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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一座高聳的峰巒。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國
力強盛、文化發達的重要時期，宋繼唐后，承傳開拓，形成了璀璨恢
宏、獨具風神的宋代文化。
文風新變 流光溢彩
在宋代恢宏的文化廊苑中，各體文學的發展與成就占有突出地位。
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宋文有別集流傳者約六百余家，包括流傳散篇的作者合而計之逾萬人。
蜚聲文壇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
宋初由柳開、王禹?等承傳唐代
韓愈、柳宗元宗經明道、重散反駢旨趣，首倡文風改革。
繼而歐陽修
主盟文壇，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相繼崛起，散文運動形
成高潮，創作大量時政論文和文藝散文名篇，確立了平易自然的文章
風格，使當時“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范。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
錄》卷二）南渡前后及宋室末葉，時代風云造就出一批以抗敵衛國為
己任的志士，諸如李綱、陳亮、葉適、謝枋得等，寫出一些智略輻湊、
忠義奮發的愛國文章，也卓有影響。
宋詩在承傳唐詩的基礎上開拓創
新，形成了可與唐詩抗衡比肩的獨立營壘，創作數量空前豐盛。
北京
大學正在編纂《全宋詩》，據初步統計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
唐詩》的四倍。
宋代多高產詩人，陸游自謂“六十年間萬首詩”。
宋
詩反映社會視野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
宋與唐的時
代氣象與氛圍不同，詩家又勇于創新，因而形成與“唐音”殊異的
“宋調”。
在三百多年的演進中，宋詩出現不少創作群體。
宋初詩壇
宗法唐人，有白體、昆體、晚唐體，隨后出現革新詩派，促成詩風改
革，宋調臻于成熟。
接著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四靈詩派、逸民詩人
相繼而起。
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尤
（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大家，創作了大量名
篇佳作，先后輝耀中華詩壇。
宋詞是兩宋文學的輝煌代表，被稱為一代文學之最。
前人有“詩
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說。
詞體興于唐，到兩宋方始臻于
成熟鼎盛，并取得與詩并行而為后世無可企及的地位。
由于詞是合樂
詩體，流播廣遠，風行于社會各階層，擁有廣泛創作隊伍。
宋代詞作，
據《全宋詞》輯錄，共收詞人一千三百余家，詞章近兩萬首。
孔凡禮
《全宋詞補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
宋詞數量雖遠不
迨宋詩，但作為新興的合樂詩體，既可傳誦于文士案頭，又能流播于
樂人歌喉，強化了它的娛樂性和傳播力，擁有眾多接受群體。
宋初詞
壇在承傳晚唐五代基礎上醞釀新變，晏殊、歐陽修為開山初祖。
柳永、
張先發展慢聲，提高韻味。
晏幾道、秦少游，展衍婉麗風韻而加以提
高。
賀鑄筆勢氣舞、氣宇豪俠，蘇軾開拓堂廡、清雄超拔。
北宋末出
現了集婉約大成的周邦彥，詠唱傷亂的閨秀高手李易安。
繼南渡抗金
將寫作慷慨悲憤的時事詞之后，辛棄疾拓展東坡蹊徑，揮寫愛國詞章，
形成豪壯派。
姜夔則創變婉約詞藝，抒發隱淪風情，人稱騷雅派。
史
達祖、吳文英承其余緒，用筆幽邃，寄意深遠，詞藝精粹。
宋亡前后，
抗敵志士，巖穴逸民，以浩氣凌云的壯詞或緬憶故國的哀吟，為詞壇
作了收結。
立言淑世 著文醒時
宋自立國之始便命運多蹇，外有游牧民族的侵襲，內有冗官、冗
兵、冗費的困擾。
有識之士無形中產生了種種憂患意識，也激發了他
們變革社會的時代責任意識。
這些都深刻地反映在宋代文學的優秀篇
章之中。
憂念國運、立志報國的作品，在宋代十分突出和感人。
北宋前期
社會比較安定，但遼、夏侵逼，邊防危機已經顯露。
宋初即有不少作
家，寫作關念疆防的名篇。
如王禹?《唐河店嫗傳》，記述北方邊境
一農家老婦，面對狂暴無禮的敵兵，機智地“推虜墜井，跨馬詣郡”
的勇敢故事。
作者借此提醒朝臣，要“多用邊兵”，加強國防。
他在
《對雪》詩中，想象邊境民夫的沉重負擔、防邊戰士的艱苦生活，末
以“多慚富人術，且乏安邊議”引咎自嘆，體現出對國防的關切。
隨
后梅堯臣的《故原戰》、蘇舜欽的《慶州敗》，都直接記述邊防的失
敗戰役，表示對朝臣御敵失策感到痛心。
蘇舜欽寫過不少詩篇力主強
兵御侮。
在《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詩中寫道：奮舌說利害，以救民
膏肓。
不然棄硯席，挺身赴邊疆。
喋血鏖羌戎，胸膽森開張。
彎弓射
?槍，躍馬掃大荒。
功勛入丹青，名跡萬世香。
表達了他有志報國疆
場的雄心壯懷。
靖康事變后，宋室偏安，中原沉淪，朝內主戰主降兩
派斗爭激烈，抗戰將領和愛國作家，寫出不少強兵御敵、光復舊物的
政論，和請纓效忠、發憤報國的詩詞。
前者如李綱《議國是》、虞允
文《論今日可戰之機有九》、辛棄疾《美芹十論》、陳亮《中興五論》
等，都切實分析敵我、預測戰局，提出收復故土振興國勢的戰略。
后
者以岳飛、張元干、辛棄疾、陸游等眾多作者的愛國豪吟最足代表。
宋亡前后，在同元蒙軍殊死斗爭中涌現的愛國英烈和逸民，留下不少
千古流傳的愛國名篇。
文天祥的《正氣歌》、《衣帶贊》、謝翱的
《西臺慟哭記》等，無不廣為傳誦。
文氏的《過零丁洋》“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激勵歷代英烈舍生取義報效國家的
千古名言。
關注農家，體恤民情，也是宋代文林的良好傳統。
王維“忘己愛
蒼生”（《贈房盧氏》）、杜甫“窮年憂黎元”（《自京赴奉先詠懷》）
的精神，宋代詩文進一步有所昌揚。
有的作者曾以老黃牛自擬，生動
地攄發了為老百姓鞠躬盡瘁的情懷：耕梨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
傷。
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
（李綱《病牛》）百里西風
禾黍香，鳴泉落竇谷登場。
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臥夕陽。
（孔
仲平（禾熟》）基于這種甘為庶民牛的精神，不少文人將視角朝向基
層，寫出不少關懷民瘼之作。
有的反映暴吏擾民。
如高弁《望歲》文，
闡明要安民，就要將“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
”“暴虐之吏，過
于水旱遠矣”。
梅堯臣《田家語》，寫州官為了邀功媚上，強行抓丁，
出現“搜索稚與艾”，“父子各悲哭”的慘象。
有的反映重賦害民。
陸游《農家嘆》寫農民辛苦耕作，卻因偶未交足租賦，被縣吏抓到縣
庭，受盡折磨：“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
”范成大《催租行》，
寫基層鄉吏以催租為借口敲詐百姓錢財。
有的寫荒年農家慘景。
范成
大《后催租行》寫天災連年，顆粒未收，農民由賣衣交租到賣兒女來
完稅：“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
驅將換升斗。
”戴復古《庚子薦饑》，寫理宗時浙東荒年，百姓“餓
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尸。
”慘況耳不忍聞。
針砭官場腐敗、賄賂公行、上層享樂、世風黑暗，在宋人作品中
也警策銳利，引人注目。
蘇軾應制科考試的策論，就勸諫仁宗“勵精
庶政，督察百官。
”在《決壅蔽》中，他尖銳地指出：凡賄賂先至者，
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
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
行之。
這段文字對當時官場的賄賂風行、錢可通神的現象說得何等一
針見血。
孫因《蝗蟲辭》以蝗蟲喻指吸吮人民血汗的達官貴人，說：
“牟人之利以厭己之欲者，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猶如蝗蟲，
“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而民日益瘠”。
比喻何其切當。
羅大經《能言鸚鵡》，諷刺言行相悖的偽君子是“能言鸚鵡”，他們
善于學舌，說起來道理堂皇，做起來劣跡昭彰。
辛棄疾《千年調》以
幽默筆調諷刺阿諛逢迎的官僚們，在上司面前，“最要然然可可，萬
事稱好”，唯有“寒與熱，總隨人”，善于“學人言語”的“秦吉了”，
方能引人喜歡，得到升遷。
凡此都體現出作者對當時惡劣世風的指斥。
這些斥時文字，有的直言不諱議論英發，有的借古諷今立意深遠，有
的矛頭直指最高統治層，略無顧忌。
宋人重視思理，一些作家慣于以哲人慧眼掃視生活，使許多詩文
富哲思、含理趣、染禪味，具有沉厚的理性機趣。
這種哲思光芒有諸
多表現。
一類是以日常小景隱喻生活哲理，給人以領略不盡的啟示。
如王安石《游褒禪山記》，通過探山紀游所體驗的“入之愈深，其進
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經歷，悟出“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
險遠”，這就告訴人們：高深的造詣、光輝的成就，只有不畏險遠奮
力前進方能達到。
朱熹《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來。
”借描繪池塘景觀，啟示人們：要頭腦清醒，心地明澈，就
要堅持學習，不斷補充新知。
另一類是從切身體驗引發人生反思。
如蘇軾《超然臺記》，借記
亭臺闡揚正確處理物我關系的人生態度，說明人欲望無窮而外物有限，
陷溺其中，煩惱太多，唯有超然物欲，以我役物，方能“無往而不樂”，
瀟灑地面對人生。
徐積《無一事》詞：“見說紅塵罩九衢，貪名逐利
各區區。
論得失，問榮枯。
爭似儂家占五湖。
”也是看穿名利的醒迷
之言。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蘇軾《定風波》，顯示以履險如夷的
風姿步越突然而來的襲擊：莫聽穿竹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
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自然界會雨過天晴，人生旅途
中也常會度過坎坷迎來康衢。
陸游“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游山西村》）的名句，久已家傳戶誦，讓人神會。
士風挺拔 人文競秀
宋代文學的輝煌及其所表現的獨特風貌，植根于宋代的文化土壤
和歷史條件。
換言之，宋代文學的璀璨不過是宋代歷史條件下文化興
盛的一個表征。
一如發生在文學領域的豹變，宋代在哲學方面突破了五代以來沉
悶墨守的局面，伴隨通經致用，講求義理以及疑古思潮的興起，出現
了王安石的新學和以張載、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為代
表的理學等諸多流派。
宋儒諸子融匯各家，援佛入儒，建構成新儒學
體系，不僅升華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揚士人剛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節
操意識。
道家的反觀內省，禪宗的妙語機鋒，則從不同的方面引發了
文人的興致，開擴了人們的思理。
這種種因素，陶鈞出宋代文學尚理
的特點。
《滄浪詩話》即指出：近代諸公“以議論為詩”。
劉克莊論
當代詩，有“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詩序》）之
語。
李夢陽云“宋人主理，作理語”（《缶音序》）。
可見重議論、
尚思理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
在科學技術方面，宋代也有出色的成就。
火藥的應用，指南針的
發明，天文學和醫藥學的演進，最為引人注目。
北宋編寫《武經總要》
記述火藥配方，表明火藥開始廣泛運用。
宋仁宗時已有關于指南針的
記述，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更有詳細的說明。
南宋朱繼芳有“浮針
定四維”的詩句，所詠就是海上航行時靠指南針來測定方向之事。
宋
代的天象觀測、星圖繪制和天文儀器制作水平都有所提高。
北宋蘇頌、
韓公廉等人制造的水運儀象臺，早已馳譽海外。
蘇頌的《新儀象法要》
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著。
宋代醫學家重視對醫療方劑的搜集整理，
如王懷隱主編的《太平圣惠方》、賈黃中等編纂的《神醫普救方》，
采錄十分豐富。
中草藥書籍的編輯出版，在宋代也成績斐然。
如《開
寶本草》、《嘉?本草》、《大觀本草》、《政和本草》，以年號取
名，說明本草書各時期層出不窮。
從社會結構上看，有宋一代門閥制度和觀念進一步削弱，寒門士
人的社會地位也有了提高。
而朝廷在政策上向文治傾斜，文化上比較
開放，教育顯示出普及化、平民化趨向，科舉取士限制勢家特權，開
放寒門讀書人的通道。
對貧寒士子應試經濟上給予補貼，“自起程以
至回鄉費，皆給予公家”（《燕翼貽謀錄》卷一）。
科舉考試錄取名
額，也比唐代大幅度增加，使寒門人士有更多機會走入仕途、躋身文
林。
更重要的是，趙宋自立國之初便面臨嚴重的內外交困，在這種氛
圍中，士人之間普遍地形成了至今仍為人稱道的憂患意識：“居廟堂
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
天下之樂而樂”。
這種憂樂天下、體國恤民的襟懷不時流露在士人的
著述和吟唱之中。
如王禹?舉酒高吟：“男兒得志升青云，須教利澤
施于民”（《對酒吟》）。
面對鄉民傾訴困苦遭遇，張舜民無限嘆息：
“我聞鄉人言，背顙俱汗流”（《鄉人言》）；有感于國步艱厄，陸
游直寫胸臆：“壯士方當棄軀命”（《夜讀東京記》），“位卑未敢
忘憂國”（《病起書懷》）。
而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負和才華的機會，
則積極建言獻策，以圖變革自強。
自真宗、仁宗以來，就不斷出現挽
救危機的主張，連續涌動振刷衰運變革圖強的思潮。
柳開早就向真宗
陳奏過“若守舊規，斯末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宋史紀事
本末》卷二十）的政見。
范仲淹向仁宗《條陳十事》也說：“歷代之
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此后慶歷新政、荊公變法，
以至南渡后的中興之論、光復之謀，始終蕩漾著不墨守陳規、不安于
凝滯的議政風氣。
這種風氣反映在文學上，就是議政成為文學的重要
題材，在創作中反對模擬，強調創新。
“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
（《六一詩話》引梅堯臣語）。
“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腳后行。”
（戴復古《論詩詩》）代表當時普遍推重的創作觀。
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以面向過去為主的史學也承擔了“資治”
的重任，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朝廷正式建立記述當代歷史的制度，官
方和私人都重視修纂史書，如歐陽修、宋祁、范鎮等受命纂成《新唐
書》，歐陽修改編官修前代史籍，自撰《新五代史》，陸游編撰《南
唐書》。
由司馬光領銜在官方史局纂成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
部貫通古今的編年體通史。
由南宋李燾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
則是編年體當代通史的一部巨著。
這些史書不僅有重要的“資治”價
值，從文學上說，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堪稱上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