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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為手段塑造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種藝術。
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勞動。
最早出現的是口頭文學，一般是與音樂聯結為可以演唱的抒情詩歌。
最早形成書面文學的有中國的《詩經》、印度的《羅摩衍那》和古希臘的《伊利昂紀》等。
歐洲傳統文學理論分類法將文學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大類。
中國先秦時期將以文字寫成的作品都統稱為文學，魏晉以后才逐漸將文學作品單獨列出。
現代通常將文學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類別。
（一）社會意識形態之一。
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稱為文學。
現代專指用語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故又稱“語言藝術”。
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曾將文學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現代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影視文學等體裁。
在各種體裁中又有多種樣式。
（二）孔門四科之一。
《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邢炳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貴族子弟的學科。
《宋書·雷次宗傳》：“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
（三）指辭章修養。
元結《大唐中興頌序》：“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四）官名。
漢代置于州郡及王國，或稱“文學掾”，或稱“文學史”，為后世教官所由來。
漢武帝為選拔人才特設“賢良文學”科目，由各郡舉薦人才上京考試，被舉薦者便叫“賢良文學”。
“賢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學”則指精通儒家經典的人。
魏晉以后有“文學從事”之名。
唐代于州縣置“博士”，德宗時改稱“文學”，太子及諸王以下亦置“文學”。
明清廢。
（五）期刊。
①左聯機關刊物之一。
1932年4月25日在上海創刊。
半月刊。
刊有馮雪峰、瞿秋白關于大眾文學的文章。
僅出一期，即被國民黨政府查禁。
②文學刊物。
1933年7月在上海創刊。
月刊。
鄭振鐸、傅東華、王統照先后任主編。
發表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是30年代影響較大的文學刊物。
1937年11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五十二期。
現代文學期刊。
月刊。
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創刊，由文學社創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第 1卷編輯者署文學社，第2卷至第9卷先后由傅東華、鄭振鐸、王統照主編。
黃源參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編輯工作。
鄭振鐸、茅盾是《文學》的主要發起人。
編輯委員會成員為郁達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陳望道、徐調孚、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
創刊之初魯迅曾是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
辦刊的宗旨“在於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刊物內容豐富、欄目眾多，且時有變動，較為固定的大致有小說、散文隨筆、詩歌、劇作、文學論壇、書評、作家論、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
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對新進作家的作品也經常予以發表和評介。
特約撰稿員有魯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郭紹虞、耿濟之、田漢、鄭伯奇、戴望舒、張天翼、黎烈文等48人，還有許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揚、胡風、蹇先艾、林語堂、沈從文、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臧克家、吳組緗等也經常為之寫稿，撰稿作家上百人。
在創作方面發表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品。
小說如茅盾的《殘冬》、《多角關系》、《大鼻子的故事》，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個練習生》，王統照的《山雨》、《秋實》，許地山的《春桃》、《女兒心》，王魯彥的《屋頂下》、《鄉下》，鄭振鐸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達夫的《遲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這一輩子》，張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時節》，沈從文的《八駿圖》，沙汀的《苦難》，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蹇先艾的《鄉間的悲劇》，吳組緗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鷺湖的憂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散文隨筆如魯迅的《我的種痘》、《憶韋素園君》、《病后雜談》、《病后雜談之馀》，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勞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隨筆》，王魯彥的《父親的玳瑁》，沈從文的《湘西散記》；詩歌如王統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戰場》，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莊周之一晚》；戲劇如洪深的《劫后桃花》(影劇)，陳白塵的《金田村》、《蘆溝橋之戰》，夏衍的《賽金花》，李健吾的《梁允達》、《老王和他的同志們》等。
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大多取材於現實生活，對當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和其他種種社會沖突，做了現實主義的真實描繪，成為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
《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較重視，在現代文藝報刊中，它是發表作家專論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載過茅盾的《冰心論》、《廬隱論》、《落花生論》，胡風的《林語堂論》，穆木天的《徐志摩論》、《郭沫若的詩歌》，許杰的《周作人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等較為重要的論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開創作用。
對丁玲的《母親》、王統照的《山雨》、艾蕪的《南國之夜》、吳組緗的《西柳集》、夏徵農的《禾場上》、彭家煌的《喜訊》、周文的《雪地》、萬迪鶴的《達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較中肯、及時的評介。
《文學》對新文學運動和創作實踐方面的問題，發表過魯迅的《又論“第三種人”》、《論諷刺》、《“文人相輕”》(一至七論全文)、《“題未定”草》(一至三)，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胡風的《現實主義底一“修正”》等文，著重從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創作與現實的關系上作了理論剖析。
郁達夫、金兆梓、適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筆談《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阿英的《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學前途有危機么？》、《論初期白話詩》、《敘事詩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新詩歌旬刊》，屈軼的《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陳雨門的《中國新詩的前途》，張庚的《中國舞臺劇的現階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等文，就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
這些文章對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文學》還於1934年 7月出了“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
有茅盾、巴金、鄭伯奇、胡風、葉紫、艾蕪、沈從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寫下了他們各自同文學的關系和“親切體驗”，“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與文學‧引言》)。
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學二周年紀念特輯”——《文學百題》，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葉紹鈞、朱自清、郁達夫、洪深、阿英、胡風、豐子愷等60人撰稿，從多種角度簡要介紹了有關文學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體裁、文學流派、創作方法等文學知識(上海書店於1981年復印了上述兩個特輯)。
1936年11月、12月曾編刊“魯迅先生紀念特輯”(一)、(二)，茅盾、鄭振鐸、王統照、傅東華、郁達夫、鄭伯奇、夏丏尊、歐陽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畫，悼念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逝世，開展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
《文學》也注意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刊載過郭沫若的《屈原時代》，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西游記〉的演化》，顧頡剛的《明俗曲琵琶詞》，陳子展的《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1934年6月還出了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收有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論著。
《文學》對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也較重視，譯載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濟慈、雨果、羅曼‧羅蘭、惠特曼、馬克‧吐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論著作以及評介他們的文章，還出過“翻譯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紀念特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特輯”、“高爾基紀念特輯”等。
這些譯著和資料記載了中國現代文學同外國文學的密切關系。
《文學》是在30年代初期，《小說月報》停刊，“左聯”機關刊物屢遭查禁的情況下創辦的，成為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發表創作的陣地。
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
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學》減縮篇幅，於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
《文學》每6號合為1卷，共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
文學的精神性價值：
文學除了擁有外在的、實用的、功利的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內在的、看似無用的、超越功利的的價值，既精神性價值。
關于精神，可以有諸多不同的定義。
我們一般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界定精神這一概念的：它是人內在的一種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與感性諸多心理因素的有機統一，是人不斷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種心理活動過程。
因而，精神的價值不同于物質的價值，它是內在的、本體的、不斷超越自身的。
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是文學藝術家的精神活動，文學作品屬于人類的精神產品，文學藝術的餓接受鑒賞也屬于人們的精神領域的活動，所以，文學藝術的精神性價值應當是其自身最為內在的、基本的價值所在。
正如早期的德國現象學美學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著一些構成其價值的確定的特性”，那就是藝術的精神性價值的特性，即它并不以為了實現某種目的的服務的手段，那么他就無法理解藝術。
這些價值是作為存在于作品之中，作為被包含在藝術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們體驗的。”
藝術，在履行自己的種種“服務”職責時，反而已經忘記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們在擁有過多“藝術作品”時卻失落了“藝術的精神”。
藝術，并不僅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總是“作品”。
藝術在本質上一種生存方式，生活態度，生活的內涵，是生命賴以支撐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