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小學語文課本里有很多魯迅的文章，其中一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給人留下太深的印象。
魯迅的文章文白夾雜，讓人讀來似懂非懂，很傷腦筋。
唯有這篇簡單、通俗、易懂、好記。
而且大伙兒很快就“實用”上了。
幾個小朋友玩著玩著就罵起來，“你丫是資產階級的乏走狗！”被罵一方也好不含糊，“你丫才是乏走狗，還是喪家的！”如果魯迅地下有靈，會不會感慨萬千，后悔自己沒有在文章前面注明：未成年人不得閱讀？ 魯迅，就不用我多啰嗦了。
他是現代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
梁實秋呢，他的來頭也不小，頭銜是一串一串的：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梁實秋這人非常勤快，屬于筆耕不綴的那種。
從1915年發布處女作，到1987年逝世，他給這個世界留下了2000多萬字的作品。
不過，梁實秋所做最有影響的事，可能不是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也不是翻譯出版了《莎士比亞全集》，而是與魯迅打了九年之久的一場論戰。
從1927年到1936年，兩人圍繞人性、階級性、普羅文學、翻譯理念、文藝政策等諸多論題，展開了一場互有攻守的持久論戰，給讀者留下了100多篇文章，多達40多萬字，相當于兩本厚厚的書籍。
“喪家狗”事件，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插曲。
其實，最初不關魯迅的事。
1930年，梁實秋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梁實秋祖父是官居四品的官員，父親是首都警界人士，算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官二代了。
梁實秋本人也很聰明，13歲就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即今清華大學之前身)。
在校期間，他與好友聞一多合作發表了《冬夜草兒評論》一書，得到遠在日本的郭沫若來信稱贊。
21歲時，梁實秋留學美國，后進入哈弗大學讀研究生，師從美國著名人文學者白璧德，獲得哈佛大學英文系哲學博士學位。
梁實秋受到白璧德的影響很深，在著書撰文上也有意無意帶著精英主義的烙印。
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梁實秋就不無傲慢地寫道，“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是國家里只會生孩子的階級！”“沒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能僥幸得到資產，但是他的資產終于是要消散的，真有聰明才力的人雖然暫時忍受貧苦，但是不會長久埋沒的，終久必定可以贏得相當資產。
”“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
”…… 梁實秋的文章受到了左翼文學理論家馮乃超的批評。
馮乃超是廣東南海縣人，中國現代詩人、作家、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
馮乃超對梁實秋從骨子里彌漫出來的“貴族”氣息很反感，當即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對梁實秋的觀點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
這是一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甚至把梁實秋稱為“資本家的走狗”，“無產階級既然從其斗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
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于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 看到這篇文章后，梁實秋撰文《“資本家的走狗”》以示回復。
文中梁實秋不無委屈地辯解，“《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
” 梁實秋當然不僅僅是做辯解。
只不過，他的反擊更隱蔽，顯示出綿里藏針的功夫，“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除此之外，梁實秋在后來發表的《答魯迅先生》中繼續影射魯迅“通共”、“通俄”，“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桿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干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現時我只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 這兩段話的厲害之處在哪里呢？我先交代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吧。
1927年，**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員。
在那之后，“通共”、“通俄”就成了非常嚴重的刑事罪，直可判處死刑。
梁實秋影射左翼作家“領盧布”，無異于借刀殺人。
借誰的刀？當然是國民政府了。
魯迅在看了梁實秋的文章后，決定親自出手反擊梁實秋，“來寫它一點”。
于是，被收入中學教材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華麗登場。
針對梁實秋的辯解，魯迅繼續猛烈攻擊，“大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
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
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 針對梁實秋“領盧布”一說，魯迅毫不客氣地進行了反駁，“那么，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 一錘定音，從此，作家梁實秋就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魯迅的用意當然不僅僅是“痛罵“梁實秋幾句。
實際上，他也看到這種互相扣帽子、扯辮子的做法并沒有多大好處，不能把文藝批評政治化，特別是不能把國民黨政府牽涉進來，因此，他也給梁實秋留有余地，“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
” 魯迅對自己這篇文章很滿意。
據馮雪峰回憶，魯迅寫好這篇雜文交給《萌芽月刊》時，“他自己高興得笑了起來說：你看，比起乃超來，我真要‘刻薄’得多了。
”接著又說：“可是，對付梁實秋這類人，就得這樣……我幫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影響遠遠超過了當事人的預計。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梁實秋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與魯迅的說法遙相呼應；1949年，解放前夕，梁實秋離開了大陸，去了香港，后移居臺灣。
臨行前，他對原暨南大學副校長王越說，“當年魯迅要打的‘喪家狗’、‘資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國成立了，怎么樣對待我，實在心中無底。
我還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說。
”當時魯迅早已去世，但還是嚇得梁實秋不敢留在大陸。
梁實秋離開大陸，是福是禍，誰也難以一語說清。
唯一可能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梁實秋在臺灣創造了一大批作品，并且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
而觀之留在大陸的學者文人，在1949年之后，基本上就沒有什么像樣的作品出來了。
(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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