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詩歌中的憂郁情結
摘要:“憂郁”既是艾青詩歌創作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其詩歌的關鍵詞。
詩人在感受和表現人民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哀傷、憂郁的情調。
作為一個始終為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郁”情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來源:客觀現實、主觀心情和象征手法。
這種“憂郁”并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一個忠于現實,對祖國和人民懷著滿腔的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郁”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
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尚未實現,他的“憂郁”情結是不會終結的。
關鍵詞:艾青詩歌、憂郁、人民、苦難
“憂郁”既是艾青詩歌的靈魂,也是我們解讀艾青詩歌的關鍵詞。
憂郁情結,滲透在艾青的詩歌中,構成他詩歌創作最顯著的個性因素。
從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的憂郁是人民的憂郁,他的悲哀就是人民的悲哀,詩人靈魂深處涌出的歌唱就是人民心里的聲音。”
艾青自從寫窮困一生的乳母“大堰河”開始,盡管他不同時期的詩作,均有不同的時代色彩,但“憂郁”始終是他詩歌的基本內涵和主要色調,對此詩人也多次作過明確的表白。
他在抗戰初期的《詩論·服役》中說:“ 在這苦難被我們所熟悉,幸福被我們所陌生的時代,好象只有把靈魂能喊叫出來是最幸福的事。
”“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郁,這有如叫一個輾轉在泥色的夢里的農夫不憂郁,是一樣的屬于天真的一種奢望。
”50年代中期他說:“我寫過無數詩,一邊寫,一邊悲傷。
”詩人的感受和表現對人民的苦難時,流露出他固有的哀傷、憂郁的情調。
70年代后期復出后,艾青依然認為“過度的憤怒和過度的悲哀都產生詩歌”。
作為一個始終為悲苦的民族擺脫種種枷鎖而寫作的歌者,艾青的“憂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來自客觀現實。
艾青出生在新舊兩個時代交替的歷史時期,社會的動蕩使各種矛盾日漸尖銳激化。
他在童年便看到了農村的凋敝衰敗,目睹了人間的混亂與不平,他最初面對著“不公道的世界”,拿起畫筆的時候,便去描繪陰暗的茅屋、荒蕪的曠野和擱淺的劃子。
那些艱苦勞作的農夫、農家婦女與孩子、那些小販車夫都成了他作畫最慣用的對象,并借以寄托自己對不公道社會的憤怒之情。
“一·二八”事變后,困難的祖國正在血泊中呻吟,艾青說:“我看到閘北一帶的殘垣斷壁時,我幾乎要哭了。
”故鄉則更是滿面瘡痍。
不久入獄,便以一腔憤激,向黑暗的舊世界吹奏起了“毀滅的咒歌。
”抗戰爆發后,他看到了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正義與邪惡的交戰。
詩人忠實于自己的體驗,并向他所處的時代奉獻出了最真摯的愛。
以詩集《大堰河》為起點,創作了一系列的佳作,《復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曠野》、《公路》、《村莊》、《獻給鄉村的詩》……這是一幅幅困難中國的圖畫,一曲曲深情的詠嘆調,一首首渴求新生活的歌,一篇篇頌揚斗爭的詩,深沉的帶些哀愁的愛,時時流露著憂郁的調子。
詩人的“憂郁”是現實的投影,他感受到民族的苦難,并以一顆誠摯的詩心沉浸在億萬人的悲歡、愛憎和愿望之中,才寫出了如此憂郁的詩篇。
其次,是來自主觀心情。
與時代特征、社會現實緊密聯系的是詩人敏感的心情以及他個人的性格和氣質。
艾青的早年的不幸身世和經歷,是他從小就感染了農民的憂郁,并從乳母身上體會到了“人世生活的凌辱”和“奴隸的凄苦”。
異國的孤獨漂泊和流浪,加之資本主義世界的繁華和罪惡,使他產生了一種孤單、寂寞、無所歸依的感覺。
這種流浪漢的氣質為詩人以后創作中的憂郁情調埋下了最初的種子。
而后的監獄生活幾乎把艾青吞沒,他由嚴酷的現實所激發出的憂郁與感傷較為濃重,這是十分自然的。
新中國成立后。
他曾表示為新生活而歌唱,但政治上的高壓加上家庭生活的捆擾,使他痛苦不堪。
在他復出后所寫的《魚化石》、《海水和淚》、《盆景》等詩都顯示更為沉郁悲壯的抒情風格。
坎坷的一生,不尋常的境遇使詩人的感情不斷起伏變化,也使他的愛憎更加鮮明。
艾青推崇“苦難的美”,認為“悲劇使人生充滿了嚴肅。
悲劇使人的情感圣潔化”。
艾青的“憂郁”正表現了這種“嚴肅”與“圣潔”。
第三,是象征派手法和氣氛的影響。
身為現實主義的詩人,艾青的詩歌創作也接受了象征派詩歌的熏陶。
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先驅波特萊爾,俄羅斯田園詩人葉賽寧,在詩歌藝術上都給艾青很深的影響。
盡管象征主義對艾青詩歌中的“憂郁”情結有所觸發,但并不是直接的,而最直接更深沉的因素則是客觀現實和主觀心情,尤其是他所直面的苦難的中國的嚴峻現實。
他的《我愛這土地》、《北方》等詩篇正體現了這種情結。
如他在《我愛這土地》中寫到:
假如我是一只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涌著我們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再如他在《北方》里寫到:
荒漠的原野
凍結在十二月的寒風里,
村莊呀,山坡呀,河岸呀,
頹垣與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憂郁……
艾青的“憂郁”,并非一己的悲苦與感傷,對于一個忠實于現實同時有對祖國、對人民懷著一腔摯愛的詩人來說,他的“憂郁”乃是民族的哀感、時代的憤懣。
艾青說:“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里;時代的痛苦與歡樂也必須糅合在個人的痛苦與歡樂中。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艾青詩歌的感情才同時代、同人民息息相通,并從而閃射出現實主義的色彩。
詩人這種對現實“苦難”的描述,對“憂郁”的抒發實際上已經轉化為一種“力”的表現,一種獻身于服役廣大民眾,服役覺醒人類斗爭意志的強化。
如他在《光的贊歌》中寫道:
在這個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經為被凌辱的人民歌唱
我曾經為受欺壓的人們歌唱
我歌唱抗爭,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給黎明
在勝利的歡欣中歌唱太陽
十分顯然,艾青的“憂郁”,不在于一己命運、個人榮辱,他的一顆痛苦而憂勞的心靈為祖國、人民而搏動,在他深廣的憂患意識中滲透著熾烈的戰斗情懷。
總之,由以上的諸多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艾青的“憂郁”,是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繼承和升華,是同一批優秀的中國現代詩人的愛國情感相合拍的寶貴的抒情品質。
只要世界上還有壓迫和罪惡,只要詩人美好的追求還沒有最終實現,他的“憂郁”也就不會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