
臺灣傳統文學的詩社源遠流長，活動甚為熱絡，日治時期即有三百七十多個詩社，其中臺北的瀛社、臺中的櫟社、臺南的南社最富盛名。
日治時期新文學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文學的變化亦有其復雜的過程，自此定論下，臺灣文學自是無可避免的與其本身歷史息息相關。
[20]然而被認定相當年輕的臺灣文學，脫離中國大陸、真正成為獨立個體發展，一般來說是從日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肇始。
同時也無法否認的，此種脫離中國古文的新文學運動，卻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
白話文運動
1919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并創辦《臺灣青年》雜志，因而展開了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
而伴隨此過程而來的也有《南音》、《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文學刊物的相繼發行。
這些擺脫古詩的近代文學，為臺灣白話文運動的肇始者，也被學者認為與中國的五四運動或白話文運動息息相關。
新舊不同的文學觀念及臺灣特殊的文學、語言環境，促成為期甚久的臺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
不過也因為牽涉到中國，臺灣白話文運動興起不久，即遭臺灣總督府廢止或箝制（但1937年6月1日之后，日報的漢文廢止后，仍出現5份漢文刊物，可見臺灣總督府僅廢止日報的漢文欄，雜志的漢文并未全面廢止）。
文學論戰
1930年代，類似白話文運動的臺灣文學再造，并沒有因為臺灣總督府刻意壓制而馬上消失。
1930年代初期，影響臺灣文學、語言、族群意識的臺灣鄉土話文論戰正式展開。
1930年，臺籍的日本居民黃石輝于東京挑起了「鄉土文學論爭」。
他在異鄉力倡臺灣文學應該是描寫臺灣事物的文學、可以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學、以及用臺灣話描寫事物的文學。
1931年，位居臺北的郭秋生站出來呼應黃石輝，并更進一步挑起臺灣話文論戰倡言作家應當使用臺灣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此呼應并獲得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全力支持。
之后，臺灣文學應該使用臺灣話或中國話，描寫的內容是否以臺灣為主要素材，成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
然而由于隨后戰爭體制的出現，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滲透，這些論爭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終于在總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紛紛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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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續與影響
1934年－1936年，張深切與賴明弘等人集結了臺灣許多作家組成「臺灣文藝聯盟」，且在同年11月創辦《臺灣文藝》雜志。
后來，楊逵和葉陶另起爐灶，成立「臺灣新文學社」，創辦《臺灣新文學》雜志。
雖然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
1937年蘆溝橋事變后，臺灣總督府隨即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并實施皇民化運動，開始禁用漢文，《臺灣新文學》因而廢刊。
臺灣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為主的團體，如1939年成立的「臺灣詩人協會」，或1940年擴大改組的「臺灣文藝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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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而言，臺灣文學主要探討臺灣人的內心心靈以及臺灣文化的本質，表面看似平淡，其實這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沖擊和反省，臺灣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開始思考臺灣文化的問題，以及嘗試創立屬于臺灣的文化。
戰后戒嚴
二戰后，臺灣從日治時期邁入中華民國時期。
在短暫的蜜月期之后，臺灣文學與政治環境相同，陷入低迷的氣壓。
這些低迷氣壓除了來自國民政府語言政策束縛：如國語之推行及政治事件：如二二八事件等等。
加上呂赫若、張文環、楊逵及王白淵等知名作家遭到程度不一的政治迫害后，半數作家因此不再寫作；臺灣文學作品銳減。
而就在此情況下，戰后戒嚴初期；1960年代之前狹義臺灣文學呈現停滯狀態，而盛行的盡是與臺灣本土不相關的**文學與外省籍作家的懷鄉文學。
1960年代－1980年代，在政府仍主導的**文學與懷舊小說夾擊下，現代主義文學隨著韓戰結束，美援帶來的經濟和美式生活方式的移入下，脫穎而出。
這些包含意識流小說、現代詩、荒謬文學除了對八股化的**文學表示不滿外，也對殘存于傳統文化中的懷舊抱著反抗改革的意識與反省。
而這些反省在之后的1960年代末期與1970年代，產生了白先勇、七等生、陳映真的新變種之現代主義文學。
而這些對于臺灣都市、農村經濟、社會危機、價值觀念等都有進一步的反映和研究的新現代文學也促成了如：王禎和、鍾理和、鍾肇政、李喬、黃春明的人的鄉土寫實文學。
而這兩種文學潮流，都被視為臺灣戰后的「文化創新運動」
懷鄉與三三文學
由中國大陸故鄉記憶總成的懷鄉文學，其主力也是由國民政府所支持的外省族群作家。
夾其母語優勢，此類文學相較**文學更容易被臺灣人所接受。
而這些由「臺灣人的眼睛」去看待外省第一代集體記憶的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中對封建的批判與人性的描繪，也多少影響臺灣社會價值觀。
而臺灣之懷鄉文學，在廣義上通常更涵蓋如李敖、尼洛等外省族群所表現的各種不同文學作品、在臺東南亞華僑所呈現的馬華文學及1970年代之后所謂的三三文學。
組成成員平均年齡相當低的三三集刊團體，其名稱可做以下解釋：前面的三指的是三民主義，后面的三則代表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的真神。
三三集刊成員如：朱天文、朱天心、馬叔禮、謝材俊、丁亞民、仙枝深受胡蘭成與張愛玲的影響，除了文學性極強也有著正統中國與熱愛紅學的信仰。
除此之外，該集團據信也與保釣運動、李敖的全盤西化論及之后溫瑞安成立的神州詩社，有著某種抗衡與合作。
雖運作的時間不久，「三三」式文學行動主義希望將國家文化以及政治意識型態等爭議，包納在一個「情」、「愛」的理想，至今仍為不少人所稱道，也為1980年代初期外省人的主流想法。
不過，自1987年本省人政治勢力抬頭后，驟然從強勢團體變成弱勢團體的外省人族群，漸次放棄該意識型態，而懷念起「只知相信，不知懷疑的那個幸福時代」[23]。
與臺灣本土化日漸對立的此種轉變也影響2000年后的泛藍抗爭，媒體態度，甚至臺灣政壇的生態板塊。
雖然擁護中國文學與正統思想的三三文學在隨后的政治風潮中，因無法顧及現實而消失，但是其總根源之懷鄉文學卻在中文仍于臺灣占有優勢下，仍于臺灣相當具有一定市場。
這期間，諸如席慕容的新詩、朱天文的散文或小說等等，都在1980年代之后，甚至新世紀后，依舊領有風騷。
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
1960年代臺灣隨著韓戰結束與美援帶來的影響，社會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猛烈沖擊。
不僅在相對穩定政經方面有著小部份開放，文學也盛行著存在主義與超現實主義。
而最后表征于現代主義的這些文學作品，也在同時間產生。
而種類包含意識流小說、現代詩、與荒謬式的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代表人物有如：講究文字技巧的白先勇（小說：《孽子》）、超越外在社會現實，努力探索臺灣人內在世界的七等生（小說：《我愛黑眼珠》）、崇尚西方價值，摒棄東方倫理的王文興（小說：《家變》）、西化且簡潔文字的子敏（散文：《小太陽》）及呈現超現實主義俐落文字的商禽（新詩：《夢，或者黎明》）
1970年代之后，戰后出現首波描繪臺灣真實生活面貌的文字作品。
這些作品對于臺灣都市、農村經濟、社會危機、價值觀念等都有進一步的反映和研究。
這些同時講究西方文字技巧及漢文文字的鋪陳格式，卻全然書寫臺灣本土的文學作品，通常統稱為鄉土寫實文學。
而如：王禎和、鍾理和、鍾肇政、李喬、黃春明等人的作品，跨越了漢文與母語間的障礙，并在1970年代－1980年代被臺灣政府刻意忽略下，終還是因為貼近臺灣本土而嶄露頭角，而之后，不管是延續本有的漢文書寫格式，或爾后的新型態的臺語文書寫，即使在20世紀后，仍成為臺灣文壇的顯學。
政治文學
與其他地方相同的，臺灣政治文學也起因于重大政治事件，與政治風氣的弛與禁。
其中，重大政治事件為1970年代末期，持續發展的美麗島事件以及緊接發生的林義雄滅門血案。
而臺灣白色恐怖情形稍微緩和直至1986年解嚴，則是風氣影響政治文學發展的另一個關鍵。
以黃凡（《賴索》）、林雙不、張大春（將軍碑）等人為代表的80年代政治文學，實際描繪了臺灣政治從冷漠到熱騰發燒的過程。
并使用文字描繪兩層次間的，諸如族群，年代，國家認同或身分認知矛盾。
另一方面，也間接說明臺灣在邁向真正民主化，機械化后的失落與邊緣人心態。
臺灣政治文學的最頂峰應屬龍應臺的野火集，以卓越文筆及接近無政府主義的理念，帶動臺灣自力救濟的新潮流，不過在另一方面，卻引發了臺灣社會脫序的起端。
隨后，這些脫序現象，也成為1990年代、甚至2000年代之后，政治文學常常描繪的場景。
女性文學
女性文學興起于1980年代，是主題明顯偏向女性的文學傾向。
在現實上，戰后的女性讀者一直是臺灣相當重要的文學支持者，不論是純文學或通俗文學如出租之翻譯言情小說、瓊瑤小說、本土言情小說，女性都有一定比例支持者，以廣義來說，亦為女性文學的延伸。
不過嚴格講起來，真正出現了表達臺灣女性意識的文學潮流，出現于解嚴前后的臺灣文學文壇。
以蕭颯、蕭麗紅、廖輝英、李昂等人為代表的臺灣女性文學雖然敘述層面廣泛，但歸納下，在本質上有兩大主題。
第一，就是強烈表達女性意識。
在此主題下，雖然明白闡述出文學特質，但是另一方面未涉及此意識的男女配角成為扁平角色，文學意向模糊。
另外第二主題，則是男女兩性關系的本質。
在此主題下，臺灣女性文學除了對于傳襲至中國的臺灣舊有倫理或家庭制度對女性的不公平表達批判與不滿，卻矛盾的出現一份理解與同情。
因此，在某程度上，女性文學也間接傳達臺灣在傳統與現代中間，無法解脫的束縛。
事實上，女性文學跨越新世紀前后仍有不同樣式的發展，原本受文壇重視的女性文學作家繼續創作，而如蘇偉貞、朱天文、平路、朱少麟、張曼娟等新舊作家，也重新用女性觀點式的文學來省思臺灣。
多元化文學
1990年代之后，臺灣文學呈現多元化并存狀態。
除了稍早期政治文學、女性文學，甚至鄉土文學、懷舊文學以新型態繼續活躍外，也出現了網路文學與勵志文學為主的通俗文學走向。
隨著臺灣本土化的省思與腳步正常化，以母語做為文學要素的原住民文學、口傳文學、臺語文學等也相繼受到重視。
而其中，又以臺語文學最具指標性。
另外，隨著臺灣社會對同性戀態度的開放，以LGBT為書寫主體的同志文學亦占有一席之地。
2000年代之后的臺灣文學呈現的不僅是文化論述，而是在于使用不同文學型及透過特殊技巧形式來展現作者想要呈現的文化議題。
在這精雕細琢，層層展開，讓內容與技巧形式互相呼應的創作空間。
這種企圖甚至也出現于網路文學或繪圖或網路新詩的年輕書寫狀態。
這種包容性與內涵，是其他時代、其他地區（包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或書寫領域里無法想像也常常無法體會的寫作方式。
而這種在不斷反省、不斷注意多元及弱勢文化聲音的臺灣文學，為現今臺灣文學的特點。
網路與勵志文學
1990年代，俗稱「超文本文學」（hypertext literature）或「非平面印刷」的網路文學于臺灣開始興盛普及。
不久之后，以網路為媒介，或以網路人口為收受者的文學成為臺灣文學的主流。
一般來說，網路雖然對現有文學具有顛覆性作用，從根本上動搖了現有文學的寫作和傳播方式的基礎，但是在文學觀念沒改變情況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學領域，拓展了個體性，自主性的臺灣新文學。
更甚至以相當快速的方式，將臺灣文學以另外一種型態傳送到華人地區。
而臺灣網路文學代表性人物如蔡智恒以痞子蔡的筆名寫下（《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藤井樹（《我們不結婚好嗎？》、九把刀、鯨向海（新詩）不但將網路文學鉛字化，并且在某程度上改變了臺灣的文學生態。
在另一方面，以閱讀輕薄短小、重視傳播、創新文體為特征的勵志文學或新型態通俗文學，迅速于臺灣流傳。
諸如幾米（繪本）、吳淡如、侯文詠、劉墉、吳若權為代表性作家。
雖然這些文學作品常因為過于普羅化，遭到部分文學評論者的嚴詞批評，不過不可否認，多少反映臺灣現況的這類型文學作品，仍可視為臺灣文學之主要支流。
另外，純文學范疇的都市文學作家，如駱以軍、郝譽翔、陳雪、阿盛、袁哲生、林耀德、舞鶴等，在寫作上也多少受此通俗文學的輕薄或創新理念之影響。
臺語文學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緊接著又是「白色恐怖」時期，再加上國民黨**政策的高壓統治，關懷臺灣本土的文學頓時倍受壓抑，沒有生存的空間。
1970年代以降，由于一連串的國際事件的沖擊，臺灣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鄉土文學躍登歷史舞臺，影響深遠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也隨之爆發，臺語文學遂在這種環境里萌芽而逐漸成長。
戰后最早主張用母語寫詩的是林宗源，接著向陽也于1976年開始以臺語寫詩。
進入1980年代初期則有宋澤萊、林央敏、黃勁連、陳明仁、胡民祥等人的加入。
1987年解嚴，隨著政治符咒解除，社會內部隱藏的文化動能開始爆發，臺語文學作品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文類也由初期的詩開始往小說、散文、戲劇開拓，文學技巧也更見提升，主題也更趨多元。
1980年代后期之后陸續有更多作家投入臺語文創作的行列，比如說陳雷、李勤岸、莊柏林、路寒袖、方耀干等。
1990年以前臺語用字仍屬嘗試期，用字極不統一，有人創造新字，也有語文專家考證本字，再加上原有的傳統用字、華文用字，可謂百花齊放。
進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臺語文作家互相觀摩學習的結果，用字漸趨統一，奇怪的新創字、古字逐漸銷聲匿跡。
新的臺語文字，一方面有所傳承，也有所創新，但總不離「通俗性」、「語源可靠性」、「音義系統性」三大原則。
其次是漢字和拼音不再自成系統，而有合流現象，即所謂「有音無字」的詞素用拼音字表示，嘗試以拼音字做為文字的一部分，臺語文學的用字，逐漸朝向統一的道路邁進[24]。
而這種文學發展，也在20世紀后，隨者本土化進度而有所延伸或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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