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侯上語文課最痛恨的事件之一就是背古文。
拗口晦澀,繁復冗長的古文讓年少的我背來每每痛不欲生。
但是不背的后果很嚴重,罰站、罰抄等等不一而足。
后來雖然都已背下但都是囫圇吞棗,任老師怎樣解釋,未及弱冠嬌生慣養的我們又怎能完全理解文章作者那種深刻情懷?所以這些年過去那些所背之文大多都已在記憶里殘缺不全,惟有一篇范仲淹范文正公所書《岳陽樓記》仍記憶尤新,嘗頌之也是一字不差。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他是那樣寫的,事實證明,他也是那樣做的。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出生在一個中下層官吏范墉家中。
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親便病逝了,母親謝氏貧困無依,只好抱著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東一戶朱姓人家。
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在朱家長大成人。
朱家雖然富裕但范仲淹為了勵志,常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晨夕之間便就讀諷誦。
一個偶然的事件,范仲淹驚諤地發現自己的身世,他毅然接回母親,辭別朱家前往睢陽應天府書院就讀。
范仲淹十分珍惜嶄新的學習環境,晝夜不息地攻讀。
一次,真宗皇帝路過書院,大家都爭相前趨觀望,范仲淹卻閉門不出,坐涌如舊。
一位同學怪他怎肯錯過觀望皇上的良機,他卻回答:“日后再見,也未必晚。
”數年之后,范仲淹對儒家經典已然堪稱大通:吟詩作文,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過科舉考試,中榜成為進士。
不久,他被任命為廣德軍的司理參軍。
他把母親接來贍養,并正式恢復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從此開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始終能以清廉律已,關心人民疾苦,不忘“憂天下”的初志。
中年做官后,他接連上書議論國事,譏切時弊。
后得罪宰相呂夷簡,貶饒州。
康定元年 (1040),邊事緊急,召為龍圖閣直學士,任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
由于號令嚴明,訓練有方,又能團結當地羌人,戍邊數年,名重一時,羌人尊呼為“龍圖老子”,西夏稱為“小范老子”,贊其腹中有數萬甲兵。
慶歷三年(1043),呂夷簡罷相,范仲淹參知政事。
曾提出十條建議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頓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蔭官,引起腐朽官僚勢力的不滿,攻擊他引用朋黨,迫使離朝,“慶歷新政”即此結束。
后于赴穎州途中病死享年六十四歲,卒謚文正。
這時,范仲淹積蓄已盡,一家人貧病交困,僅借官屋暫棲,略避風雨。
從一個人死后旁人所為最能看出一個人的言行品德如何,在這方面范仲淹無疑成了一個典范。
范仲淹死訊傳開,朝野上下一致哀痛。
包括西夏甘、涼等地的各少數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眾舉哀,連日齋戒。
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器哀悼,根據他的遺愿,遺體沒有運回原籍蘇州,而是葬在他母親長眠的那塊地旁——洛陽南郊萬安山下。
范仲淹的行動和思想,贏得身前身幾代人的敬仰。
歷代仁人志士也紛紛以范仲淹這位北宋名臣為楷模,學習和效法。
綜觀范仲淹生平在軍事上他雖然初始由于不通軍事大敗于西夏,但后來過而能改,治軍有方,始終扼守著陜西要略使西夏不能寸進一步。
在政治上他針砭時弊、整頓吏治,上書十議,是波瀾壯闊的王安石變法的前奏。
在文學上他是北宋詩**新運動的先驅,講究文以載道。
他意識到宋初數十年來文章柔靡、風俗巧偽的危害,強調繼承歷史上進步的文學傳統,并推薦當代能堅持風雅比興傳統的好作品。
現在再讀起《岳陽樓記》,結合范仲淹生平才感悟到此文的可貴。
《岳陽樓記》以事入景,以景生情,以情及理。
記事、寫景、抒情和議論完美地交融合一,范仲淹把生平的理想抱負通過形容岳陽樓景色的華麗辭藻流淌出來,讓人不禁擊安叫絕。
儒家倡導“修身、治國、平天下”。
可以說這句話概括了一個人一輩的作為。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也對這三點給出了些須答案。
關于修身范仲淹寫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可以說是修身的最高境界,甚至有點類同于不垢不凈佛家的“無我相,無人相,無壽者相,無眾生相”的境地。
對于“治國、平天下”范仲淹雖然沒有給出確切答案,但他給出了一個思想境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可以說范仲淹給儒家思想的“修身、治國、平天下”定義了一個新的境界。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句出自《孟子·盡心上》的話是中國古代封建士大夫們的最大期望,又或者說是古代社會知識分子階層的一個道德標桿。
但我始終對這句話保持疑慮。
達則兼濟天下沒有問題,但窮則獨善其身是不是有失責任?難道窮困潦倒或是郁郁不得志之時國家興亡就與自己無干了嗎?所幸的范仲淹為他自己也為所有的后來人樹立了一個新的道德標桿——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也許這是一個永遠無法企及的境界但范仲淹是一直努力去做的。
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時候正貶官在外,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態度,落得清閑快樂。
可是他不肯這樣,仍然以天下為己任。
淘淵明或許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去享夢桃園,后人也佩服他的淡薄。
但是范仲淹不行,因為他知道為五斗米折腰后可以去為天下百姓多出一份力。
李白也可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但是范仲淹也不行,因為他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或許范仲淹沒有一些人灑脫,那是因為他始終給自己背著一個沉重的包袱,一個古往今來至今也沒有人解決的包袱。
這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令人敬佩而又憂患實多的。
究竟是為理想高貴地死崇高還是為理想卑微地活值得敬佩,我想我會選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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