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符號與文章風格 (舒蕪)
止庵先生在《關于標點符號》一文中說:文章風格的個性特點,也可以表現在標點符號的使用習慣上,例如廢名文章,極少乃至根本不用嘆號和問號;"我承認作文有私淑廢名之意,但是這一點卻不是學他,我一早兒就討厭這個符號了。
"我完全同意對于標點符號的這個看法。
前幾年,我曾談過周作人散文的標點符號的一個特點:
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文章好用長句子,……隨便舉一個看看:(舉例略)這一大段,長達二百七十多字,只有三個句號,第二個句號那一句尤其長,竟達一百五十多字。
…… 這種長句子最能表達委婉曲折的語氣,紆徐蕩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風神。
換了別的作家,也可以斷開為好幾個短句,標點習慣原是與作家文章的特色不可分的。
……如果說他這種長句子是力圖克服中國語文急促的缺點,吸收日文優婉的優點,大約是可以成立的。
日本文章的標點符號,本來也就習慣于每段之內逗號到底,段末才有一個句號,于是一段成為一個長句子了。
我覺得,我們現在通用的這套標點符號很不錯,它既是規范的,又不是刻板的,是在總的共同規范之下,又有靈活性,作家可以有適應自己風格特點而靈活運用的很大的余地。
"反右"運動前,李易先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還是助理編輯,一些抄寫整理的事他做得多一點,他極聰明,不久便發現幾位同事的文章里面,各有最常用的標點符號。
他作詩一首詠之云:
陳公破折黃驚嘆,
張老文成句句圓;
自注自疏周氏括,
舒分王逗各謀篇。
"陳公破折"說的是,陳述冬文章里破折號多;"黃驚嘆"是,黃肅秋文章里驚嘆號多;"句句圓"是,張友寫文章里句號多;"自注自疏周氏括"是,周汝昌文章里括號多,大括號里面又套小括號,好像自己加注而注下又自己加疏;"舒分"是,舒蕪文章里分號多;"王逗"是,王利器文章里逗號多,很像日本文章那樣每段一逗到底,段末才有一個句號。
所謂多,當然不是誰都得這么用,而是可此可彼,別人在此就不一定這么用,才能算多。
在這方面各人還有什么特點,本來對己對人都不甚覺察;此詩一出,各自照鏡一看,互相打量,可不正是如此如此么?于是大家佩服李易的敏銳仔細。
更進一步看,破折號多,似乎表現了作者的詩人氣質。
我標點一部古典小說,胡喬木審閱,批下來,也指出許多地方本來可用句號斷開,卻多用分號,反而不清楚,他說:"此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
"那么,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特點,簡直可以反映其人的性格氣質,不僅關系文章了。
此事只是小小幽默玩笑,卻使我讀書時更加注意各人標點符號使用特點,當編輯看稿發稿時,更尊重作者的"標點權"。
我以為,需要精讀的文章,如果看不出其標點符號的特點,不算讀透了。
對作者的"標點權",應該與著作權一樣尊重,輕易不要隨便改動,磨掉了特點。
還不止此。
文章的分段,引文的格式,都可以與作者的風格特點有關。
引文的格式,可以說有胡適式與周作人式兩種。
胡適式是,引文一律另起行,比正文低(直行)或退(橫行)兩格,引文前后與正文間空一行,引文有時還變換字體字號,總之是把正文與引文分得清清楚楚,讓讀者一看就明明白白,毫無混淆。
周作人式則相反,引文完全在正文之中,引文除首尾加引號外,與正文無區別;所引文如在三段以上,第一段之首加個上引號,末段之末加個下引號,中間幾段引文不加任何引號,總之是盡量模糊沖淡正文與引文之間的界限。
不用多解釋,這顯然是與兩派文章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閱讀效果追求密切相關。
胡適派追求明白。
而周作人文章,特別是他晚年那種被嘲為"文抄公"的文章,精選大量引文,只用巧妙的連綴點逗,便加了融鑄,完全化為自己風格,要的就是正文與引文融為一體的閱讀效果。
可惜,近年有的新排印的周作人文集,竟把其中的引文格式全改為胡適式的,看了真無話可說。
周作人晚年有些小文,干脆通篇不分段,也是追求混成的效果,幸喜新排印的本子還沒有代加分段。
目前說這些,似乎很迂遠。
止庵的文章,就是因楊之水最近一件"'大為煩惱"的事而發。
其事就是,她的一部稿子,被編輯無端添上好些嘆號和問號。
我也很同情她的煩惱。
我遇到的編輯大筆刪改,改得我不遲不知所云的例子,比她更沒法說。
我回想自己當編輯時,真不禁有九斤老太之感。
文體一詞,有種種含義,各人不同的理解。
其一,專指文章之體制。
或曰體裁。
我國古典文論里的“文體論”、“文章流別論”、“文章辨體”說等,就是對文章體制(體裁)的論說。
其二,指的是文章的本性,偏重在風格上。
如簡煉,如舒徐,如清新,如剛健,如沉雄,如秀麗,如凝重,如流美……等等,由于文章的體制、風格。
同作家的個性、人格有密切關系,所以又往往將文體同作家藝術風格聯系一起,如所謂“冰心體”,周作人的“小品體”,梁遇春的“伊里亞體”,魯迅的“雜感體”,……等等;可是,在一篇文章里,其體制上的特點,同其體性上的特點,又常常是結合著的。
比如魯迅雜感文的“體制”,同其“簡煉”的“體性”的統一;再如,稱梁遇有的散文為“中國的伊里亞體”,那是由于他的散文在體制與體性上,都有點像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家查理.蘭姆(筆名伊里亞,著有《伊里亞文集》)的隨筆散文。
因此,人們在使用“文體”這一概念的時候,有時專指散文體制;有時系言散文之體性;有時則兼有雙重含義,僅有所側重而已。
這里所論之“文體美”乃是指體制與體性統一的,以作者個性為主導,以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諸種因素融合形成的散文形式美。
一、文體美之于散文
讀一篇散文,我們首先觸感到的是它的文體。
正是通過其文體,而逐步感受其思想內容的。
所以斯密茲在《小品文作法論》里這樣說:在文學上,文體的可愛是無法形容,而不是超越一切的,適如栩栩的禮儀之于社交。
甚至認為:“在文學史中。
文體每每較思想能永垂不朽”,“一個人所說者,并沒象他用什么方法說出那樣重要”,“小品文作家的成功與否,是靠其文體”。
為說明這一論點還作了一個比喻:如有一鄉下少年,在一車房里,向你背誦哈姆萊特偉大的獨白,雖則或許字字背得十分準確,然而你卻覺得其平凡適如該少年;倘如由一大戲角背誦出來,則你好象“在閃電光下讀莎士比亞”。
的確,優秀的文體,能夠使我們在讀散文的時候,產生特殊的美感和快感。
李廣田說,讀英國散文家瑪耳廷的散文,其自然而流利的文體,“每令人感到他不是在寫文章,而是在一座破舊的老屋里,在幽暗的燈光下,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在低聲地同我們訴說前夢,把人引到一種和平的空氣里”。
同樣,冰心的文體,常常將讀者引進一個如冰雪般澄澈的境界,聆聽她溫柔的低訴;周作人的文體,則又仿佛把我們帶到一座雨中的“江村小屋”,一面飲茶,一面聽他平淡而有深味的閑話;讀徐志摩的散文,猶如在華采紛呈,瞬息變幻的夕陽里,聽雨后亂泉的直流,狂流;而讀梁遇春的散文,則仿佛仰首夜空,看滿天星珠的閃爍……。
散文文體之美,確實是豐富多采,不可形容的。
梁實秋在《論散文》里曾說:有上帝開天辟地的創造,又有《圣經》那樣莊嚴簡煉的文字,所以我們才有空前絕后的《圣經》文學。
《圣經》文學,是否“空前絕后”,我們姑且不論;但是,既有“高超”的思想、又有優秀的文體,兩者完美結合,才有膾炙人口的散文佳作,這確是文章至理。
所以,我們在不斷鍛煉思想的同時,不可不重視鍛煉自己的文體。
二、文體美之主要表現
誠然,每位作家的散文,都有自己的文體美;但是,就散文這一體裁本身來說,在文體美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共同特色呢?
我想,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以概括為六個字:精悍、清新、流動。
散文文體應當是精悍的散文的文體,首先應當是精悍的。
我們從浩繁的論述散文特點的文字里,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散文是一種最精悍的文學體裁。
所以,僅從形式上著眼,散文的精悍,同文體的精悍是合二而一的。
散文文體的精悍,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反映生活的集中。
前面已經講過,“集中在一點上”,“尖銳地”反映事物,是散文的突出特征之一。
一篇散文,總是力求把一件事物、一種感受的最精彩的一點寫出來。
最忌材料的龐雜、冗漫。
盡管有時旁征博引,說古論今,但其材料也是經過了精心剪裁取舍的。
如周作人的《山中雜記》,無論從取材,還是從行文上看,乍讀都給人以支離、繁雜的感覺,但仔細一讀,就會發現其“雜”中有“精”,似散漫而未嘗無伏線。
每一章文字,皆有一統一的主旨和情調。
二是語言的精確。
我們說,散文的語言既要簡煉,又要暢達,簡煉與暢達統一的基礎就是準確。
沒有語言的精確,狀一物,寫一事,費辭甚多,尚不能達情盡意,又何談文體的精悍!楊朔的文體,是眾所公認的短小精悍,干凈利落的。
顯然這是同他語言上的精確、簡煉分不開的。
試以他對散文《海市》開頭幾句的加工修改為例:初稿是:我的故鄉蓬萊是座偎山抱海的古城,景致卻不錯。
不是小,倒也有點小小的。
特別是城北丹崖山陡亂壁上的那座凌空欲飛的蓬萊閣,更有氣勢。
你走到閣上,倚著欄桿一望,只望見海天茫茫、那種空明清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五臟六腑洗得于干凈凈。
經過三次修改,(一、二兩次修改稿的文字在此從略),最后定稿發表時的文字是這樣的:我的故鄉蓬萊是個偎山抱海的古城,城不大,風景卻別致。
特別是城北丹崖山峭壁上那座凌空欲飛的蓬萊閣,更有氣勢。
你倚在閣上,一望那海天茫茫、空明澄碧的景色,真可以把你的五臟六腑洗得干干凈凈。
通過兩稿比較,可以看出:兩處較多的、重要的改動是:
(1)將初稿中的文字:“景致卻不錯。
不是小,倒也有點小小的”刪去,改寫成:“城不大,風景卻別致”。
由原來的十五個字,錘煉作七個字。
文字減少了大半,而對蓬萊古城特點的描寫,卻更加準確而突出了。
(2)將初稿中的“你走到閣上,倚著欄桿一望”,改為“你倚在閣上”,既交待出觀景的地點,又寫出觀景者悠然自得的情趣;而將那“一望”的動作留給下文:“一望那海天茫茫……”這就寫出了那種放眼遠望的開闊氣勢;又將“空明清碧”改為“空明澄碧”,而“清”作“澄”,不僅詞義更加精確,而且讀起來也感到音調更加鏗鏘和諧了。
不難看出:初稿的文字不夠準確、簡煉;定稿的文字,則十分簡潔,故其文體也顯得短小精悍了。
三是表意的透徹。
透徹,這是更深刻的精確。
散文的狀物寫景,表情達意,不只要求一般的清晰、準確,而且還總是力求做到非常的強勁、透徹。
所寫的內容,不光使人一目了然,而且還要有“力透七札”之感。
這種透徹,也就是老舍說的“一針見血”地把事物寫出來的功夫。
讀透徹的描寫,會使人感到有著“剝去一層”的明晰,古人云:“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鑿開頑璞,方始見玉”。
散文家的文字,不論是抒情、描寫或議論,都應當有這種開璞見玉的透徹。
透徹同真正的含蓄并不矛盾。
真正的含蓄,可以說是透徹的極致,是透徹的一種“變形”的表現。
批評家們認為:藝術上的“朦朧”,是一種“深奧之明白”;“幽默”,實在是一種非凡的“機智”;“反語”,正是把真相看穿的產物。
總之,上面所說的“集中”、“精確”、‘“透徹”,乃為文體精悍的三要求。
散文文體應當是清新的美好的文體給予讀者的感覺,總是十分清新的。
就象鄭振擇所描述的那樣:譬若清新的朝曙,皎潔的夜月,翠綠的森林,澄明的碧湖,今天看他是如此的可愛,明天看他也是如此的可愛,今年看他是如此的美麗,明年乃至無數年之后看他,也固是如此的美麗。
……
如何得此清新之文體呢?主要途徑有二:
一是洗去陳詞濫調。
一篇散文,如果文字中夾雜一些陳詞濫調,就象是皎潔的夜月被云彩遮掩,澄碧的湖面漂著一些紙屑、油垢,其皎月。
碧湖給人的清新之感,便消失了。
二是不斷創造新的形式和文體。
鄭振擇在《新與舊》一文里,著重談的就是新形式的創造。
他說:我們稱某某體的文藝為新的文藝,乃是說,這種文體是新鮮的,是尚待大作家去運用他的,他的聲是清新的,他的形是特異的,可以使厭見厭聞陳腐文體的人,心神為之一爽,并不是說所有這種新的某某體的作品都是好的。
他的文章里,還批判了所謂“舊皮袋裝新酒”的觀點,他說:“我們要知道舊的形式既已棄敝而使人厭倦,即使有天才極高的人,有意境極高的想象,而一放在舊形式中,亦覺的拘束掣肘,蒙上了一層枯腐的灰色塵,把意境和文才都毀壞無遺”。
清新的文體,常使人耳目為之一新,精神為之一爽,具有引人人勝的魁力和長久的生命力。
那些散文名字的文體,之所以使人“可愛”,甚至有不少人爭相模仿,其原因就在它是“清新”的,不僅在語言文字上,務去陳詞濫調,而且在構思上,結構上,描寫手法上,……都有自己的創新。
當前,我們散文創作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文體上的進一步解放和創新。
讀者渴望讀到文體清新的散文;作者應當在對于那些散文名家優秀文體認真研討、借鑒的基礎上,努力創造出自己的新文體。
散文文體應當是流動的散文的文體,應當象是一泓清泉那樣的活潑流動的,而決不能如一潭死水那樣的停滯和沉悶。
文體的流動,這是作者思想感情在語言文字中的有節奏的前進。
我們正是伴隨著這種有節奏的流動,感受著作者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曲折、起伏的。
使人有時人新地。
時見新意之感。
構成文體流動美的因素,主要是語句的變化。
短句的排比,給人以快速的流動感,象:卷地的狂風,爽利的冰雹,傾落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呵呵!千萬鐵甲中的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兒吶喊……
這種急促的節奏,快速的流動,使人強烈地感受到急風暴雨、電閃雷嗚、瞬息變幻的氣氛。
再如: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
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
我對于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這種流動不僅是快速的,而且是有力的,它簡直象是一道急流,打著漩渦向前流去。
長而散的句式,給人的流動感是緩慢的。
這種流動,是很適合于娓娓敘事和綿綿抒情的,如:進屋里來便見你的影子更顯得黯淡了,我就取筆在你的影子周圍描出一個輪廓,你的影子漸漸的模模糊糊地,朦朦朧朧地化為縷縷的青灰的霧痕裊移著,我凝目望那煙子直扯著一根線穿出了窗欞以后,才覺到有些什么失掉了。
我惘然對著你遺留下的黑曲線的輪廓掉下一滴淚來。
這種緩慢的流動,好似一根扯不斷的長絲那樣裊娜、纏綿。
句子的省略,或倒置,又常常給人以跳動、閃爍感。
如:“這笑容仿佛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么時候,我曾……”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作者在“我曾”后面使用了省略號;后面,不說“便坐在窗口下默默的想”,而將一個“想”字,分成兩個層次,在第一個“想”字后,跟進一個“默默的想”,形成一種流動的跳蕩和閃爍,維妙維肖地表現出作者獨自默想時的思緒活動狀態。
再如:在這艷麗的日輝中,只見愉悅與歡舞與生趣,希望,閃爍的希望,在蕩漾,在無窮的碧空中,在綠葉的光澤里,在蟲鳥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搖曳中夏之榮華,春之成功。
春光與希望,是長駐的;自然與人生,是調諧。
這里,排比、倒裝、省略的句式造成一種跳蕩、閃爍而又湍急的流動美。
三、文體美之構成
如前所述,文體美乃是一個“以作者個性為主導,以語言文字為基礎的,諸種因素融合成功”的整體美,而不是一枝一節的美。
約翰生在談到關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方法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斷章取義的贊揚莎士比亞,好比賣屋的人拿一塊磚到市場上去做廣告。
研究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以一斑論金豹,須總觀全局,看它所生的總印象如何。
上乘的作品的佳勝處,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練。
文體的“佳勝處”,即“文體美”,也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煉”。
比如前人評司馬遷之文:“連山斷嶺,峰頭參差”,“如畫長江萬里圖”,“如大塘上打纖,千船萬船,不相妨礙”;評韓非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且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評周作人文體,曰“舒徐自在”,“平和沖淡”;評冰心文體,曰“溫柔雋麗”,“一清如水”,評朱自清文體,曰“真摯清幽”;評魯迅文體,曰“簡煉得象一把匕首”……,很顯然,這些評語,都是文章給人的“總印象”,非就文章的“一章一句”而言。
作為“總印象”的文體美,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這些因素,概括起來,不外乎三大類,一是方法的:二是語言的,三是性格的。
(一)方法的。
每個散文家都有表現思想感情的習慣方法。
這方法,包括構思、剪裁、結構、描寫等具體特征。
一般來看:在構思上尋找意境,或找出“焦點”的構思方法,易使文體富有“詩畫境”的精致美;反之,只牽著一縷情思,圍繞一個中心(題旨)即興發展的寫法,易使文體顯出“行云流水”般的舒徐美。
在剪裁上對材料,嚴格取舍,刪繁就簡,再三剪裁,其文體常如疏竹、瘦石,清朗、玲瓏;反之,談古論今,東拉西扯,旁征博引,其文體也自有一種瀟灑勁兒,但弄不好,就會失之于支離、散漫。
在結構上布局精巧者,其文體顯得謹嚴有致;大開大闔者,其文體顯得氣勢磅礴;順勢行文者,其文體顯得自由流動。
在描寫上工筆細描,其文體有柔膩之美;夾敘夾議,其文體有樸素之味;冷嘲熱諷,其文體必使人感到嚴峻刻峭;反語暗喻,其文體常使人覺得藹然有趣。
總之,表現方法上的特征,都是構成散文之文體美的重要因素。
(二)語言的。
在文體美的構成上,語言的因素,似乎比方法的因素更重要。
周作人在《志摩紀念》一文里,談到散文流派時,有這樣一段話:……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清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從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貢獻了。
確實,文體變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和標志,就是表現工具語言上的變化。
我們說,語言并非是構成文體美的唯一因素,但確是一個較“方法的”因素更為重要的因素。
諸如:文字的精確、簡煉,必然帶來文體的明晰、簡潔;詞藻的豐富、華美,常使文體顯得繁褥、濃麗;多用長句者,其文體自有一種浩瀚流轉之勢;而短句的排列,又使文體顯得精悍、緊湊;古文成分稍多一些,其文體常有簡古之風;而多用口語者,其文體自有活潑之趣。
偶句,使文體凝煉。
散句,使文體流動;排比,給文體增加一瀉千里的氣勢;重復,給文體帶來一唱三嘆的節奏;……
還有,如字音的清濁,語調的低昂,節奏的快慢等等,所有這語言上的種種因素,都深刻、有力地影響著散文文體的特色。
而一個作家的性格,他的文體美,也是通過他的語言具體表現出來的。
象徐志摩散文的那繁富而艷麗的詞藻,那排比而自由的句式,那抑揚而變化的音調……,無疑正是徐志摩的自由華麗文體的具體體現,也是其個人主義、乍喜乍愁、熱烈沖動的性格的具體體現。
(三)性格的。
構成文體美的因素,不僅有“方法的”,“語言的”,還有“性格的”。
有人說:文體“絕對不是一個個別的品性,卻是一個人所有智識和道德的總集合,適如光之于別的集合住而成為日球”。
這話是頗為中肯的。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文體美的構成上,作家的性格,乃是起主導作用的因素。
這是因為:不論是“方法的”或“語言的”選擇,無不受著作家性格的制約;同時,作家的性格,又無不暗暗透入“方法的”、“語言的”因素中去。
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里,正是結合作家性格來分析其文體、風格的。
他說,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為玉碎”,“盡是誅心之論”,表現事物,只求抓住要害,三言兩語,把主題道破,文字“辛辣干脆,全近諷刺”,其文體“簡煉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
而周作人則性喜平和、中庸,作文追慕樸素自然,故其文體舒徐自在,平和沖淡。
他評論冰心,曰:“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命,亦即是女土的文章之極致”。
其它像:朱自清、豐子愷、葉紹鈞、許地山……;其文體的特征,無不一一同其生平、性格有直接關系。
只不過作家的性格在文體構成上的作用,是暗中調合、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具體分析文體構成的諸種因素時,它常常被忽略,而不被單獨拿出來加以論述。
實際上,如果我們忽視了性格的作用,那么,在文體美上所表現的異采紛呈的現象,便難以得到圓滿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