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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
周作人抵達北京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
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里有記載。
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
”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
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見共同的朋友。
兄弟倆并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消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狀態。
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弟關系的黃金時代。
“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
新文化運動給周氏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 于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當時文壇上一場著名的家庭內戰就是在八道灣鬧起的，幾天后魯迅收拾行李和母親遷出，搬到西四磚塔胡同61號；也就是說魯迅只在此生活了幾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個世紀，并以此為一生的歸宿。
但八道灣依然算魯迅故居。
魯迅與周作人是兄弟還是冤家？
說起八道灣，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
八道灣仿佛是因為苦茶庵出名的。
梁實秋曾寫過聞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書房，當然，也無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談：“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后改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
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
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占據了里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
里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
幾凈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的文房四寶井然有致。
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
”文筆簡約，像建筑師般把苦茶庵的橫截面臨摹在紙上——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縮影。
所以寫到這里，梁實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沒用任何感嘆詞，但我分明聽到了一聲歷史的嘆息。
苦茶庵后半個世紀的穿堂風都是由類似的嘆息造成的。
沈尹默書寫的橫額，早就毀于煙火，據傳說內容為“請到寒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詩中的一句。
他為什么要以這樣的辭令與語氣邀請訪客呢?我查閱了有關資料，抄錄全詩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
”依然語焉不詳。
隨你怎么猜測吧——就像茶葉的滋味高深莫測。
或許只有滾沸的開水才能不斷沖淡、稀釋它——千言萬語，盡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齋易名為苦茶庵呢?或許表明天意與人事的變遷：早年一封封《雨天的書》，無法逆轉地誤入旱季，需要人工兌水，沏成薄暮的晚茶，來刺激板結的舌苔?更關鍵的還是心情。
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載沉載浮的一枚巧葉苦渡余生。
入世與出世，是兩種態度；文質彬彬的齋主與蕭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兩種身份。
山**上的一代名流找個趔趄，就這樣拖著長長的背影遁入空門。
八道灣實際上也和魯迅有關，1919年底魯迅攜全家從北京菜市口的紹興會館搬來，周氏兄弟及家屬亦同時遷抵。
所以解放后，八道灣胡同11號院，一度被稱為魯迅故居。
而苦茶庵的名稱，則幾近于失傳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國人都在回避周作人這個名字。
甚至努力將他的文本從記憶中淡化掉——歷史以這種措施處理尷尬。
其實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當時文壇上一場著名的家庭內戰就是在八道灣鬧起的，幾天后魯迅收拾行李和母親遷出，搬到西四磚塔胡同61號；也就是說魯迅只在此生活了幾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個世紀，并以此為一生的歸宿。
但八道灣依然算魯迅故居。
誰也沒有勇氣在院門口立一小塊紀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周氏弟兄平分了新文學天下
張中行老人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后若干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
”他兼而
分析：“提到觀照人生的高度說，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于疑的一端。
各有所向，哪一種近真?也不好說。
但從受用方面看，疑總難免小有得而大失。
”如此裁判已堪稱勇敢了。
更勇敢的是，張中行在周作人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出來后，還多次以學生的身份前去拜訪：“人不是當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庫八道灣的苦雨齋也一變而凄情冷落。
住房只剩內院北房的西北部；東半部，愛羅先珂住過的，中門外南房，魯迅先生住過的，都住了其他市民。
所住北房三間，靠西間是臥室，日本式布置，靠東一間書房兼待客。
客人來，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
”苦茶庵給張中行的印象是蕭條困頓的，他甚至引用了“門可羅雀”的成語——其風格大大迥異于梁實秋眼中的。
畢竟是兩個時代了。
就像有兩個苦茶庵一樣。
那么，哪一種真實呢?這同樣不好說。
我在北京，好幾次路過八道灣，很想下車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帶找一找11號院。
誰若問我：究竟是想找魯迅故居呢，還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無法回答了。
私心里恐怕更傾向于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面貌——以及究竟頹敗到什么程度。
因為自家書架上畢竟重金購置了一整套新版《魯迅全集》，金碧輝煌，以供奉敬仰與懷念。
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則肯定夕陽衰草，無人問津——我為什么不去踏訪那些閑適恬美的文字的產地，以打破持續多年一紙之隔?要知道，周作人的一系列著述，幾乎都是在八道灣寫下的。
后來一想，即使置身于落葉遍地的庭院深深，難道真能看出點什么嗎，空惆悵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么意義?最好模仿那種魏晉風度吧：“乘興而來，盡興而去，何必見戴?”就像提起周作人這個名字，令文人難免心情復雜，我路過八道灣，總是繞道而行。
保留11號院是在搶救誰的故居?
后來從電視上看到，采訪魯迅故居在八道灣拆遷區中的存留問題，鏡頭捎帶著拍了一下周作人的苦茶庵，灰墻斑駁，光線昏暗，原來和普通老百姓的舊宅沒有二樣，惟一的區別是屋檐下鑲嵌了一排褪色的磚畫，有那么點文化氣息。
想當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視著這典雅的畫面品茗吧?品出什么滋味了嗎?那一切都被風吹走了。
正如主人指縫間寄出的雨天的書，在中途就擱淺了。
還是魯迅的《野草》說得好：“院子里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
”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遺憾的是，棗樹兄弟也鬧過矛盾。
這就是寂寞，這就是孤獨。
風雨中搖搖欲墜的苦茶庵，不再是惟美主義的空中樓閣，斯人往矣，如今有幾位居委會老太太在電視鏡頭前一邊晾衣、洗菜，一邊回答記者提問：連魯迅故居都要拆，怎么向后人們交代呢?到哪兒重新蓋一座呢?(大意)八道灣，曾旁聽過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為兩位文化名人的物證，已瀕臨淪為廢墟的邊緣。
再后來據報載，北京市規劃局發函至負責東冠英危改小區規劃建設的房地產公司，要求調整原規劃方案，保護好八道灣11號院(魯迅故居)。
魯迅之子周海嬰對此舉則持異議：“據我了解，國家文物部門經費很困難，撥出巨款來修繕11號院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就現在這么一副破舊不甚的樣子，將來和周圍小區建筑對比起來，那是一番什么景象!春節期間，我和周建人(魯迅的弟弟)的兩位女兒對此交換了意見，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灣11號院。
我們認為，再以保護魯迅故居的名義來保留11號院是不合適的，可能產生一些負面效果。
”記者分析：“周海嬰先生之所以認為‘不合適’，其中還有一層客觀歷史原因……魯迅在此僅住了4年，而周作人則前后住了48年，并且周作人的一生主要創作都是在此完成。
那么，保留11號院是在搶救誰的故居?”
周氏兄弟的一次沖突
有時候，談魯迅難免提及周作人，談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魯迅作為比較。
文壇上也習慣以周氏兄弟相稱。
用他們的三弟周建人的話："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么竟這樣不同……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都投入新文化運動……"兩人命運的軌跡還曾經有一個共同的交叉點，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紹興老家北上，將北京作為第二故鄉謀生并發展事業，都在北京大學教書。
"知堂老人和他的長兄魯迅，都是《新青年》五四運動中推進新文學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
他們后來都
是語絲社的領導人。
老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數十年……"[曹聚仁語]只不過魯迅在北京只住了十四年，1926年轉去廈門，而周作人則在北京城里生老病死。
從這個道理上講，就個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與北京這座城市的關系尤為密切。
魯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點，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相當于外省市駐京辦事處，直到1919年購買了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舊宅院，才把全家從紹興搬遷到北京，兄弟兒女團圓。
可見周作人可能是1917年北上的，1919年攜帶家眷住進八道灣后至死都不愿挪移。
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只住了一年八個月，就去上海另謀生路了。
魯迅又比周建人多住了近兩年，因和周作人發生矛盾文壇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沖突，而搬到磚塔胡同及后來的西三條胡同，"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周建人語。
周氏兄弟從此不相與謀。
周作人從此將八道灣作為自己隱逸的樂園，甚至"七七"事變后北平成為淪陷區，眾多文化名流以各種方式敦促其南遷，他也不愿離開八道灣一步。
在八道灣遇刺，在八道灣就任偽職，直至在八道灣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是非榮辱，于1967年5月16日死在這座破敗的院落，其時身邊無一人。
周作人在八道灣
魯迅在八道灣寫了《阿Q正傳》
八道灣11號院最初是魯迅獨自奔走購置并修繕，后來變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為其葬身之地。
但歷史會創造戲劇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于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在上海逗留了半年，于8月間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連累家屬而不敢直回八道灣，暫時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托人打探消息。
紹興會館正是魯迅早年初進北京時期的寓所。
周作人住紹興會館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魯迅令他如坐針氈的更應該是他自身前途叵測的命運。
周黎庵回憶："上海剛一解放，津浦路已經通車，他急不可待地北歸。
據去送行的朋友告訴我，那時旅客擁擠，車行遲緩，情況狼狽得很，但畢竟又回到闊別四年的苦雨齋中"。
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個落魄者的歸心似箭。
周黎庵還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于學生尤炳圻家中的情況。
尤宅是橫浜橋一座極擁擠
的舊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臨水呈暗綠色的混濁且狹窄的蘇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么使人受得了，若與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幽靜寧謐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
"但我想環境的差異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八道灣在顛沛流離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靈企望的庇護所--他急需一方與世無爭的凈土，以舔拭傷口。
這就是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
魯迅曾在八道灣寫了《阿Q正傳》，而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等也大多是在八道灣寫下的。
他給八道灣的書房先后取過兩個名字：苦雨齋與苦茶庵，并分別以齋主和庵主自命。
別人曾以老僧來形容他，他臨死前還風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轉世的，只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過罪行--不知因為八道灣本非凈土，還是主人玷污了它"八道灣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關的是與非、榮與辱。
任訪秋感嘆過八道灣的風景，我想那是因為主人名聲的緣故--這樣的街景在北京城里幾乎隨處可覓："八道灣位于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僻，大門里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
再進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齋。
后來又曾改名為苦茶庵。
這是他的書房兼會客室。
"謝興堯也頗欣賞八道灣，"沒有絲毫朱門大宅的氣息，頗富野趣，特別是在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廛，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
"據說當年每有客至，周作人總是彬彬有禮地遞一柄日本式的由竹絲編排再糊以綿紙的輕巧的紙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確是隱士清談之所，絕非庸論擾攘之地"。
只是解放以后，八道灣一直門可羅雀--惟獨在**運動做批斗現場時熱鬧過一陣子。
八道灣啊，一言難盡的八道灣。
不知為什么，我更愿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樣更輕松一些。
當然，是從1919年他自南方遠道而來投奔北京開始。
我一次次地猜測著他當時的心情。
應該說，周作人也是通過北京獲得輝煌的--他前半生的光榮當令人炫目。
眾所周知，30年代是他占盡風騷的燦爛時期，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后來再加上京派與海派劃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謝興堯語。
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
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群公相和，則多近于肉麻……"
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
從那一年起，人們開始以知堂老人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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