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唱歌、跳舞、聽故事這類活動，在非洲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是占著重要地位的。
我們簡直無法找到一個民族，他們沒有自己的優美的神話故事。
對非洲人來說，講故事并不是一種普普通通的娛樂，而是一種嚴肅的教育。
聽眾對講故事者所講的每一個故事，總要持尊敬的或恐懼的態度。
有時，講故事的人講，聽眾也就參加進去。
南非的拉姆巴人至今還保留著這種叫“烏魯希”的故事形式：一人領講，摻雜進一些歌子，而所有的聽眾則伴以合唱。
西非的愛維人也用這樣的方式講故事。
愛維人作曲家西涅加·加德則克普說：“我們在工作或娛樂的時候，唱我們的民間歌曲，我們用歌聲來哀悼朋友，用歌唱來表達自己的歡樂，當我們聽著很長的故事的時候，我們的歌唱使故事編的生動活潑。
”[1]
在很多非洲民族中，只許可在晚上講故事。
據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旅行家柴普曼說，卡普爾人（科薩人）白天是不準講故事的。
另一位旅行家弗羅賓尼烏斯也證實，在北非柏伯爾人（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及摩洛哥的部落群，操閃米特-哈米特語）的某些部落群里，仍然是禁止白天講故事的。
每到晚間，黑暗降臨了所有熱帶密林的時候，人們燃起一堆堆篝火，勞累了一天的大人和孩子們，都聚集在篝火旁，聚精會神地聽著引人入勝的神話故事。
據說，十七世紀中葉，即在歐洲人進入非洲之前，布須曼人是非洲各族中唯一處于石器時代的民族。
布須曼人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而且把很多原始的特點保存到了二十世紀。
他們使用弓、毒箭和投槍狩獵，既不知農耕，也不知畜牧。
他們沒有固定的房舍，棲居于灌木叢中。
因此，布爾人——殖民主義者荷蘭人把他們稱作布須曼人——意為“灌木叢里的人”。
布須曼人及其緊鄰霍屯督人是歐洲侵略者的第一批犧牲者。
荷蘭移民自1652年起，以現今的開普為基地，無情地屠殺布須曼人。
他們把布須曼人包圍起來，不分男女老幼，用槍炮射殺。
生留的很少一部分人被驅趕到卡拉哈里大沙漠無水地區。
歐洲人在非洲出現時，霍屯督人所處的社會發展水平比布須曼人要高得多。
他們和布須曼人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然而給予他們致命打擊的，是1906—1907年間西非人民起義反對殖民主義壓迫時的德帝國主義。
現在霍屯督族保留下來的納馬部族，約有兩萬人。
布須曼人的民間文學是十九世紀中葉研究非洲語言的第一批學者之一英國人B·布雷克(Bleek)記錄的，他曾經研究了當時居住在橘河一帶的一個布須曼人部落，大都帶有神話的色彩。
布須曼人有一個故事談到星星的起源，認為星星是一個布須曼姑娘造的，把她奉為布須曼人的始祖。
故事這樣敘述：“古代有一個姑娘。
有一次她抓了一把燃燒過的炭灰撒向天空。
灰燼撒到哪里，哪里的天空上便出現一條星星造的路。
自那以后，每到夜晚，這明亮的星路，便用它那柔和的光芒照耀著大地，使人們看得見回家的路，不用再在黑暗中摸索了。
”布須曼人用故事來講解他們還不大了解的自然現象，把自然界的諸種現象說成是神普爾加所使然。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有一天天，太陽燃燒似的照耀著，令人非常苦悶。
有兩個因苦熱而煩躁的婦人，為了要發泄她們的苦悶，把一條可憐的毛毛蟲踐踏死了。
普爾加神對于這件罪惡非常震怒，于是降下漫漫的長夜，要使人們對日光的價值再看高些。
……”布須曼人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是蝗蟲（蚱蜢），以它為中心編造了一系列故事，布須曼人認為蚱蜢締造了太陽、月亮和他們動物。
霍屯督人的故事也是由布雷克和克朗林記錄下來的，大部分也是動物故事。
布雷克曾經想把他的南非動物故事題名為《南非洲的列那狐》，把南非各族故事比作歐洲諸民族的動物故事列那狐故事。
這一點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霍屯督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獅子、胡狼、鬣狗及羊等，對這些角色，霍屯督人都有自己的近乎固定的看法：獅子、大象——愚笨、粗暴；胡狼、鬣狗——狡猾；兔子和龜——智慧、機敏……在他們的故事中，偶爾也出現人為主角的故事，但在這種故事中也是人、動物同臺，人與動物同生活、同思想，似乎仍是同類。
例如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女人嫁給大象做妻子，人同動物是相像的。
[2]
班圖語族各族居住在由蘇丹到非洲的南部，剛果河流域，幾個非洲大湖地區和三比西河、林波波河及瓦阿拉河流域。
在歐洲人入侵之前，班圖人宗教觀念的基礎是萬物有靈和祖先崇拜。
祖魯人信仰一神教，神居住在天上某個地方，但不干涉人間的事務。
祖魯人的故事同其他非洲民族的故事一樣，主要是動物故事，如野兔故事（據說撒哈拉沙漠以南是沒有家兔的）。
但是在祖魯人的故事中，出現了象谷谷馬戴烏這樣的巫師，伊澤穆這樣的食人精，烏希古留密這樣的英雄。
祖魯人故事中的登場人物，同時又是說故事的人，故事的創造者；他們不僅說不清楚這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還不知道怎樣理解它。
他們把無法理解、無法解釋的現象說成是由于某種特殊力量的存在，而這種特殊力量又是經常跟人在一起的。
他們賦予動物、巖石、水和家常用品以靈性，什么都是活的，什么都在行動，對這一切，人必須時刻加以提防。
關于巫術和巫師的描寫，是非洲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不多見的。
祖魯人無法理解生死現象，便想象世界上有巫術存在，而且至今還用巫術來解釋死亡。
如有一篇《海浪的孩子》說，小姑娘恩桐碧落到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巫婆手里，跟她學到一些基本巫術知識。
由于老巫婆一病不起，恩桐碧只學到一知半解。
[3]這種掌握了巫術的超自然的人，同現實中的人是一同出現于故事中的。
巫術并不同現實中的人處于對立的地位，而是幫助他們處世。
可以說，超自然和現實生活并存，與現實生活交織在一起。
祖魯人關于他們的英雄人物烏希古留密的故事，也是把登場人物與動物之間說成同類。
有時我們簡直很難了解這位英雄是什么，是人？還是幼小狡猾的動物？
我們從祖魯人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原始公社制的社會特點。
《鳥姑娘》里的主人公，住在一個還沒有分解為一個個小家庭的家長制大家庭里。
根據民族學所提供的材料，祖魯人以處于原始公社制階段上的社會組織為基礎，劃分為四個年齡等級。
例如20歲至40歲的男子構成第三個年齡等級，他們的社會義務是抵御外侮，保衛部落。
這種年齡等級及社會分工，在故事中也有所反映：男人是戰士、獵人和畜牧人。
因此，像擠牛奶的工作，保護婦女兒童的安全，是由男人來做的（如《荒年》）；而撿柴的工作，則由婦女來做。
祖魯人的民間文學不僅反映了一定的社會情況，而且反映了非洲大自然的景色，散發著濃郁的熱帶非洲的氣息。
如故事大多發生在拉肯斯堡山脈一帶，因而故事中常常出現海岸、浪潮、樹木繁茂的險山、湍急流水的溪谷。
他們的民間故事反映了人同自然的斗爭，漲潮、退潮、河水泛濫，往往淹沒村落，沖走財物，卷走人畜。
此外，蝗災、荒年的發生，也給祖魯人帶來了災難。
因此他們塑造了伊吉苦苦馬呆鳥（可能是蝗蟲的形象）和肯克伯（自私自利）的形象。
他們的故事道出了他們的哲學觀念：對自然要敬而遠之；要幫助遇到困難的人。
這就是祖魯人的人道主義和博愛精神！
斯瓦西里人居住在印度洋沿岸，從南邊的莫桑比克到北邊的索馬里。
在荷蘭人出現之前，阿拉伯和波斯的混合文化已經統治了這里。
盡管表面上是波斯—阿拉伯文化，但居民仍然保留著過去的語言、風格和民間創作。
斯瓦西里人的動物故事中，兔子是作為狡猾的角色出現的，它以自己的聰明超過所有的動物，烏龜的聰明、狡猾，當然也不亞于兔子。
斯瓦西里人的故事中，把兔子稱作艾卜·怒瓦斯。
艾卜·怒瓦斯是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阿巴希德哈里發何魯納·拉施德家中的詩人的名字。
[4]西瓦希里人把機智的詩人艾卜·怒瓦斯的故事，改編成狡猾的兔子的故事。
由此，可以看出阿拉伯傳說故事對斯瓦西里人故事所發生的影響。
班圖語族中其他民族的故事，其主人公多是酋長、巫師、巫醫或普通人，事件也多發生在農村，而蘇阿西里人的故事卻不大相同，事件發生的地點多是城市、市場、教堂和蘇丹的宮宇。
故事的主人公則多是搬運夫、裁縫、教師、商人、法官、顯貴和蘇丹。
在他們的故事中，普通人必定戰勝蘇丹王及其官吏的專橫、封建主和商人的狡猾與貪婪、法官的貪贓枉法。
這種特點說明，蘇阿西里人所處的社會階段及文化發展水平，是與其他各族不同的。
像祖魯人一樣，蘇阿西里人流傳著關于英雄人物的故事傳說。
他們關于李昂果·福莫的故事，是非洲民間創作的光輝范例。
這是一部描寫這位英雄的英勇和剛毅、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同“大人物”進行斗爭，以及因被出賣而遭到殺害的史詩般的故事。
時間發生在非洲東部沿海一帶的一座城市里。
李昂果·福莫——故事的主人公是這個城市里最有力氣、最快活和熱愛自由的人。
他誰也不怕，并且經常給城里的一些顯赫人物找麻煩。
他們決心陷害李昂果，因而不止一次地把他送進監獄，可是他每次都想出什么花樣來越獄逃走。
就是在牢獄里他也毫不沮喪。
每天都從鐵柵里傳出他的優美歌聲，城里的人都聚攏來傾聽李昂果的歌唱。
在最后一次監禁時，李昂果的母親用歌聲告訴兒子，他們想要殺害他。
在對唱中，李昂果告訴媽媽應當怎樣搭救他。
一個忠誠的奴隸姑娘把藏在圓形大面包里的一把鋸子轉給了囚犯。
看守們把沒有酸酵的餡餅拿走，把它交給了李昂果。
李昂果接到食物后問看守決定什么時候殺他，他們告訴他，死刑定在翌日執行。
他請求允許他同人民和親人告別。
已決犯的最后請求是神圣的，于是一經看守們的召喚，全城的人都聚集到監獄來。
李昂果要求把鼓、號角、銅鑼都拿來，讓大家都來演奏跳舞，快樂一番。
他教給人民演奏樂器和跳舞。
看守們被整個的歡樂場面迷住了，忘記了囚犯，他便趁機把腳鐐鋸斷，又逃出了牢獄。
從這時起，便開始了他那充滿危險、斗爭，對敵人進行大膽的惡作劇和神秘的單獨活動的日子。
敵人不止一次地向他所在的地方派遣奸細，但是都一無所獲。
在人民中間，傳說著李昂果刀槍不入。
城里的富人決定使出最后的手段，收買他的外甥，指使他的外甥去刺探用什么方法可以陷害他的舅父。
根據一個時候廣泛流行的關于非洲的母系氏族的習慣，外甥乃是最親近的人。
李昂果正苦于孤單，懷念著人民，便開始興高采烈地接待客人，并且把自己最大的秘密暴露了：“只有用鋼針扎穿肚臍才能殺死我。
”——他說。
他的外甥指望得到重賞，決定殺害李昂果。
不過他并沒有享受到出賣的果實。
李昂果的敵人把他外甥作為殺害舅父的兇手給處決了。
而李昂果直到今天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人民對他的墳墓都很尊敬，人們現在還可以去他的墓地謁拜。
撒哈拉以南操蘇丹語族的非洲各族文化傳統，與東非居民阿拉伯—波斯文化傳統有極大的區別。
考古學證明，這里，蘇丹、幾內亞、尼日利亞、加納、馬里人的藝術，在古代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幾內亞各族，如約魯巴人、埃道人、愛維人、阿散蒂人，很早就有了很豐富、很發達的神話。
這些神話中的角色是神。
至今約魯巴人還保存著為各種神靈建造的廟宇，每座廟宇的祭司都竭力頌揚自己的神，為他們編造神話故事。
他們關于雷的起源的神話中，出現了一個伊羅公——長著鐵翅膀的神話鳥的形象。
關于天地分離、月亮起源的故事，也都有神話的特點。
他們的神話，不再像布須曼人那樣的原始神話，而是關于神和英雄的神話。
西蘇丹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鐵匠。
鐵匠是天體星球的鍛造者。
他鍛造了月亮、星星和天。
在蘇丹各族人民的觀念中，天是由許多一個高似一個、并用一條絲線串起來的圓圈組成的。
地上有許多個天，天上住著神明；地下有若干個冥府，冥府里收留死者。
他們把鐵匠詩意化、理想化，通過鐵匠的形象反映了古代人同自然界的斗爭。
具有無敵力量的英雄和形形色色的惡魔（如林妖、河妖等精靈），通常是蘇丹和幾內亞故事中的主人公。
這些惡魔絕大多數與人為敵。
女人魔國的故事，反映了母系制的古代遺風和哲學觀念。
同時，故事中也反映了反封建、反農奴制的傾向，因為奴隸占有制在西蘇丹封建王國中起著很大的作用。
這種故事中的主角多是莊稼漢、游牧人或奴隸，通過他們嘲弄了國王、封建主和奴隸主。
居住在加納（前英屬黃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在歐洲人入侵之前已經是一個有著高度文明的民族。
他們的故事也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敘述著物質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解釋自然現象，以及風俗、法律的產生。
阿散蒂人以農耕為主，由于撒哈拉沙漠貿易風的影響，土地干旱，收成不好，因此，阿散蒂人經年累月同饑荒作斗爭。
這個主題，在阿散蒂人的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多是農民，而不是牧民。
阿散蒂人故事中最具特色的，是關于蜘蛛阿南綏的動物故事。
阿南綏在阿散蒂人故事中，是個半人半蜘蛛的精靈。
他與人生活在一起，有人的特點和缺點。
這是一個矛盾的形象，只要環境對他不利，他身上的第二個“我”就顯現出來，于是，阿南綏變成了一只蜘蛛，躲到黑暗的角落里，到密林的草叢中去了。
阿南綏性格的一面是勇敢、聰明、機智、熱情，能隨機應變，永遠處于不敗之地。
如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世上一切故事的所有權，戰勝了兇惡的豹、蛇、黃蜂。
阿南綏性格的另一面是貪婪、妄自尊大、自私自利、吝嗇成性、自吹自詡、虛榮怯懦。
這里集中了人的弱點的一面。
我們可以說蜘蛛阿南綏的故事是非洲的智慧故事。
關于阿南綏這個人物，在非洲的其他民族（如包累人）的故事中，也頗為常見。
包累人把蜘蛛故事中的主人公叫做乃季亞·肯代瓦，意即蜘蛛先生。
他的妻子叫毛·阿柯魯，即阿柯魯太太，蜘蛛的父親叫阿嘎巴弗利。
非洲人的蜘蛛故事同歐洲人的狐貍先生故事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德國人的列那狐貍故事，法國人的狐貍先生故事，俄國人的狡猾的小狐貍故事。
由于許多阿散蒂人作為奴隸為殖民主義者買賣，從而把狐貍故事帶到了北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島。
蜘蛛是弱小的動物，然而它憑自己的智慧總是制勝別的動物。
人民借這個形象影射現實，歌頌普通人戰勝貪得無厭、庸碌無能的統治者。
居住在齊河和班達馬河之間的象牙海岸的包累人，根據他們的傳說，在遷徙之前若干世紀，就已形成了部落。
他們以農業為主。
包累人的社會制度，除了帶有半宗法半封建的特點之外，還有古代社會制度（母權制與地方母系婚制）的殘余。
孩子繼承氏族的名字、與氏族有關的權力和義務均從母親。
父子往往取不同氏族的名字。
這種社會特點，在他們的故事中有所反映。
如《西非神話故事》中的《蜘蛛理發》，敘述蜘蛛的兒子替受刑的父親說情，而外甥不僅對此事冷淡，反而要求解下舅舅身上的腰巾。
[5]按母系氏族的規矩，外甥繼承氏族的一切權利，而這腰巾是一種象征物，解下腰巾以免被鮮血染臟。
這篇故事反映了母權制同父權制兩種社會制度的斗爭，這在一定程度上很像希臘埃斯庫勒斯的劇本《俄瑞斯忒亞》中所寫的新興父權（俄瑞斯忒亞、阿波羅和雅典娜所代表的）母權制（艾倫尼斯所代表的）的沖突，以及恩格斯對這一沖突所做的結論。
[6]
據曾到象牙海岸和利比里亞作過五次民俗學旅行的德國民俗學者漢斯·希梅爾黑貝爾(Hans Himmelheber)證實，包累人的神話和寓言，都是描述最初人類在天上或者動物還與人在村中同住的“那個時代”的事情。
包累人認為，他們所有的故事都是根據耳聞目睹講述的，因此絕對真實。
實際上，今天也還有人，而且常常是一天到晚出入森林的獵人，根據偵查動物、體會動物的特性來編造故事。
漢斯·希梅爾黑貝爾在他親自記錄的包累人故事集《亞拉·波古》序言中說：“1949—1950年我在利比里亞作第五次民俗學研究旅行時，又記下了上百個故事，但沒有一個能與包累人這些散文詩相提并論的，”“包累人的文學正像這個部落的雕塑品一樣，是一個真正藝術家民族的結晶。
”[7]
包累人像西非其他民族一樣，信仰一個大神——天神尼阿米。
尼阿米的形象在他們的神話中，得到了完整的體現。
關于尼阿米神，他的弟弟安安加馬和他的妻子阿西的神話故事，在包累人文學中獨成一系。
尼阿米神的形象在其他非洲民族神話中也很常見，如阿散蒂人故事中的“尼阿麥”，方蒂人故事中的“奧尼阿麥”或“奧尼揚柯邦特”（即“偉大的尼阿麥”之意）。
不管在阿散蒂人、方蒂人，還是剛果人、赫勒羅人、巴魯塞人的觀念中，尼阿米都是至高無上的神，他能引發自然災害和種種自然現象；在這些民族的神話中，他總是以神的面貌出現，遠離紅塵，既不善、也不惡，任何時候也不參與人間的事務。
在包累人的傳說故事中的尼阿米則大不相同。
漢斯說：“他們（指包累人自己）常常說這神距離他們很遠，簡直只是一個歷史的概念。
他們不供奉他，不向他祈禱，而他也不關心人類的情況。
但這種說法對于包累人并不完全符合，因為他們談到尼阿米什神，供奉他，或者把供物獻給他的妻子阿西，請他轉交；他們也承認受他的懲罰和報酬。
尼阿米在他們的故事里是個有聲有色、神氣活現的人物。
他被描述得像個大酋長，常常有著非常像人的特性。
如果他們安分守己地生活，尼阿米就賜給他們高壽；但是他生氣起來，就興起風暴，把尖石頭往地面上投擲。
”[8]
包累人在詩歌方面也有精致的作品，他們的藝人（游吟歌手）能把當前的事情和議事大會上的發言編成歌曲或成語。
居住在黃金海岸的另一部族愛維人的口頭創作，也是非常豐富多彩的。
有詩歌、寓言、俗語、諺語、故事、神話。
愛維人的民間故事和寓言中的角色，也是奇禽異獸，實際上也是寓意化了的人。
他們故事中最常見的人物是蜘蛛。
愛維人的音樂、舞蹈別具特色。
他們的歌分為抒情歌、敘事歌、戰歌、儀式歌和勞動歌。
這些歌曲不都是即興編唱的。
他們管編歌的詩人叫“哈克潘諾”，管表演這些作品的歌手叫“哈西諾”。
東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的居民都講閃米特—含米特語，他們是東北非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
東蘇丹大部分是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人出現之前，在自尼羅河谷地南至埃及的努比亞(Nubian)就曾建立了基督教王國——穆庫拉·阿羅亞(Aloa)和那巴達。
十四世紀阿拉伯人侵入努比亞，由于阿拉伯人散居在當地居民之中，所以大部分同他們融合了。
如今，阿拉伯語言、伊斯蘭風俗和宗教，已經占據了統治地位。
我們從蘇丹的阿拉伯人故事中，可以看到阿拉伯民間文學同當地的非洲民間文學的融合。
上面提到的艾卜·怒瓦斯這個東方阿拉伯故事中司空見慣的人物，已經成了這里的故事的主人公。
在蘇丹的故事中常常出現的基督教的主題，這是伊斯蘭教的主題，這是伊斯蘭教傳入之前的文化遺產和純非洲的主題。
埃塞俄比亞是具有古老的書面文學傳統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埃塞俄比亞各族至今還保留著紀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已經相當發達的古代文化的許多特點。
埃塞俄比亞的民間口頭創作的發展，并未受到宗教文學及宮廷文學的影響。
在他們的民間故事中，我們還能看得見涅古斯—埃塞俄比亞皇帝、封建主、顯貴、寺院神甫、契約農民和奴隸的形象。
故事中嘲笑吝嗇的富人、貪贓的法官、強權，把顯貴的愚蠢同普通人的聰明加以對照。
人民無論在動物故事或生活故事中，還是富有幽默感的諺語格言中，都表達了他們對生活的愿望、關心和態度，以及對社會制度、不合理社會現象的抨擊。
正像他們的一句諺語所說的：“強者的理由總是最好的理由。”
民間歌手在埃塞俄比亞國內很受歡迎。
他們從一個村莊浪游到另一個村莊，在馬桑柯（單弦豎琴）的伴奏下即興編著歌曲。
他們的故事、詩歌、傳說、格言、諺語，早就有所記錄，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開始出版。
埃塞俄比亞的現代文學，是在民間文學和古代記載的詩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非洲各族人民的故事、傳說、詩歌、諺語中，我們看到了非洲人民的道德規范。
他們歌頌英雄、純潔、愛情、忠誠、智慧、靈巧，嘲弄怯懦、卑鄙、貪婪、吝嗇、愚笨、懶惰。
在封建社會的故事中，如埃塞俄比亞、幾內亞，人民在他們的民間文學作品中抨擊統治者及其仆從。
從他們的故事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窮人終歸會戰勝封建社會的全部非正義性。
殖民主義國家侵入并瓜分非洲之后，自十九世紀起，在搜集、記錄非洲各族民俗和民間文學方面作了許多工作。
他們派傳教士和民俗學者到非洲去，研究它們的民俗，為其殖民主義政策尋找借口。
非洲人民是充分了解殖民主義者的目的的，因此他們對侵入者并不采取“合作的”態度，恰如一位英國學者說的：“非洲人對外來的旅行者，或那些不僅不同情他們的看法，反而對他們的看法加以嘲笑的人所提出的問題，是從來不肯吐露真情的。
甚至就連那些威望十足的傳教士或政府官員也完全無濟于事……”[9]
今天非洲本土已有了自己的民間文學搜集者，如象牙海岸的詩人、作家、民間創作的收集者伯納爾·布阿·達吉耶（生于1916年），他不僅在創作中學習民間文學，而且在最近幾年里還出版過非洲神話故事集。
塞內加爾著名政治活動家、法國聯邦議會塞內加爾代表萊奧波爾德·塞達爾·森戈爾（生于1906年）多年來不斷地收集、研究民間創作。
馬達加斯加詩人、民間創作研究者、藝術家和語言學家弗拉文·蘭納依沃（生于1914年）對馬達加斯加的民間文學有精深的研究，他在1956年黑人文化活動家會議上作了關于馬達加斯加民間文學的專題報告。
他在報告中指出，由于島國風氣閉塞的關系，民間創作在20世紀以前始終沒有人觸動過，同時他強調指出了神話、特別是諺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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