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有一篇文章曾經入選中學語文教材是什么?

語言的演變

呂叔湘

一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

語言的變化，短時間內不容易覺察，日子長了就顯出來了。

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經給《論語》做過注解，可是假如當孔子正在跟顏回、子路他們談話的時候，朱熹闖了進去，管保他們在講什么，他是一句也聽不懂的。

不光是古代的話后世的人聽不懂，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地方經歷著不同的變化，久而久之也會這個地方的人聽不懂那個地方的話，形成許許多多方言。

古代人說的話是無法聽見的了，幸而留傳下來一些古代的文字。

文字雖然不是語言的如實記錄，但是它必得拿語言做基礎，其中有些是離語言不太遠的，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對古代語言的演變獲得一定的認識。

為了具體說明古代和現代漢語的差別，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來看看。

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戰國策》里的《鄒忌諷齊王納諫》這一篇的頭上一段：

鄒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麗。

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

忌不自信……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這一段用現代話來說一遍，就會發現有很大的差別。

不能光看字形。

光看字形，現代不用的字只有四個：昳、曰、孰、吾。

可是聯系字的意義和用法來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12個字：八、我、能、城、國、不、客、從、來、坐、談、問。

大多數的字，不是意義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兩樣。

大致說來，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但是現在不能單用，只能作為復音詞或者成語的一個成分。

有的構詞的能力還比較強，如：形、貌、衣、鏡、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極少數詞語里出現，如：麗 (美麗、壯麗)、朝(朝霞、朝氣、朝發夕至)、窺(窺探、窺測)、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

例如：作為連詞的“而”“與”，只見于一定的文體；表示從屬關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幾”“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讀者”等等；“美”現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 (“美男子”口語不說，也不能拆開)；“有余”現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現在說“八尺多”。

第三種情形是這里所用的意義現代已經不用，盡管別的意義還用。

例如：修(長)、服(穿、戴)、謂(對……說)、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稱)、及(比得上)、君(尊稱)、也(助詞；現代的“啊”只部分地與“也”相當)、旦(“旦日”，“明日”，這里作“次日”講)、之(他)、若(比得上)。

還有一個“尺”字，似乎應該屬于古今通用的一類，可是這里說鄒忌身長八尺有余，顯然比現在的尺小，嚴格說，“尺”的意義也已經改變了(漢朝的一尺大約合現在七寸半，這里的尺大概跟漢朝的差不多)。

在語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別。

例如“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與徐公孰美？”才跟現代句法相同。

“君美甚”現在說“您漂亮得很”，當中必須用個“得”字。

“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現代的說法是“鄒忌不相信自己 (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擱在動詞前邊，擱在前邊就是“親自”的意思(如“自己動手”)，不是動作對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殺”等，是古代句法結構遺留在現代語里的合成詞)。

“客從外來”現在說“有一位客人從外邊來”，“客人”前邊得加個“一位”，頭里還要來個“有”字，否則就得改變詞序，說成“從外邊來了一位客人”。

“與坐談”也是古代語法，現在不能光說“和”，不說出和誰，也不能愣說“坐談”，得說成“坐下來說話”。

“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現代語法也是多余的。

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數的字都是現在還用的，可是仔細一分析，跟現代漢語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二

語言的變化涉及語音、語法、語匯三方面。

語匯聯系人們的生活最為緊密，因而變化也最快，最顯著。

有些字眼兒隨著舊事物、舊概念的消失而消失。

例如《詩經·魯頌》的《駉》這一首詩里提到馬的名稱就有16種：“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黃白相間的)，“驪”(純黑色的)，“黃”(黃而雜紅的)，“騅”(青白雜的)，“駓”(黃白雜的)，“騂”(紅黃色的)，“騏”(青黑成紋像棋道的)，“驒”(青黑色而有斑像魚鱗的)，“駱”(白馬黑鬃)，“駵”(紅馬黑鬃)，“雒”(黑馬白鬃)，“駰”(灰色有雜毛的)，“騢”(紅白雜毛的)，“驔”(小腿長白毛的)，“魚”(兩眼旁邊毛色白的)。

全部《詩經》里的馬的名稱還有好些，再加上別的書里的，名堂就更多了。

這是因為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別是那些貴族很講究養馬。

這些字絕大多數后來都不用了。

別說詩經時代，清朝末年離現在才幾十年，翻開那時候的小說像《官場現形記》之類來看看，已經有很多詞語非加注不可了。

有些字眼隨著新事物、新概念的出現而出現。

古代席地而坐，沒有專門供人坐的家具，后來生活方式改變了，坐具產生了，“椅子”“凳子”等字眼也就產生了。

椅子有靠背，最初就用“倚”字，后來才寫做“椅”。

凳子最初借用“橙”字，后來才寫做“凳”。

桌子也是后來才有的，古代只有“幾”“案”，都是很矮的，適應席地而坐的習慣，后來坐高了，幾案也不得不加高，于是有了新的名稱，最初就叫“卓子” (“卓”是高而直立的意思)，后來才把“卓”寫做“桌”。

外來的事物帶來了外來語。

雖然漢語對于外來語以意譯為主，音譯詞 (包括部分譯音的)比重較小，但是數目也還是可觀的。

比較早的有葡萄、苜蓿、茉莉、蘋果、菠菜等等，近代的像咖啡、可可、檸檬、雪茄、巧克力、冰淇淋、白蘭地、啤酒、卡片、沙發、撲克、嗶嘰、尼龍、法蘭絨、道林紙、芭蕾舞等等，都是極常見的。

由現代科學和技術帶來的外來語就更多了，像化學元素的名稱就有一大半是譯音的新造字，此外像摩托車、馬達、引擎、水泵、卡車、吉普車、拖拉機、雷達、愛克斯光、淋巴、阿米巴、休克、奎寧、嗎啡、尼古丁、凡士林、來蘇水、滴滴涕、邏輯、米(米突)、克(克蘭姆)、噸、瓦(瓦特)、卡(卡路里)等等，都已經進入一般語匯了。

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的改變，許多字眼的意義也起了變化。

比如有了桌子之后，“幾”就只用于“茶幾”，連炕上擺的跟古代的“幾”十分相似的東西也叫做“炕桌兒”，不叫做“幾”了。

又如“床”，古代本是坐臥兩用的，所以最早的坐具，類似現在的馬扎的東西，叫做“胡床”，后來演變成了椅子，床就只指專供睡覺用的家具了。

連“坐”字的意義，古代和現代也不完全一樣：古代席地而坐，兩膝著席，跟跪差不多，所以《戰國策》里說伍子胥“坐行蒲服，乞食于吳市”，坐行就是膝行 (蒲服即匍匐)；要是按現代的坐的姿勢來理解，又是坐著又是走，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再舉兩個名稱不變而實質已變的例子。

“鐘”本是古代的樂器，后來一早一晚用鐘和鼓報時，到了西洋的時鐘傳入中國，因為它是按時敲打的，盡管形狀不同，也管它叫鐘，慢慢地時鐘不再敲打了，可是鐘的名稱不變，這就跟古代的樂器全不相干了。

“肥皂”的名稱出于皂角樹，從前把它的莢果搗爛搓成丸子，用來洗臉洗澡洗衣服，現在用的肥皂是用油脂和堿制成的，跟皂角樹無關。

肥皂在北方又叫“胰子”，胰子原來也是一種化妝用品，是用豬的胰臟制成的，現在也是名同實異了。

也有一些字眼的意義變化或者事物的名稱改變，跟人們的生活不一定有多大關系。

比如“江”原來專指長江，“河”原來專指黃河，后來都由專名變成通名了。

又如“菜”，原來只指蔬菜，后來連肉類也包括進去，到菜市場去買菜或者在飯店里叫菜，都是葷素全在內。

這都是詞義擴大的例子。

跟“菜”相反，“肉”原來指禽獸的肉，現在在大多數地區如果不加限制詞就專指豬肉，這是詞義縮小的例子 (“肉”最初不用于人體，后來也用了，在這方面是詞義擴大了)。

“谷”原來是谷類的總名，現在北方的“谷子”專指小米，南方的“谷子”專指稻子，這也是詞義縮小的例子。

詞義也可以轉移。

比如“涕”，原來指眼淚，《莊子》里說：“哭泣無涕，中心不戚”。

可是到漢朝已經指鼻涕了，王褒《僮約》里說：“目淚下，鼻涕長一尺”。

又如“信”，古代只指送信的人，現在的信古代叫“書”，《世說新語》：“俄而謝玄淮上信至，［謝安］看書竟，默默無言”，“信”和“書”的分別是很清楚的。

后來“信”由音信的意思轉指書信，而信使的意思必得和“使”字連用，單用就沒有這個意思了。

詞義也會弱化。

比如“很”，原來就是兇狠的“狠”，表示程度很高，可是現在已經一點也不狠了，例如“今天很冷”不一定比“今天冷”更冷些，除非“很”字說得特別重。

又如“普遍”，本來是無例外的意思，可是現在常聽見說“很普遍”，也就是說例外不多，并不是毫無例外。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事物怎樣改變了名稱，那么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像前邊分析《戰國策》那一段文字的時候已經講過的，很多古代的單音詞現代都多音化了。

這里再舉幾個人體方面的例子：“耳”成了“耳朵”，“眉”成了“眉毛”，“鼻”成了“鼻子”，“發”成了“頭發”。

有的是一個單音詞換了另外一個單音詞，例如“首”變成“頭” (原來同義)，“口”變成“嘴”(原來指鳥類的嘴)，“面”變成“臉”(原來指頰)，“足”變成“腳”(原來指小腿)。

有些方言里管頭叫“腦袋”“腦殼”，管嘴叫“嘴巴”，管臉叫“面孔”，管腳叫“腳板”“腳丫子”，這又是多音化了。

動詞的例子：古代說“食”，現代說“吃”；古代說“服”或“衣”，現代說“穿”；古代說“居”，現代說“住”；古代說“行”，現代說“走”。

形容詞的例子：古代的“善”，現代叫“好”；古代的“惡”，現代叫“壞”；古代的“甘”，現代叫“甜”；古代的“辛”，現代叫“辣”。

字眼的變換有時候是由于忌諱：或者因為恐懼、厭惡，或者因為覺得說出來難聽。

管老虎叫“大蟲”，管蛇叫“長蟲”，管老鼠叫“老蟲”或“耗子”，是前者的例子。

后者的例子如“大便”“小便”“解手”“出恭” (明朝考場里防止考生隨便進出，凡是上廁所的都要領塊小牌子，牌子上寫著“出恭入敬”)。

三

語法方面，有些古代特有的語序，像“吾誰欺？”“不我知”“夜以繼日”，現代不用了。

有些現代常用的格式，像“把書看完”這種“把”字式，“看得仔細”這種“得”字式，是古代沒有的。

可是總起來看，如果把虛詞除外，古今語法的變化不如詞匯的變化那么大。

語音，因為漢字不是標音為主，光看文字看不出古今的變化。

現代的人可以用現代字音來讀古代的書，這就掩蓋了語音變化的真相。

其實古今的差別是很大的，從幾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

第一，舊詩都是押韻的，可是有許多詩現在念起來不押韻了。

例如白居易的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róng)。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shēng)。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chéng)。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qíng)。”這還是唐朝的詩，比這更早一千多年的《詩經》里的用韻跟現代的差別就更大了。

其次，舊詩里邊的“近體詩”非常講究詩句內部的平仄，可是許多詩句按現代音來讀是“平仄不調”的。

例如李白的詩：“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郭”“白”“一”“別”四個字原來都是入聲，歸入仄聲，可是現在“郭”“一”是陰平，“白”“別”是陽平，于是這四句詩就成為“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仄平”了。

又其次，漢字的造字法里用得最多的是形聲法，常常是甲字從乙字得聲，可是有許多這樣的字按現代的讀音來看是不可理解的。

例如“江”從“工”得聲，“潘”從“番”得聲，“泣”從“立”得聲，“提”從“是”得聲，“通”從“甬”得聲，“路”從“各”得聲，“龐”從“龍”得聲，“移”從“多”得聲，“諒”從“京”得聲，“悔”從“每”得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