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
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
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
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么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
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梁文道 兩百多年前，被譽為“兩個世界的英雄”的托馬斯·潘恩出版了《常識》一書，一年內發行了50萬冊，當時200萬北美居民中幾乎每個成年男子都讀過或聽過別人談這本小冊子。
最近，活躍于香港和內地媒體的知名評論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一本《常識》，其受歡迎程度會是怎樣，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與潘恩的《常識》是一篇長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識》是一本時事評論集。
之所以與前賢的著作重名，作者有兩點考量：一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于這種知識分子的傳統”；二是“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范圍”，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
公共關懷和常識寫作，正是梁文道的話語立場和評論視角。
公共關懷 梁文道在序言中對潘恩贊賞有加。
這不只是因為“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而惟獨潘恩的《常識》是個例外”，更因為“他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即小冊子。
他援引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話說，出版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而知識分子寫小冊子就是“讓一種想法公之于世，交給公眾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
盡管這本《常識》并不是小冊子，但其書寫本身秉持的無疑也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公共情懷。
在他看來，“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因而“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
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寫作時事評論是為了“干預生活”，是期待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世界完美起來，而不是追求成就自我的“江山不幸詩家幸”。
并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愿意“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過著“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生活，至于是否“一心只讀圣賢書”卻未必好說。
當然，選擇做一名純粹的學者也無可指摘，何況一名學者在進行公共發言之前本應該做好自己的專業，就像孔子所說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那樣。
讓人意氣難平的是，從事公共發言的知識分子往往遭到專業知識分子的鄙夷，被認為是不務正業或者嘩眾取寵。
也許這就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癥狀？事實上，這種“純學者”的傲慢與偏見并非今日中國獨有，而毋寧具有某種“普適性”。
仍以潘恩為例。
盡管憑其理論貢獻他本該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享有獨特的地位，但西方出版的許多政治思想史專著卻沒有潘恩的一席之地。
在大多數西方學者看來，潘恩只是個宣傳家、鼓動家，充其量是個小冊子作家，卻絕非政治思想家。
其實，正如朱學勤先生指出的那樣，潘恩的“著作并不是閉門整理前人思想資料的結果，大多是應時而作的戰斗檄文，無意中卻給近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托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實踐與理論是相互促進的，公共關懷本身是一種價值，而其對學者專業發展的促進也不無價值。
專業學者完全沒理由鄙夷從事公共發言的學者。
梁文道是位學者型的評論家，雖然未聞他在學術上有何貢獻，但這并不能抹殺其公共發言的價值。
常識寫作 潘恩道出的常識在他那個時代其實是非常驚世駭俗的，說那是常識乃是為了消除讀者的接受障礙，從而令其筆下的真理顯得自然可信。
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潘恩的“話語策略”。
按照朱學勤先生的說法，作為下層人民一員的潘恩，“知道怎樣用他們的語言說出他們的要求”。
所謂“他們的語言”，無外乎簡明直白，不兜圈子，不作過度闡釋，有一說一，直指人心。
這樣一種性格也是梁文道的追求。
前文已經說過，他很反感那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好像不上溯到終極本源就無法顯示自己的深刻似的。
很多問題，特別是中國的很多問題，其實本來很好解釋，完全沒有必要云山霧罩地談文化談心性，那樣反倒掩蓋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不過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
在他看來，“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于‘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
只要以常識度之，很多問題也就無所遁形了。
致力于說出常識或者以常識寫作，其實也是中國報刊評論的一個傳統。
比如當年的《努力》周刊、《獨立評論》和《觀察》，盡管其撰稿人大多留過洋，但寫起文章來卻從不擺洋譜，而是白話開篇，如話家常。
強調常識，不只是一種策略需要，更因為常識常常被遺忘和壓制，造成常識稀缺，因而需要“時時勤拂拭，不教染塵埃”。
常識來自于人類屢被印證的經驗認知，當然，這些認知和成果未必會被普遍接受，而違背常識的事情也就由此在拒絕接受的地方發生。
事實上的確存在把常識當新知的問題。
若是欣然接受倒也罷了，最怕的是視為異端加以拒斥。
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常識幾時能夠刷新國人的視聽、給人“欸乃一聲山水綠”的快慰呢？在信息面前，世界是平的，在常識面前，世界何時也是平的呢？ 指認常識 梁文道對于常識的理解還有一層，即“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語）。
簡單來說，就是不同的文化共同體有不同的常識觀念，甚至不同的亞文化共同體也有不同的常識觀念。
比如香港人和內地人雖同屬華人文化圈，但其常識觀卻不盡一致，香港人認為是常識的內地人未必認為是常識，反之亦然。
梁文道提出這個命題并非只是出于理論認知，而更是某種真切的生命體認。
作為一個香港人，他試圖接受內地人的常識，并以此來思考眼前的問題，但這種“進入”是為了“跳出”，也就是獲得某種“地方性知識”，而不是為了融入其中自如地生活。
同樣，如此跳來跳去的姿態也適用于獲得內地人對香港人常識的“發現”。
這樣一來，他的時評就不只是簡單的時評，而是在做一種詮釋的工夫，以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
那么，梁文道到底為我們揭出了哪些常識？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名為“理解當代中國的七十張關鍵切片”，涉及國恥、抗戰、漢奸、接班、問責、城管、教授、低俗等諸多命題；下編名為“窺視世界的局部角度”，又細分為“政治激進派的豪賭”、“一個國家的夢想與現實”和“世界到底有多平”三個單元。
常識幾多，讀書便是。
有意思的是，這組時評文章一旦被賦予“揭出常識”的使命，似乎就超越了時評易于過時的命運，從而獲得了某種持久的價值。
換句話說，人們閱讀這些文章，不是為了了解作者對某個具體事件的看法（事過境遷，人們可能也已沒有了興趣），而是為了獲得作者對某個抽象命題的認知，而這一認知適用于以后遇到的同類具體事件。
這就是《常識》不同于一般的時事評論結集之所在。
胡唐 □媒體人士，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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