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我國制碑的俗習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碑的出現，當時的碑，如宮館中的測影碑，宗廟中的系牲碑，墓旁的下棺碑，都不刻文字，后來有人刻上相應的文字，就逐漸形成各種碑文。
碑和碑文的種類我國從漢朝以后，刻碑的風氣逐漸普及，幾乎處處可碑，事事可碑。
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宮室之碑，橋道之碑，壇井之碑，家廟之碑，風土之碑，災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觀之碑，托物之碑等。
前人實行，后人效法，中國的名勝古跡，竟形成獨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
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圍極廣的實用文體。
碑，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為“豎石”。
大約在周代，碑便在宮廷和宗廟中出現，但它與現在的碑功能不同。
宮廷中的碑是用來根據它在陽光中投下的影子位置變化，推算時間的；宗廟中的碑則是作為拴系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
史載：“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
凡碑引物者，窆（音貶，意為埋葬）用木。”（《儀禮．聘禮》鄭玄注）碑還有一種用途，就是用作舉行葬禮的葬具。
由于當時貴族官僚墓穴很深，棺停運到墓旁邊時，往往在墓的四角設碑。
《禮記．擅弓下》記載：“公室視豐碑。”漢代鄭玄注：“豐碑，斫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停前后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即轆轤），下棺以縷（粗繩索）繞，天子六縷四碑。”
唐朝孔穎達疏：“下棺以縷繞者，縷即紼也。
以紼之一頭系棺緘，以一頭繞鹿盧。”用今天的話來說，“豐碑”是砍大木頭做成的，形同石碑。
棺停下葬 時，在墓穴四角各設置一個，碑上有圓形穿孔，孔中系繩，繩子一頭繞在轱轆上，一頭系在棺停上，將棺停平穩地放人墓穴之中，殯儀結束后，這種木碑往往就埋葬在墓穴中。
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碑碣》記載：“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繩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市。
事畢，因閉礦中。”這里的“下棺之柱”指的也就是木碑。
據說在陜西鳳翔發掘的秦公大墓，墓礦四周還有殘存的這種木柱。
應該說，是先有帶穿孔的木柱，后才有石制帶穿孔的石碑。
墓碑便起源于古代用作牽引棺停下葬用的“豐碑”。
最初是木質，沒有文字，后來人們為緬懷逝者生前的業績，利用現成的木碑，在上面書寫逝者的生平事跡以及歌功頌德之辭，碑首中間仍鑿有圓孔，叫“穿”，這樣，墓碑便正式形成了。
劉熙《釋名．釋典藝》對于墓碑的起源和演變是這樣描述的：“碑，被也。
此本葬時所設也。
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書其上，后人因焉。
無故（應為物故）建于道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東漢之前的墓碑大多為木質，腐爛無存，所以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感嘆道：“至后漢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但東漢以前的石碑也有少量流傳下來。
現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漢河平三年的《鑣孝禹碑》 碑文寫道：“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鑣孝禹”。
該碑是清代同治九年在山東發現的。
碑高1.45米，表面粗糙，未經磨光。
東漢時期，重視厚葬，墓碑風行。
前面曾引《宋書．禮志》的記載：“漢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
石獸、碑銘等物。
’
南朝梁時劉勰《文心雕 龍》也寫道：“自后漢以來，碑碣云起。”不僅王公貴族墓前樹碑，就連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童孩墓前也樹碑，如《隸釋》卷9有《故民吳仲山碑》，《蔡邕集》有《童幼胡根碑》。
這一時期墓碑已由木質發展到石質，而且銘有碑文，制作精致，大多經過磨光。
碑首尖的叫“圭首”，圓的叫“暈首”，碑首中間有圓形穿孔。
有 的碑有“穿”，如江蘇南京溧水東漢《校官碑》；有的碑首還浮雕出龍紋，如東漢晚期四川雅安《高頤碑》；有的碑側刻有花紋，如東漢晚期的《乙瑛碑》。
三國兩晉時期，一改東漢的厚葬之風，崇尚薄葬，禁碑之風盛行。
帝王陵墓之前不設石碑。
門閥土族經過皇帝特許，方可在墓前樹碑，如王導、溫嶠。
郗 鑒、謝安等人均樹有石碑。
在《全晉文》中，僅東晉著名文士孫綽書寫的碑文就保存有7篇，它們是：《丞相王導碑》、《太宰郗鑒碑》、《太尉庾亮碑》。
《太傅褚褒碑》、《司空瘐冰碑》、《穎川府君碑》和《桓玄城碑》。
遺憾的是，這些墓碑無一遺存。
到了南朝，雖有碑禁，但已成一紙空文。
帝王陵墓神道石刻中，石碑 與石柱、石獸均成對出現，成為一項固定的制度。
南朝石碑，由碑首、碑身。
碑座（龜跌座）三部分組成。
碑首呈圓形，碑身呈長方形，碑座為角趺形，又稱龜趺座。
碑首頂部圓脊上，兩側各浮雕著相互 交結成辮狀的雙龍；碑首正中有一長方形額，額內刻有與墓主有關的朝代。
官銜、謚號之類的文字；額下有圓形穿孔，穿孔為古制的孑遺，已無實用價值，僅起裝飾作用，南朝以后不復有此；額四周線刻龍、鳳、火焰。
云氣。
蓮花等紋飾。
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文字，文字四周飾以卷草紋之類的紋飾；碑身側面有的飾以浮雕圖案及 線刻畫。
碑座為一角趺，龜趺又名敝屣（音必戲）。
古人認為龜是靈物，耐饑渴，有很長的壽命，所以用它托碑。
五代以后，我國開始流傳“一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說法，并且根據每個龍子不同性格、愛好等特點，把它們裝飾在不同的器物上。
它們是：敝屣，善于負重，形象是馱石碑狀；鴟吻，喜歡眺望，裝飾在屋檐上；饕餮，習性貪饞，裝飾在食具上；睚眥，性兇惡，喜殺戮，裝飾在兵器 上；狴犴，憎恨犯罪，裝飾在監獄門上；狻猊，喜好煙火，裝飾在香爐蓋上；叭夏，喜歡水，裝飾在橋欄桿上；椒圖，討厭生人，裝飾在大門口；蒲牢，愛好音樂，裝飾在鐘紐上。
明代楊慎《升庵集》也有此說法。
龜的名聲，到宋以后才逐漸不雅了。
南朝陵墓石碑的碑座刻物，可以理解為龍子之一。
其形狀似一只大烏龜，凸目昂首，一足前邁，作負重匍匐爬行的姿 態。
元代翰林傳講學士袁桷曾參與朝廷很多勛臣碑銘的撰作，他有詩詠道：“龜跌負穹石，浮語極褒多。”從實地調查情況來看，石碑的碑首。
碑身為一塊整石雕琢而成，碑座是用另一塊巨石雕琢而成，兩者之間以神卯結構相連，渾然一體。
南朝陵墓石碑與神道石柱一樣，從下往上逐漸“收分”，變小變窄，但肉眼是無法觀察出這種微小變化的。
“收分”既增加了石碑的穩定性能，又增加了整個石碑的美感。
南朝陵墓石碑，今天所能見到的唯有梁代石碑，但這并不是說宋、齊、陳沒有石碑。
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便著錄有《齊宣帝陵碑》，齊宣帝蕭承之 為齊高帝蕭道成之父，死后被謚為皇帝。
清代袁枚《梁武帝疑陵詩》（實指陳武帝陳霸先萬安陵）寫道：‘富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足見至清代陳武帝陵前還有石碑遺存，只是由于時代遞遷，多數帝王陵寢石碑湮沒無聞罷了。
現存梁代石碑，多數剝蝕嚴重，文字磨滅。
南宋曾極《金陵百詠．沒字碑》詠嘆道：“漫漫荒地浸綠蕪，殘碑一丈載龜跌。
當年刻畫書勛伐，雨打風吹字已無。”可見，早在南宋時期，墓碑已面目全非。
目前，梁代陵墓石碑共有12通，4通石碑較為完整，全部在南京境內；8通石碑僅剩龜躍座，其中6個角跌座在南京，2個龜躍座在丹陽梁文帝蕭順之建陵前。
這些現存的梁代石碑中，以梁安成康王蕭秀墓石碑數量最多，以梁始興忠武王蕭譫墓石碑文字最為完整，以梁臨川靖惠王蕭宏墓石碑雕刻紋飾最為精致華美。
今人歌詠六朝石碑形象地寫道：“六百座碑，勝跡猶堪論興廢；三千行字，遺跡自可作文章。”作為紀念物或標記的豎石。
多鐫刻文字，意在垂之久遠。
《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 漢 鄭玄注：“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后漢書·儒林傳序》：“ 熹平 四年， 靈帝 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北魏 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四》：“《魏土地記》曰： 梁山北有 龍門山， 大禹 所鑿，岸上竝有廟祠。
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 太和中立。” 唐 李嘉祐《晚發咸陽寄同院遺補》詩：“ 秦家故事隨流水， 漢 代高墳對石碑。”《古今小說·吳保安棄家贖友》：“又立一道石碑，詳紀 保安 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禮記·檀弓下》：“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鄭玄注：“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后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纖繞。
天子六纖四碑，前后各重鹿盧也。” 北周庾信《周柱國楚國公歧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邑里蕭索，宅惟荒涼；豐碑下柩，題湊遷喪。”
春秋時就出現“碑”這個名稱，但它當時是宗廟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樁子，同時，人們也根據它在陽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來推算時間。
到了戰國時期，大貴族殯葬時，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轤轆系繩緩緩放下，“碑”，就是那時裝轤轆的支架。
殯儀結束，往往把這個支架留在墓地里。
后來，人們為了紀念逝者，就在這塊現成的大石頭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就出現了紀念性的碑。
直到西漢墓地石碑的上部仍鑿有一個圓孔（叫作“穿”），這是來供懸棺下葬用時留下的痕跡。
我國現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漢河平三年的“鹿孝禹碑”。
到了東漢，樹立墓碑的習俗已廣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西周和春秋時，宗廟內立有是柱子，用來栓供祭祀用的牲畜，這種石柱子就是我國最早的碑。
戰國時期，大貴族下葬時，因為墓穴很深，棺木要用滑車系繩索緩緩地放下去，碑又成為裝滑車的支架。
殯葬結束，有的碑石留在了墓地。
有人為了紀念逝者，在碑石上刻些文字，這樣就出現了紀念性的碑。
東漢豎立墓碑之風盛行，碑的制作越來越精。
唐代是我國碑刻最發達的時期，不僅內容豐富，書法上也有極高價值。
碑的結構一般分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
碑首主要刻些碑名，或僅起裝飾作用。
碑身刻寫碑文，碑座起承重和裝飾作用。
明以后，將碑座改成似龜非龜的樣子赑屃，傳說它是龍的九子之一，善于載重。
早期的樹碑風氣，始于周代，當時碑石上不鐫刻文字，稱“無字碑”，用途為：一、由碑的日光影子來測算一天的時間。
二、廟宇祭祀時用以拴牲畜的柱石。
三、立于墓穴旁，作為棺木下葬的標記。
東漢開始大量出現鐫刻文字的碑石，用以歌功、立傳、紀事。
一直流傳至今。
一般可將碑石的不同部位，分別稱為“碑陽”、“碑陰”、“碑側”、“碑額”、“碑座”等。
在書法領域通常把石刻、碑、碣、墓志、塔銘、造像、石窟，摩崖刻石等都包括于“碑”的范疇中，碑刻文字根據時代與書寫者的不同，有各式書體與不同的書法風格。
被作為學習書法的范本與藝術欣賞的資料。
公元前的二一九年秦始皇登泰山頂，李斯刻石頌揚他的武功文治。
有的前序后頌，序為散體，頌為韻文，如李白寫的《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
有的全是散文，沒有頌之類的韻文，如《敦煌太守裴嶺紀功碑》。
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寫墓碑的大師，一個是漢朝的蔡邕，一個是唐朝的韓愈。
蔡邕曾對盧子干、馬日碑說：“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慚容，唯郭有道無愧于色矣！”因為只有《郭泰碑》是頌當其人的，其它的碑文則都頌非其人，可見他作墓碑大多是對人溢美過譽的。
韓愈撰《柳子厚墓志銘》，轉彎抹角地批評柳宗元參加王叔文改革集團一事。
這批評雖然全是出于韓愈保守的個人偏見，很不持平，但是，作為碑文，他采用褒貶兼用的方法，打破只稱人之善、不稱人缺點的傳統做法，卻是值得提倡的。
總之，不管褒也罷，貶也罷，以不失實為貴，以公允持平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