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說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為中國 傳統文化的重要源泉。
先秦說理散文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儒、道為 代表的先秦說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內涵和文化意蘊,確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審美風范,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基石之一。
先秦說理散文是我國散文創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說理文體制,形象化的說 理方式,豐富多彩的創作風格和語言藝術,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
章學誠認為,“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
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 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后世文體備。”(《文史通義·詩教上》)說戰 國時文章已變盡,未必符合實際,但后世的所有文體都能在戰國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則是無疑的。
先秦說理散文不僅標志著說量議論文體的成熟,而且也包孕 了寓言、小說等因素。
先秦散文確立了說理文的體制。
早期的語錄體和對話體,雖不是我國說理文 體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類似之作。
從揚雄模擬《論語》而作的《法言》,到后 代的佛教語錄和理學家語錄,都與《論語》一脈相承,而以問答的形式進行論辯,在后代說理議論文中,也不乏其例。
成熟于戰國后期的專論體說理文,更是我國 說理文的主要模式,不僅在體制上,而且在說理方法上,都對后代說理文有深遠 影響。
先秦說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論散文,但無論是表述對自然和人生的理性 認識,還是闡發政治主張和學術觀點,都不僅依靠邏輯推理和抽象思辨來完成, 還灌注了濃烈的情感,運用了生動的感性形象。
先秦說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
這種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說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 學意味,對后代散文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不僅后代哲理政論文受其影響, 頗有文學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寫抒情為主的文學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說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為說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蘊 和生動形象的藝術特征,所以能夠脫離說理文字而獨立,由一種藝術表現手法, 成為一種文學樣式。
其中的優秀之作,對我國古代小說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同時,先秦說理散文中,以對話的方式描寫人物,也為后世小說提供了可 資借鑒的藝術經驗。
先秦說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徹,議論縱橫,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風格 各異,直接影響了后世作家的創作風格。
在后代許多文學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不同風格的先秦說理文的影子。
《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們的創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響。
“韓文出于《孟子》”,“東坡文亦《孟子》”,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
(均見劉熙載《藝概·文概》)韓愈、蘇軾等人的文 章氣勢磅礴,顯然與孟子文章有密切關系。
蘇洵曾自評其文得“孟、韓之溫淳” (蘇洵《上田樞密書》)。
莊子散文獨特的藝術風格,在不同時期的中國文學創 作中都有所體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游仙詩、玄言詩、山水田園詩都和莊子思想及 莊子散文藝術有淵源關系。
從曹植的《髑髏賦》、阮籍的《大人先生傳》之類文章中,都可以明顯看出《莊子》的文風。
唐代詩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豪放 飄逸、意象奇特、大膽夸張的詩風,與《莊子》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宋代文學家 中,蘇軾最得《莊子》散文的神韻,劉熙載以為蘇軾詩“出于《莊》者十之八九”。
(《藝概·詩概》)豈止是詩,東坡的文和賦,也多從《莊子》來。
古代小說戲 曲創作也深受《莊子》散文藝術風格的啟示。
從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 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中,都可以看到《莊子》散文藝術精神的靈動表現。
《荀子》和《韓非子》在文學史上的影響,較《孟子》、《莊子》稍遜。
但在賈誼、晁錯、劉禹錫、王安石等人的創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風格。
《韓非子》 在先秦說理散文發展史上,處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說理散文在體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圍。
其散文風格,在后代許多作家的議論文中,也有表現,如柳宗元、王 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學習韓文的。
孔、孟、莊、荀、韓非等先秦諸子都是語言大師,先秦說理散文在語言藝術 上的高度成功,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為我國文學語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舉凡 后世常用的語言修辭手法,如比喻、夸張、排比、對偶等,在先秦說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現,直接影響了后世的語言修辭。
后世文學中或平實質樸,或華麗雕 琢,或婉約雋永,或放縱恣肆的語言風格,在先秦說理文中都已可見端倪。
而先 秦說理散文,還為后代文學創作提供了大量的詞匯和豐富的成語,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現代語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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