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我不是國學研究人員，更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但對國學、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興趣，并認為目前我國學術界在對儒家思想的研究中，仍存在幾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及時解決，就不可能有我國學術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一、黃鐘毀棄，自墮家聲
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東方文明的主要代表，是世界四大文化瑰寶之一。
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和驕傲。
但遺憾的是，自1919年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后，儒家思想在我國文化思想體系中的統治地位便開始了動搖。
一部分人認為外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好的知識分子，被戴上先進知識分子的桂冠而飲譽當代；另一部分仍看重孔孟儒家思想的知識分子，則被戴上“頑固、保守、落后、腐儒”之類的囚帽而被打入冷宮。
這種思想傾向逐步發展，至**的批林批孔便達到頂峰。
這時的孔孟，由人人景仰的千古圣賢變***皆唾罵的千古罪人。
這時的儒家思想，由人皆篤而行之的金科玉律，變成了人皆懼而遠之的毒蛇毒草。
但奇怪的是，儒家思想在其自己的發源地——中國，雖遭受了如此駭人聽聞的劫難，但在世界許多非儒家思想發源地的外國，卻一直在走紅運。
這些國家不僅把儒家思想當作道德修養和政治操作的藍本，甚至還把儒家著作當作企業管理的圣經。
以近鄰日本為例。
日本是一個對尊重儒家思想有著長期傳統的國家。
長期以來，其政治、文化的發展，無不打上儒家思想的深深烙印。
儒家思想對日本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十分明顯。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日本經濟發展之所以如此迅速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即與儒家思想作用之發揮息息相關。
他們認為，把四書運用到現代企業經營管理方面，將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
日本著名企業經營者，日立化成公司總經理橫山亮淡說：“終身就業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禮’的思想的體現。
企業內工會是‘和為貴’的思想的體現。”三麥綜合研究所高級顧問中島正樹稱“中庸之道為最高道德標準”。
日立集團的創始人***浪平把“和”、“誠”、“言行一致”作為社訓。
日本企業內廣泛開展的合理建議運動和質量管理小組活動，則是在最基層把“和為貴”和“自由競爭”統一起來的良好形式。
（以上資料，見1987年10月21日《參考消息》）
現在儒家思想影響的輻射面，不僅早已超越國界及于亞洲各國，而且也早已超越洲界及于歐洲、美洲、澳洲，現在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和澳大利亞在內，共設立了一百所孔子學院（見2005年《中國剪報》），就證明了這點。
我們不禁要問，人家對儒家思想之重視若此，而作為儒家思想發源地的中國，卻黃鐘毀棄，自墮家聲，這是為什么？這難道還不值得痛自反思嗎？
二、輕精華而重糟粕
這里所謂重糟粕而輕精華，是我們在儒家思想研究中，許多人總是只注意汲汲于發掘其糟粕，而不注意或不愿意發掘其精華。
幾十年來，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把孔孟定位奴隸主和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把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則定位為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的思想體系。
這些人，不消說，自然是儒家思想最堅定的批判者。
他們對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因素，視而不見，或見而不愿承認，不愿言傳；而對其中的消極因素，則竭其心力之所能，必雞蛋之中找到骨頭而后快。
另一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他們雖有重儒家思想中的積極因素，但識時務者為俊杰，也只好放棄自己原有的獨立觀點，隨聲附和起來。
于是，一股專找儒家思想岔子的不正之風，便迅速蔓延起來，洶洶然，幾有不可一世之勢。
這里，以“禮”為例，以概其余。
“禮”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十分重視“禮”的社會作用和發揮這種社會作用的優異這點，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仁”是“禮”的本質內容，而“禮”則是“仁”的表現形式。
二者之間的這種辨證關系，便決定了“禮”的社會作用之大和發揮這種社會作用的優異之點。
“禮”的社會作用是：“禮”“樂”結合，能大大激發和表現人們的思想感情，能引導人們講究精神的高尚，人格的完善，言行的文雅，對人對事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所有這些，都對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以“禮義之邦”著稱于世界，產生了深厚的影響。
可以肯定，也將對當前我們所希望構建的***社會發揮重大的作用。
和“法”比較，“禮”發揮這種社會作用所具有的優異之點是，“禮”可以防患于已然之前，而“法”只能懲治于已然之后；“禮”所采用的方法是積極的，因而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是穩固的，持久的。
而“法”所采取的方法是消極的，因而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是不穩定的，不持久的，孔子也在《論語》中明確指出了這點，他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勉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就是說，如果只知用法律、命令和刑法等手段去對付老百姓，老百姓雖然可以一時茍免于犯罪。
但由于他們不知道犯罪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因而以后還有重犯的可能。
如果我們改用道德和禮治的手段去對付老百姓，其效果就完全兩樣了。
這時，老百姓知道犯罪是一種侵犯他人利益和影響社會秩序的可恥行為，因而就會堅決改正錯誤，回歸正路，以后便永遠不會誤入歧途，發生再次犯罪的事了。
“禮”的社會作用如此之大，所以荀子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但奇怪的是，許多人卻看不到或因某種原因不愿看到這點。
如我國當代頗負盛名的學者楊榮國先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他在其著作《中國古代思想史》一書中，在談到“禮”的問題時說：“魯國的孟孫，他把從公室分得來的奴隸，一部分解放成為自由的佃民。
這種關系的轉變，就是這族有的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
這在孔子看來，就是對殷商以來的禮制的根本破壞。
這還了得？尤其是季孫更為荒唐，公室里所分得來的奴隸，便全部予以解放，而使之以佃民的身份來從事生產。
這就是周公所重建的禮制，是一個更長的破壞了……正因如此，所以孔子提出了‘克己復禮為仁’的主張，要人家克制自己的欲望，約束自己的行動，回復到原有的禮制范圍去。
可見孔子的‘禮’，是為維護奴隸主的反動統治服務的，因而是反動的。”這就是楊先生對“禮”的定性。
“禮”有沒有積極意義的一面呢？通讀全書，楊先生竟無只字提及。
這可見“禮”在楊先生心目中已判為死刑，連緩期執行的希望都沒有了。
其實，楊先生在此是形而上學多了一點，而辯證法則少了一點。
按辯證法，任何事物不都有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的兩面嗎？如果只有特殊性的一面，而無普遍意義的一面，則歷史文化的繼承性何來？如果孔子之“禮”只有適用于奴隸社會這樣特殊意義的一面，為什么事實卻是不僅適用于封建社會，還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上述日本等國不是把“禮”適用于國家管理和企業管理，而且還管出了成績嗎？楊先生既然認為“克己復禮為仁”是反動的，那么要不反動，自然便只能是與“克己復禮為仁”反其道而行之，不克制自己的欲望，不約束自己的行為，不回顧到“禮”的范圍，不達到“仁”的最高境界了。
但這樣做的結果，不是會天下大亂嗎？我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社會，怎么能實現呢？
三、脫離實際望文生義
正確地理解原文真義，是做好一切學問的基礎。
研究儒家思想亦然。
但目前我們在儒家思想研究中，脫離實際，望文生義，因而其原義被曲解者，亦非無有。
這里只舉二例。
第一個例子是對《論語》中“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兩句看來似乎極易闡釋的話的闡釋。
《四書全譯》是這樣翻譯的：
“出去做官，辦完了公事有余力就去學習；在家學習，完成了學業，還有余力就去做官。”
應該指出，這樣的翻譯不是個別的，許多人都是如此，連一些國學權威也不例外。
但這樣的翻譯，怎么理解呢？完成了學業還有余力就去做官，中國有過這樣的制度和先例嗎？沒有；外國有過這樣的制度和先例嗎？也沒有。
既然如此，這樣的翻譯就不合理了。
那么，怎樣翻譯才符合原文的真義呢？這里的關鍵是對一個“優”字的理解。
看來譯者是把“優”字當作“優裕的時間”來理解的。
其實不是。
應該當作“優異的成績”來理解。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如果這樣翻譯：“做官成績雖然優異，也應當學習；學習成績必須優異，才能做官。”不就很好理解了嗎？
第二個例子是對《中庸》中“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也。”這幾句話的理解。
上述《四書全譯》是這樣翻譯的：
“他隱藏了別人的壞話，宣揚別人說的好話，掌握好壞兩個方面的極端，應用折中、恰當的道理去治理平民，因此才被稱為舜啊。”
上述“折中、恰當”四字，就是譯者對“用其中于民”的“中”字的含義所做的解釋。
至于怎么折中出恰當的道理，譯者雖未明言，但順藤摸瓜，其意思無非是：極惡固然不好，至善也同樣不好，最好之點是在極惡和至善之間。
既無極惡之害，也無至善之害，這點就是中庸之道。
用中庸之道去治理平民，就是舜的偉大之處。
應該指出，這樣理解《中庸》中這幾句話的含義，不是《四書全譯》譯者的獨創。
許多學者包括某些國學大師也是這樣理解的。
正因如此，所以連有的哲學詞典，也是根據這樣的理解來對“中庸之道”作出評價的。
如1986年12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哲學分冊》中說，“《中庸》不僅以中庸為美德，而且還作為道德修養和處理事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主張‘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以求對立兩端的統一與中和……后來泛指平庸、妥協、保守、不求上進。”
對“中庸之道”的這種評價，當代國學大師揚榮國先生更有“精彩”的描寫。
他在其著作《中國古代思想史》中，在評價孔子時說：
“孔子曾經見到，有好多的君子們既好勇，而又疾惡窮措大，他認為這不好，這會要激成暴動……在另一方面，又有許多的君子們，不僅不疾惡窮措大，反而給予窮措大以相當的優待。
結果，窮措大舍國君于不顧，都來擁護他了。
齊國的陳氏，便是一例。
這兩者，在孔子看來，都是不好的，都是走極端，便要加速這族有的奴隸制國家的崩潰。
于是，孔子倡導‘中庸’。
他認為，只有‘中庸’，才可以挽救這走極端的毛病……因之，孔子以‘中庸’為至德。”
這可見“中庸之道”在楊先生眼里就是對人??如此，上述《辭海、哲學分冊》及《四書全譯》的編纂者的看法，也是如此。
其實，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見“中”是不以人們的思想感情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這客觀存在，不可能是別的什么，只可能是指事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們的行為如果符合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法度，即如果符合事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就能促進事物的***而順利發展。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中”是天下萬事萬物最大的根本。
“和”則是天下萬事萬物***順利發展的必由之路。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水肥氣熱是植物生長的基本條件，但不能過量，也不能不足，否則就不利于植物的正常發育生長，因為兩者都違反了植物的本性及其自然規律的緣故。
又如地球繞日周轉，根據地球和太陽的質量及其距離的大小，要求地球具有一定的線速度，大于或者小于這個線速度，地球就會脫離原有的運行軌道。
這個一定的線速度，就是中庸之道所要求的速度。
地球如此，其他天體環繞某個恒星周轉時所需要的線速度也是如此。
這說明“中庸之道”不僅適用于人類社會，也適用于自然界。
由此可見，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對人對事不要太惡也不要太好之道。
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平庸、妥協、保守、不求上進”的看法都是對“中庸之道”的莫大歪曲。
應該指出，“中庸之道”就是客觀真理之道，就是事物的本性，及其自然規律之道。
正因如此，所以孔子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為什么呢？因為做人做事要完全符合中庸之道，符合事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所以難度極大。
正因如此，所以孔子又說，“過猶不及”。
為什么呢？因為“過”脫離了“中庸之道”，違背了事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不及”也脫離中庸之道，違背了事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的緣故。
如資本主義未發展至最高階段，而說已發展至最高階段，這便是“過”；資本主義已發展至最高階段，而說未發展至最高階段。
這便是“不及”，“過”和“不及”，都違反了中庸之道，違反了資本主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
又如人的正常體溫是37°，高于37°，是“過”；低于37°是“不及”。
這兩者都不好。
因為這兩者都偏離了中庸之道——人的正常體溫，違反了人正常生存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的原故。
那么，上述《中庸》中的那幾句話怎樣翻譯才好呢？根據我對“中”和“中庸之道”的如上理解，我認為以這樣的意譯為好：
“根據善與惡對立統一的規律，要擯棄那惡的一面，發揚光大那善的一面，把那符合”中庸之道“的至善之點。
運用于治理國家之事，這就是舜王的偉大之處。”
四、人云亦云缺乏創新意識
幾十年來，由于受當時環境的影響，我國學術空氣一直十分沉寂。
什么問題，往往眾口一詞，很少異議。
一提到***，不論是黃巢領導的***，還是李自成領導的***，總是說，這種起義，動搖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但由于農民階級的階級局限性而卒遭失敗。
一提到每個朝代初期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不論是漢武帝還是唐太宗，總是說，這是在***的打擊下，封建統治者對農民所采取的讓步政策，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都是為進一步鞏固其封建統治服務的。
對儒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提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總是說，這是孔子的愚民政策。
有誰敢說這不是孔子的愚民政策？不敢。
其實，只要稍微認真思考一下，就可找出這種說法的破綻來。
如果說是孔子的愚民政策，為什么他要大開私人講學之風，把“學在官府”的傳統制度改變過來，變成“學移民間”？如果確是孔子的愚民政策，為什么也要向統治者提出“善人教人七年，亦可以即成矣。”和“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訓誡？
一提到朱熹的名言“理在事先”，總是都說，朱熹事客觀唯心主義者，有誰敢說，朱熹不是客觀唯心主義者？不敢。
其實，也只要稍微認真思考一下，也可以找出這種論斷的破綻來。
如果說朱熹這句話是錯誤的，因而定性他是客觀唯心主義者，那么，我便不禁要問，是先有盧梭和狄德羅等一批啟蒙思想家，還是先有法國大革命？是先有馬克思的《***宣言》和《資本論》的出版，還是先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勃興？是先有長江三峽水電站理論的提出，還是先有長江三峽水電站的建成？是先有神州六號的升天，還是先有神州六號升天理論的產生？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十分明顯的。
但朱熹“理在事先”的理論，總不被人所肯定，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真理的結晶。
但實踐證明，真理有時確實掌握在少數人手里。
一時不能被人們所承認，有時還可能要被冷落，被諷刺，被打擊迫害，這點連自然科學也不例外。
哥白尼的地動學說，不是被當時的教皇所反對，還因此有過牢獄之災嗎？但真金不怕火煉，哥白尼的地動學說，最終還是為后人所承認，并認為他為人類立下了一大歷史功勛。
當代最負盛名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其遭遇也是如此。
他所提出的相對論，不是對今天原子能時代的到來，信息時代的到來和航天時代的到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嗎？但在當年提出這個相對論的時候，大家卻認為是奇談怪論。
他當時任教的柏林大學還因此解除了對他的聘約。
自然科學的遭遇如此，社會科學的遭遇自然更難例外。
至于曾被長期打入冷宮的儒家思想，要想沖破原有思想桎梏，在研究中標點新、立點異，其遭遇之不幸，當亦自在想象之中。
但中央現在強調自我創新，我想儒家思想研究，也不應例外。
確實，社會進步，科學先行。
沒有創新，科學就會停滯不前，社會就無法向前發展。
中央現在強調在搞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還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設，這自然是對的，但作為東方文明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我們在研究中，如果我們不從舊有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打破幾十年來儒家思想“中國臭而外國香”的奇怪狀況，則我們所高唱的精神文明建設，便只能是一句好聽的口號。
以上四點是我對當前我國儒家思想研究幾個問題的初淺看法。
應該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這種狀況雖有所好轉，學術界初步興起一股為儒家思想重新定位的熱潮，但對儒家思想的積極作用的認識，還是很有限度的。
特別是對儒家思想不作深入研究，而無理漫罵者仍大有人在。
因此，本文上網之后，我誠懇地希望能引起這些人的關注。
我歡迎有理有據的爭鳴。
來源于：iDO社區
儒家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
儒家思想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國家，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來治國。
因此繼承和宏揚中國傳統文化意義深遠。
（1）儒家思想產生的背景及其形成、發展演變過程與作用
①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歷著劃時代的變革。
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
社會的動蕩中。
社會各階層都對社會變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提出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法、道、墨等家，他們各自為自己所代表的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實現統一的治國方案，這不僅繁榮了文化，也為秦漢以后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②形成、發展過程
a.春秋：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
他提出“仁”，主張以愛人之心調解與和諧社會人際關系。
維護“禮”，主張貴賤有“序”，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主張以德治民，要統治者愛惜民力，取信于民，正身律已。
在政治上，主張逐步改良，“損益”舊法。
儒家思想后來發展成為中國古代封建文化中的正統思想。
b.戰國：孟子是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c.西漢：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
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
d.宋朝：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
南宋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
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e.明朝：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走到極端。
儒學的現代價值
儒家思想的合理部分：教育理論：有教無類、學思結合、因材施教等；倫理道德：孝、仁義、誠信等（社會主義榮辱觀）；維護社會穩定：仁、德治、民本思想等（取消農業稅）；維護國家統一：大一統思想(統一祖國)；個人修養：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八堅持、反對）；現代價值：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民本思想、進取精神、憂患意識、歷史使命感、道德意識與和諧意識等，我們都可以賦予新的時代內含。
對維護中華民族統一、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增強歷史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謀求社會的共同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義利觀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
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的天下統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內容。
尤其是強調統一的思想傳統，更具有現實意義。
又如孟子的“民貴君輕”，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
今天我們可剔除其封建內核，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展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
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仍具現實意義。
今天我們仍需要提倡自身修養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
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
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儒家思想的世界影響：儒家思想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征。
儒家思想在日本、韓國、東南亞乃至歐洲影響巨大。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其大加贊揚。
東南亞從東西方文化中吸取營養，合理地處理了東西方文化的關系，建立了令人稱羨的“東方工業模式”、“儒家資本主義”，證明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來源于：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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