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作家,不少評論家批評他的作品內容充滿各種性狂歡,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國知識分子和農民等。
他的作品由于經常觸及中國審查制度的底線,所以屢屢遭禁。
作品遭禁閻連科有個外號叫“禁書作家”。
2005年閻連科在廣州《花城》雜志發表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被中宣部指責詆毀解放軍和**“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隨即遭禁。
遭禁后反而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小說電子版在網絡瘋傳。
2006年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丁莊夢》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寫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懼”。
閻連科說:“我覺得,禁這本書的人智商不高。
在我看來,按照他們的標準《堅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該禁,但是《丁莊夢》禁掉就很沒有理由。
第一,它講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們自己也天天講;第三,它沒有傷害政府的任何神經。”
2011年閻連科的《四書》在大陸被出版社拒絕,無法出版。
他說:“我是受到關愛太多的人。
受到關愛太多,誰都想關心你的時候,什么都落到你頭上了。
我認為《丁莊夢》和《四書》如果是另外一個作家寫不會有問題。
你小說的某些內容會被無限地放大,放大到所有人都在誤讀你,甚至遮蔽其他的東西。
現在我想對我都不是問題,我已經到這個年齡,完全可以面對它。”
《風雅頌》引爭議 ,2008年作家閻連科創作的最新長篇小說《風雅頌》日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小說講述了一個大學教授楊科在家庭、愛情、事業諸方面悲情而又荒誕的遭遇。
有網友撰文稱,閻連科在這部新作中詆毀北京大學并影射知識分子。
小說借《風雅頌》之名“影射北京大學,詆毀高校人文傳統,肆意將高校知識分子形象妖魔化”。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評論家邵燕君認為,閻連科對大學體制環境和精神實質缺乏基本了解,對知識分子進行了肆意嘲弄、歪曲。
她說:“只有對事物的價值核心有了足夠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對其批判才會有力量,才會深刻、厚重。
明眼的讀者很容易看出小說的破綻,閻連科對大學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談不上對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有深入研究。
在這樣的前提下,對知識分子的嘲弄,只是凸顯了作者對學術的不尊重,對人性的不尊重。
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價值系統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認為,閻連科“因為不懂,所以放肆”。
另一位北大博士、評論家李云雷表示,小說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
“批評北大當然可以,但這樣無中生有地‘影射’,卻是批錯了地方,又用力過猛。
作者對大學與文化界的情況及其運作機制很不了解,卻裝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樣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評,批評不到點子上,隔靴搔癢,有些可笑。”
對此說法,閻連科給予否認:“其實當初在選擇小說主人公的身份時,我也顧慮重重,既然我把它作為我的精神自傳,那么選擇主人公的身份為作家吧,就顯得我很自戀。
思前想后就讓他以大學教授的面目出現,因為這一職業與我的身份大致相近。”
閻連科說,那些認為他貶損知識分子的人顯然是高看他了,“我沒有那么大的能耐與力量,我只是寫我自己,我只是描寫了我自己飄浮的內心;只是體會到自己做人的無能與無力,并因此常常感到一種來自心底的惡心。
我無意影射任何知識分子。”閻連科認為,他不熟悉大學,他在《風雅頌》中所寫的鄉村也不是現實中的鄉村,“我筆下的‘大學’和‘鄉村’由此不類不倫,如果有人對號入座那將是最大的荒誕。”
《我與父輩》引爭議,2009年閻連科發表自傳體長篇散文《我與父輩》,大獲好評,“萬人簽名聯合推薦”的《我與父輩》,寥寥十幾萬字確實足以讓我們體會到這位語言大師的魅力,樸實地講述了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在品位這些堅忍與偉大的同時,卻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不少人對其中關于知青的描述表示質疑:閻連科緣何妖魔化知青?
閻連科寫道:“從此,記住了他們在村里的不勞而獲和偷雞摸狗,記住了他們在我們鄉村如度假一樣的生活。
不太明白,我們鄉村本就田少糧少,革命、時代和偉人為何還要派這些城里的孩子,到這兒禍害鄉村的人們。
也就盼著他們趕快離開,回到他們家里,讓城市鄉村,兩相疏離,彼此平靜,相安無事。”本以為輕描淡寫的勾勒,卻引來爭議聲無數,更有知青后代在鳳凰網論壇發表聲討帖“閻連科為何要妖魔化知青?!”
眾多知青及其后代參與討論,指責閻連科曲解歷史,憤憤之情溢于言表;不過其中也不乏網友認為,這些描述不同于以往知青口中的自述,而是以一個普通農民的角度出發,刻畫的相對比較客觀。
擴展資料:
閻連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陽嵩縣田湖瑤溝,畢業于河南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中國著名作家,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客座教授。
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二十幾種文字。
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等。
作品特點
閻連科不認同“荒誕現實主義大師”這個稱號,他自稱自己的作品是“神實主義”。
閻連科擅長虛構各種超現實的荒誕故事,情節荒唐夸張,帶有滑稽劇色彩,強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讀者哭笑不得。
閻連科則說:“并非我的作品荒誕,而是生活本身荒誕。”
他對中國農民的劣根性有著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所以有不少評論家將他與魯迅作比較。
他的作品還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情結,渴望制造一個沒有苦難的世外桃源,透露著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想。
在閻連科海量的小說作品里,幾乎都彌漫著孤獨和絕望的氣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筆下的主人公與命運展開了漫長而艱苦卓絕的斗爭。
神話與傳奇
在閻連科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耙耬山脈”其實就是一個神話世界和傳奇世界。
在閻連科的大部分作品中,所展示給我們的都是受難、犧牲、意志、回家等多重主題,它們是神話的基本主題。
對于小說主人公而言,他們常常只是出于一種生存的本能,但在作者敘述的過程中,卻逐漸展現出一種崇高、莊嚴甚至闊大的東西,敘說著人類普遍的要求。
跟隨著他們,我們進入一個不可思議的神話世界,充滿著無窮盡的歧義、象征和隱喻。
如在《日光流年》中,“四十歲”是魔鬼給三姓村人設置的詛咒,破除這神秘的魔咒,是三姓村人一輩輩人唯一的目標;《受活》中受活莊里的殘疾人如同上帝所遺棄的子民,他們希望能尋找到回去的途徑,但卻在歧路叢生的世俗世界迷失,離上帝越來越遠。
慶典與高潮
閻連科小說中的許多場景都與慶典的狂歡化、儀式化、象征化具有相通之處。
在閻連科近幾年的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和《受活》中,充斥著這樣的慶典時刻,并且成為小說重要的隱喻和象征途徑。
在這些慶典時刻,具有幾乎相同的模式:先是歡樂,極度的熱鬧、興奮和期待,氣氛達到了最高潮,等到最后爆發的時候,卻突然轉折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悲劇性的轉折。
歡樂高潮的頂點是悲劇的突然呈現。
暴力與溫柔
閻連科筆下的“暴力”并非指當代作家中所具有的描述暴力事件的傾向(如余華前期的小說),而是指閻連科小說的語言、形象和情節給人帶來強大的沖擊力和震撼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審美傾向。
暴力形象在閻連科最初的小說中并不多見,在自身與疾病的對抗之中,作家對意志的強度、生命的韌性和極端性的東西非常感興趣,小說逐漸走向狠、絕、奇。
語言、情節和結構的設置變得極為峭奇,超出一般的想象力之外,也遠遠超出生活經驗范疇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
《年月日》和《耙耬天歌》中酷烈的死亡方式;《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活不過四十的意象,男人賣腿皮、女人賣淫來拯救生命的眾生相;《堅硬如水》中地道里極樂時刻的謀殺;《受活》中的殘疾人形象,絕術團在舞臺上“表演殘疾”時血淋淋的形象,等等,這些極端殘酷的形象本身直接進入讀者的審美背景中,構成一種風格和象征沖擊著讀者。
死亡與自殘
死亡、暴力、自殘的形象在閻連科小說中頻繁出現,在他的筆下死亡有了一個新的定義:憤怒到極致了的一種近乎幽默的表達。
它里面包含了自嘲、無奈、反抗和某種率性。
在《老旦是一棵樹》中,一個極端固執的人,至死也不與世界達成和解,就那樣戳在那堆糞上,直至把自己變成一棵樹,為這世界奉獻了驚世駭俗的幽默。
《日光流年》中杜巖對自己死后不能躺進棺材里耿耿于懷,最終做出了決定,自己躺進棺材,讓兒子將棺材釘死,這樣,司馬藍就不會再抬走他的棺材了。
在這些主人公的意識里,活著與死亡的界限是模糊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完結,而意味著新生,是他本人生命意志的延續。
因此,他們前赴后繼,從容地走向死亡,悲壯、平靜甚至喜悅地把自己的身體交出來。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閻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