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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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也無非是這樣。
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象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
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
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
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
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后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
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
飯食也不壞。
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
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
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
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學。
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迭大大小小的書。
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
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
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并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
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
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并且說，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
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
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
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
——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
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
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尸體。
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
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
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
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
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
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
因為要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
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
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干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
”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
”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
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
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
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
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天才徐志摩 余杰2007-04-20 19:12扔了這沉重的皮囊吧，是人沒有不想飛的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
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
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徐志摩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時，一架司汀遜式小型運輸機展翅北飛，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斕的大地上。
忽然，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霧鋪天蓋地，飛機頓時迷失了航向。
經過幾分鐘艱難的飛行，飛機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馬山上，“轟”的一聲巨響，緊接著一團沖天大火，挾裹著濃煙墜落山下……這架飛機上有一位特別的乘客——現代詩壇的夜鶯徐志摩。
在烈焰中，這位年輕的詩人結束了他35歲的生命，而他的靈魂已飛向天外，逍遙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徐志摩是一位從頭到腳都充滿了浪漫氣息的天才詩人。
他的一生，如同他熱烈崇拜的拜倫、雪萊、濟慈一樣，徹底地奉獻給了遠在云端的理想。
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那被魯迅形容為“處處是非人間的黑暗”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怎么會有這樣一個“單純”信仰的詩人?我始終覺得他不像一個純粹的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很少像他那樣快快樂樂、認認真真地做夢。
中國人都是世故的，鄉愿的，滑頭的。
而在徐志摩的眼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處處有飛沫，處處有閃光；生命也像一段山路，處處有鮮花，處處有芳草。
不幸的是，錯亂的時代與困苦的現實一天天浸蝕著他明朗的心房，他渴望像孩子那樣哭，像孩子那樣笑，但生活卻強迫他長大。
他的歌聲越來越低沉，他的目光越來越黯淡，他的笑容越來越稀疏，他的詩作越來越晦澀。
一只禿筆去，一只禿筆回，再無當年劍橋的神采飛揚。
生活的牽制、政治的壓迫、輿論的指責、友人的背離……團團地包圍住了這位堅持浪漫理想的詩人。
“你們不能更多地責備我，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好的。
”是的，一輩子徐志摩沒有絕望過，也沒有怨恨過誰。
在最悲壯的那一幕到來之前，盡管現實的黑暗一點點地吞噬著他那理想的新月所放射的清輝，他還是在痛苦中竭盡全力掙扎著，寫詩作文、教書、辦刊物、開書店，甚至實驗農村烏托邦計劃……作為一個詩人，他注定像蠶一樣用生命結成雪白的繭，在繭成的那天羽化飛升而去；作為一個詩人，他也注定像荊棘鳥一樣，銜著銳利的荊棘，在只有一彎新月的夜晚，不斷為理想而鳴唱，直到滿嘴鮮血淋漓，直到生命的終了。
徐志摩是為了藝術，為了自由，為了美而生活的。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奮斗者，非特求免兇慘之痛苦，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惟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答復梁任公的責難時，徐志摩說出了肺腑之言。
但是，世間有沒有真正的“靈魂之伴侶”呢?張幼儀、林徽音、陸小曼……有不愛而勉強愛的，有愛而不能愛的，有且愛且不愛的。
總之，無論怎樣求索，他的“愛”一次次被現實碰得粉碎。
這是必然的結果。
浪漫的愛，有一顯著的特點，就是這愛永遠處于可望不可及的地步，永遠存在于追求的狀態中，永遠被視為一種圣潔高貴虛無漂渺的東西，一旦接觸實際，真個的與這樣一個心愛的美貌女子自由結合，幻想立刻破滅。
原來的愛變成了恨，原來的自由變成了束縛，于是從頭再開始心目中的愛。
這樣周而復始、兩次三番地演下去，以至于死。
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悲劇模式，徐志摩深深地陷到了漩渦之中，每一次的掙扎反而加速漩渦的運轉。
徐志摩本不該來到這么一個世界的，就好像一粒沙落進眼睛里肯定會被流出的眼淚沖走一樣，他只能被當作異端。
不設防的城市往往招致最猛烈的攻擊，這是一種他怎么也參不透的邏輯。
進入30年代以后，徐志摩開始感到，盡管詩歌弱小的翅膀在那里撲騰，還是沒有力量帶整份的累贅往天外飛。
“太丑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里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之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
太陽給天狗吃去，我們只能在天邊的黑暗中沉默著，永遠的沉默著!這仿佛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結震成了無可收拾的碎片，再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發現。
”當每個聰明的成年人都對皇帝的新衣贊不絕口的時候，那個喊出“什么也沒有看見”的孩子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一點上，徐志摩很像安徒生——既深味人世的苦楚，又保持不老的童心。
然而，長不大的彼得·潘畢竟只是一個遙遠的神話，徐志摩則是一棵無法與土地告別的樹。
追求了一輩子的美，突然發現面前傲然開放的是一朵惡之花。
我們無法揣度他當年的心態，而好友梁遇春的回憶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徐志摩拿著一枝紙煙向一位朋友借火時說一名話：“Kissing the hire”。
人世間的經驗好比是一團火，許多人都敬鬼神而遠之，隔江觀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不敢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這個暗淡的生活，簡直沒有一點光輝。
“只有徐志摩肯親自吻這團生龍活虎的烈火，火光一照。
化腐朽為神奇，遍地開滿了春花，難怪他天天驚異著，難怪他的眼睛跟希臘雕像的眼睛相似，希臘人的生活就像他這樣吻著人生的火，歌唱人生的傳奇。
”還是梁遇春看得真切透徹，徐志摩的血液里，真有希臘人天真好奇的因子呢。
“飛”是徐志摩理想的象征。
在詩歌《云游》中，他寫道：“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不知到了哪兒，仿佛有／一朵蓮花似的云擁著我／擁著我到極遠的地方去／唉，我真不希望再回來／人說解脫，或許那就是罷!”
于是，他真的不回來了，真的解脫了。
這是一個他早已洞悉的宿命。
我不得不相信宿命的存在。
否則，這個沼澤地一樣的世界上，怎么會有徐志摩這樣一個不濕鞋襪的人來走一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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