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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處士是應山人，以平民的身份老死在家里，但是應山的人到現在仍然思念他。
那些老年人教導他們的子弟，如何孝敬老人，親近朋友，恭敬嚴謹守禮謙讓并且溫和仁愛，一定拿連處士作為榜樣。
說：“做人象連公那樣，就足夠了！”那些鰥寡孤獨和遭遇荒年貧困饑餓的人，都說：“自從連公去世以后，我們這些人沒有地方可以哀求依靠來活命了，讓我們太遺憾了！”
唉！連處士住在應山，沒有發布過什么政令實施過什么恩威來親近那里的百姓，卻能讓人這樣想念他，大概就是所說的親身去做，無須多言自然能取信于人吧！連處士，名舜賓，字輔之。
他的祖先是閩地人，他的祖父連光裕曾經擔任過應山縣的縣令，后來又擔任磁州、郢州的推官，自從連光裕歸葬應山后，他們就把家安在了應山。
處士年輕的時候曾應舉鄉試(《毛詩》是當時的考綱)，沒有考中，并且他的父親連正因為有病臥床在家，連處士在他父親身邊侍候十多年，因而不再在仕途上進取。
父親去世后，家里本來有很多錢財，都散發出去來周濟鄉鄰，拿學問來教導他的兩個兒子，說：“這兩個孩子才是我的財產啊！”年成不好，拿出一萬斛谷去賣，因而市面上谷的價錢最終沒有上漲，連鄰近縣的百姓都依賴他。
有一個盜賊偷了他的牛，官府搜捕得很緊急。
盜賊走投無路，只好自己把牛給送了回來。
處士為此很慚愧并道歉說： “麻煩你送牛了。”贈送他很豐厚的禮物送走了他。
曾經因為有事到信陽去，在西關遇到了盜賊。
身邊的人告訴盜賊說這是連處士，盜賊說：“這人是一位長者，不可以侵犯。”就離開了。
處士有個弟弟住在云夢縣，(連處士)前去看望弟弟，(結果)得病死去了，(人們)把他的靈柩送回了應山。
應山縣的人到距離縣城幾十里外的地方去哭著迎接靈柩，很多人爭著抬著棺材回來。
經過縣里的集市，集市上的人都哭了，并且罷市三天，說：“應該為連公舉辦喪事。”處士生四個孩子，叫連庶、連庠、連庸、連膺。
以學問教導的兩個孩子后來都中了進士，現在連庶擔任壽春縣令，連庠擔任宜城縣令。
連處士在天圣八年二十月某日逝世，慶歷二年某月的某一天安葬在安陸蔽山的南坡。
自從他死后到現在二十年了，那些認識連處士的應山縣老年人，還有那些曾經依賴連處士而生活的人，有很多人還健在；那些聽說過連處士為人做事的年輕人，離連處士的生活的年代還不算遠。
如果再過三四代到了孫子曾孫子輩，關于連處士的傳聞，有時會有遺漏，那就恐怕應山的人不再能夠詳細了解連處士了。
于是就在他的墓前樹碑刻文表彰他，來告訴后世的人。
慶歷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記述。
擴展資料：
原文
連處士，應山人也。
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
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兇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 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
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后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
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余年，因不復仕進。
父卒，家故多資，悉散以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資也。”歲饑，出谷萬斗以糶，而市谷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
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
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舍之而去。
處士有弟居云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
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
其二子教以學者，后皆舉進士及第。
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
處士以天圣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
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后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
乃表其墓，以告于后人。
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本文選自《歐陽文忠公集》。
本文主要為歐陽修寫一位應山處士一生經歷的故事。
歐陽修倡導的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西昆體的，可是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與柳開以來的復古派文論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歐陽修主持文壇以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文風已經受到嚴厲的批評。
歐陽修在反對西昆體的同時，還反對“太學體”。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系持有新的觀點。
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
其次，歐陽修文道并重。
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
這種文道并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
柳開等人以韓愈相號召，主要著眼于其道統，而歐陽修卻重于繼承韓愈的文學傳統。
歐陽修自幼喜愛韓文，后來寫作古文也以韓、柳為學習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韓文從字順的一面，對韓、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險深奧傾向則棄而不取。
同時，歐陽修對駢體文的藝術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對楊億等人“雄文博學，筆力有馀”也頗為贊賞。
這樣，歐陽修在理論上既糾正了柳開、石介的偏頗，又矯正了韓、柳古文的某些缺點，從而為北宋的詩**新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也為宋代古文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歐陽修早年為了應試，對駢儷之文下過很深的功夫，同時也認真研讀韓文，為日后的古文寫作打好了基礎。
他在洛陽結識尹洙后，便有意識地向尹學習簡潔謹嚴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為主要的文體進行寫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樣化。
歐陽修對待寫作的態度極為嚴肅，往往反復修改才定稿。
深厚的學養和辛勤的實踐使他的散文創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歐陽修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
無論是議論，還是敘事，都是有為而作，有感而發。
他的議論文有些直接關系到當時的政治斗爭，例如早年所作的《與高司諫書》，揭露、批評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為，是非分明，義正辭嚴，充滿著政治激情。
又如慶歷年間所作的《朋黨論》，針對保守勢力誣蔑范仲淹等人結為朋黨的言論，旗幟鮮明地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的論點，有力地駁斥了政敵的謬論，顯示了革新者的凜然正氣和過人膽識。
這一類文章具有積極的實質性內容，是古文的實際功用和藝術價值有機結合的典范。
歐陽修另有一類議論文與現實政治并無直接關系，但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論，對五代的歷史教訓進行總結，并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褒貶，以及國家興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歷史觀。
又如他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對友人的文學業績進行評述，而且抒發了對死生離合、盛衰成敗的人生遭際的感慨，絕非為文而文之作。
歐陽修的記敘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記》一類歷史散文自不必說，即使是亭臺記、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實的內容，如《豐樂亭記》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風土人情都作了細致的描寫。
又如《瀧岡阡表》，追憶父母的嘉言懿行，細節描寫細膩逼真，栩栩如生，這種效果決不是虛言所能達到的。
歐陽修的散文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論文慷慨陳詞，感情激越；史論文則低回往復，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樂由衷，情文并至。
例如《釋秘演詩集序》，寥寥數筆，釋秘演、石曼卿兩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際已躍然紙上，而作者對兩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對時光流逝、人事變遷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間，感人至深。
在歐陽修筆下，散文的實用性質和審美性質得到了充分的顯示，散文的敘事、議論、抒情三種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機融合。
歐陽修對散文文體的發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他的作品體裁多樣，各得其宜。
除了古文之外，辭賦和四六也是他擅長的文體。
首先，歐陽修對前代的駢賦、律賦進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韻的兩重規定，改以單筆散體作賦，創造了文賦。
其名作如《秋聲賦》，既部分保留了駢賦、律賦的鋪陳排比、駢詞儷句及設為問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現出活潑流動的散體傾向，且增強了賦體的抒情意味。
歐陽修的成功嘗試，對文賦形式的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其次，歐陽修對四六體也進行了革新。
宋初的四六皆沿襲唐人舊制，西昆諸子更是嚴格遵守李商隱等人的“三十六體”。
歐陽修雖也遵守舊制用四六體來寫公牘文書，但他常參用散體單行之古文筆法，且少用故事成語，不求對偶工切，從而給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隨州錢相公啟》、《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歐陽修的語言簡潔流暢，文氣紆徐委婉，創造了一種平易自然的新風格，在韓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別開生面。
例如《醉翁亭記》的開頭一段，語言平易曉暢，晶瑩秀潤，既簡潔凝練又圓融輕快，毫無滯澀窘迫之感。
深沉的感慨和精當的議論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語氣，娓娓而談，紆徐有致。
這種平易近人的文風顯然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發展歷程就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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