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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楊時傳》記載這樣一個故事：說的是宋代學者楊時，有一次遇到難題，與同學游酢一起到程頤家去請教。
此時，天正下著大雪,程頤正在午睡，為了不打擾老師，楊時、游酢兩人便靜靜地站在門外等候。
不知過了多久，程頤醒來后，門外積雪已有尺把厚，他發現兩個“雪人”畢恭畢敬地侍立著，十分感動，立即招呼入門，這就是“程門立雪”的佳話。
“尊師重道”這一古風，在我國歷史上已流傳數千年，如果把這個"道”理解為治國之道、安邦之道和民族興旺之道，那么，師就應當受到尊重。
但印象中“尊師重道”的傳統也曾一度式微，這是叨“知識無用論”之賜！知識既已無用，何必讀書？又何必求師？師者在這種氛圍
下自然就成了天天挨批的“臭老九”了。
不過，“風水輪流轉”。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載，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知識經濟突如其來，知識開始有用了，于是，尊師之議，重被提起，而且教師的職業逐漸成為受尊重，受優待的族群。
生活待遇的有所提高，社會影響也日見增強，每年九月十日定為“教師節”。
因此，“尊師重道”或“尊師重教”之風，可重振于杏壇、課堂了。
這是值得慶幸的大事。
當然，如此尊師重道，也僅僅是秉承傳統古風而已。
打開中國歷史畫卷，一個個栩栩如生的尊師重道例子躍然紙上。
雖說那時師道之嚴占上風，可也未必一味強調尊師，荀子就認為“學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為之，而寒于水”。
說的是只要發憤學習，就能超過老師。
他是從學習的辯證關系來正確看待師生關系的.從求學來說，雖然自學成才者甚眾，但終究不能無師，所以韓愈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因為老師擔負著“傳道、受業、解惑”的責任。
文章開頭提到的“程門立雪”佳話，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從為師者來說，卻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應記取“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如果好為人師，必自以為是，久而久之，必自暴其短。
從學習來說，尊師是學生的美德，但學生不一定不如師，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英國十九世紀著名科學家戴維，曾引導過法拉第，后來法拉第的研究發明超過了戴維。
魯迅曾師從章太炎、藤野先生，而魯迅的學問、成就遠比兩師為高。
但魯迅卻抱著“一入師門，終身不忘”的感情，始終對兩師尊敬，執禮甚恭。
魯迅的尊師是由衷的。
報載，鄰邦日本的農村，地方負責人和老百姓，在路上遇到了教師，便側身立，一鞠躬，“先生好！”老師帶領小學生過馬路，警察先敬禮，指揮他們優先通行。
眼下，中華宇內“尊師重道”、“尊師重教"之風正濃，這是國興之象征。
而嚴師也應形成風氣，因為“凡學之道，
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所學”。
為師不嚴，無以教出好學生，良好學風也就難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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