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又呈吳郎表達全文詩主旨的詩句】
主旨: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譯文 我任由西面的鄰居在草堂前打棗,她是一個沒有飯吃沒有兒子的婦人.不是因為窮困,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只因為怕她恐懼,對她的態度上更要顯得親善.婦人立即防著你這個遠客即使屬多事,但您來了就插上稀疏的籬笆卻好像是太認真了.貧困的婦人已經對我訴說了因為賦稅征求,貧窮到骨.我正由此聯想到戰亂帶給百姓的災難而淚流滿面.滿意請采納~!。
二、又呈吳郎表達全文詩主旨的詩句
主旨: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譯文
我任由西面的鄰居在草堂前打棗,她是一個沒有飯吃沒有兒子的婦人。不是因為窮困,怎么會有這樣的事情呢?只因為怕她恐懼,對她的態度上更要顯得親善。婦人立即防著你這個遠客即使屬多事,但您來了就插上稀疏的籬笆卻好像是太認真了。貧困的婦人已經對我訴說了因為賦稅征求,貧窮到骨。我正由此聯想到戰亂帶給百姓的災難而淚流滿面。
滿意請采納~!
三、1《又呈吳郎》中你讀到一個怎樣的詩人形象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 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 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 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出自《杜工部集》。767年(大歷二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
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后來,杜甫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即詩中吳郎),他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向杜甫訴苦,杜甫便寫此詩去勸告吳郎。以前杜甫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所以此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份不大相稱的敬詞,這是讓吳郎易于接受。
詩中第五六兩句才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上下一氣,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要聯系起來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備,其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你不讓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著插籬笆,卻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吳郎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吳郎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卻不該還要插上籬笆。這兩句詩,措詞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對偶句,其實并非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由近及遠,由小到大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是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詩中所謂“征求”,使她窮到了極點。這也就為寡婦撲棗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解脫。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即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決不止寡婦一個;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最后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了。讀者正是要從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四、又呈吳郎 古詩
又呈吳郎 唐 杜甫 堂前撲棗任西鄰, 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 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 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出自《杜工部集》。
767年(大歷二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
后來,杜甫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即詩中吳郎),他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禁止打棗。
寡婦向杜甫訴苦,杜甫便寫此詩去勸告吳郎。以前杜甫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所以此詩題作《又呈吳郎》。
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分不大相稱的敬詞,這是讓吳郎易于接受。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
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
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五、又呈吳郎詩歌鑒賞
詩的第一句開門見山,從詩人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這里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著的入聲字“撲”,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說:“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位西鄰竟是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的老寡婦。詩人等于是在對吳郎說:“對于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窮苦婦人,我們能不讓她打點棗兒嗎?”
三四兩句緊接一二句:“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困窮”,承上第二句;“此”,指撲棗一事。意思是:“如果不是因為窮得萬般無奈,她又哪里會去打別人家的棗子呢?正由于她撲棗時總是懷著一種恐懼的心情,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干涉,反而還要表示些親善,使她安心撲棗。”這里說明杜甫十分同情體諒窮苦人的處境。陜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詩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說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氣貫串,是杜甫自敘以前的事情,目的是為了啟發吳郎。
五六兩句才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上下一氣,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要聯系起來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備,其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你不讓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著插籬笆,卻也很想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吳郎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吳郎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卻不該還要插上籬笆。這兩句詩,措詞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對偶句,其實并非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由近及遠,由小到大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是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詩中所謂“征求”,使她窮到了極點。這也就為寡婦撲棗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解脫。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即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決不止寡婦一個;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最后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了。讀者正是要從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六、又呈吳郎 古詩
又呈吳郎
唐 杜甫
堂前撲棗任西鄰, 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 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 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出自《杜工部集》。767年(大歷二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后來,杜甫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即詩中吳郎),他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向杜甫訴苦,杜甫便寫此詩去勸告吳郎。以前杜甫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所以此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分不大相稱的敬詞,這是讓吳郎易于接受。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