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清初詞繁榮的具體體現】
清詞有別于宋詞的一點是清代詞人之主盟壇者或以詞著稱者，頗多是學人.王夫之是清學開山的顧、黃、王三大宗師之一；朱彝尊是顧炎武贊服的人，撰《經義考》巨著的經學家；洪亮吉是經學、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張惠言是《周易》虞氏學的專家；張琦是輿地學家；周濟是史學家；龔自珍是公羊學家、佛學大臺宗專家；陳澧是聲韻學、算學等學問廣博， 漢、宋兼采的通儒；譚獻是浙東學派專家；李慈銘是多面博學的名家；王閻運是經學、史學專家；沈曾植是兼精音韻、西北地理、遼金元史.律法、版本、佛學、道藏，為王國維所欽服的大師；文廷式是兼通經學、緯候、玄學、宋元儒學、史學各方面，為沈曾植贊譽為“有清元儒、東洲先覺”的學者；梁啟超通史學、佛學；張爾田是史學家；王國維是兼通西方哲學、殷商古史、甲骨文，開創現代治學新風氣、新道路的大師.這些是最著名的，即使如厲鶚，也是遼史專家，王鵬運、朱祖謀也是詞籍版本專家，鄭文焯是詞律研究專家. 清人懲明代文人空疏不學之弊，昌明實學，邁超唐、宋.陳衍論晚清詩，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說法，一代詞苑，也可以說是學人之詞與詞人之詞合.回頭來看宋詞，情況便不是這樣.周敦頤、二程、張載、陸九淵不寫詞，朱熹詞僅存十三首，葉適不過一首，比較清詞苑學人云集的盛況，宋詞莫逮于清詞！ 清詞能高于宋詞者，重要的一點還在于清詞流派的眾多，詞學理論豐厚.而且清詞較之于宋詞，能變而益上，在于有豐富的詞學理論，給詞人啟迪.浙派論“醇雅”，常州派論“意內言外”，論“比興”，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以及劉熙載論流變，況周頤論詞境詞心，王國維論境界，論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論理想與寫實等等，都深入奧姿，發前人所未發.其它，還有大量的清人詞話，其中蘊有寶貴的理論礦藏，也是有很多精辟之論.較之宋人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說之斷簡，張炎《詞源》之論樂律和作品賞鑒者，其精粗廣狹的程度，大不相同. 清詞流派眾多，其中已經約定俗成，有開派的宗師，有共同的審美傾向，有一定理論綱領，有豐碩的創作成果的，可以列舉如下： 一、云間派：這派的領袖是幾社的倡導人陳子龍、李雯、宋征輿以及陳子龍弟子夏完淳.標舉的宗旨是以南唐、北宋為法.此派形成于明末崇偵年代，活動延及清順治朝，余輝遠藹及康熙年代. 二、陽羨派：這派的領袖是宜興陳維崧，形成于順治中期，極盛于康熙二十年，余波及于康熙后期.萬樹、蔣景祁、陳維岳等部屬此派.主要傾向在學習辛棄疾、蔣捷，并能融會南北宋詞家的長處.多感嘆滄桑、關心民生的作品，兼“跋扈”、"清揚”兩種特色，而以前者為主. 三、浙派：此派分前后兩期.前期領袖是朱彝尊，宗尚南宋，以姜蘷、張炎為師法，標舉“清空”風格與“醇雅”宗旨，對明詞的頹靡風氣有廓清的作用.此派作者有李良年、李符等人.后期的領袖是厲鶚，其創作活動，后于朱氏約二三十年，時己在雍正朝及乾隆前期，文字獄繁興，士大夫處于窒息的情況下，故在厲鶚詞中，已聽不到朱氏詞中微弱的時代現實感，而大量的出現了寫景詠物之作，佳者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后來繼厲氏而起執浙派詞壇牛耳的是吳錫麟，其活動年代已在乾隆后半期和嘉慶時期.以后姚蘷、黃蘷清，下迄晚清李慈銘、王詒壽等，法乳未曾斷絕. 陽羨、浙西兩派，對樹旗幟，影響所及，不僅嘉慶以前為陳、朱二家牢籠者十居八九.（譚獻《篋中詞》語），下迄清末民國，還有冒廣生為其尾聲. 四、常州派：這派始于嘉慶二年常州張惠言、張琦兄弟編選《詞選》.它的宗旨，一是揭經學家所謂“意內言外謂之詞”（《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的說法，強調詞主要有“意”；二是重視比興寄托，認為“《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是作詞的典范.這是常州派所謂“尊詞體”，是為了糾正浙派“清空”詞風的缺點而發，傳這派衣缽的，有張惠言的外甥董上錫.中堅人物為周濟，他提出了一套詞的創作理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 五、疆村派，這派的中心領袖是朱祖謀，影響從清末直至民國二十年以至朱的身后，這派的領導人物和成員，朱氏外包括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張爾田、陳銳等，他們并不是湖州人，王鵬運、況周頤是臨桂人，早期同官京師，切磋詞學，時人有“臨桂派”之稱.但王、況詞風并不相近，二人說不上派.朱氏之所以成為派的中心領袖，一則他先在京師時與王鵬運共同探討詞學，趨向基本一致，再則朱氏晚年居蘇州，鄭、張、陳諸人都聚集于吳下，形成風氣.朱氏繼王鵬運精刻四印齋善本詞籍之后，校輯刊行《疆村叢書》總別集合一百七十九種，還輯“溯州詞征”、“國朝湖州詞征”、和“滄海遺音集”等擴大影響.因此，許多詞家，圍繞在朱氏周圍，成了“疆村派”的群體，陳曾壽、夏敬觀也是聲氣相應求，況氏在詞學理論上更有建樹，提倡“重、拙、大”，與朱氏詞作相契合.朱氏門弟子眾多，宣傳標榜，其聲勢超過常州派. 還要進一步說明的，清代杰出詞人，并非限于此五大派.清代的杰出詞人屈大均、王夫之、曹貞吉、顧貞觀、滿族詞人納蘭性德，清中期項鴻祚、周之琦.蔣春霖、龔自珍以迄晚清的張景祁、。
2.宋詞興盛的表現和原因
宋詞的昌盛氣象 詞體的發展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起源于隋唐之際，發展于晚唐五代，昌盛于兩宋，衰微于元明，中興于清代。
唐五代是宋詞的準備時期，元明是宋詞鼎盛之后的衰微時期，固然不能與宋詞比盛；即使是清詞號稱“中興”，畢竟是鼎“盛”之后的復“興”，已落于第二位，難以與宋詞之“盛”并駕齊驅。宋詞的鼎盛表現于下面幾個方面： 一、創作成果繁榮豐碩 首先表現在作家作品數量空前。
宋詞作家與作品的數量是非常大的，據唐圭璋先生編纂的《全宋詞》與孔凡禮先生輯補的《全宋詞補輯》來統計，現存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詞人共1493人，詞作共21055首，其中有1569首為姓氏失傳的無名氏之作。這個數字既反映了宋詞創作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是宋詞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
從數量而言，宋詞與清詞相比，不可言多；但是與唐五代詞相比卻大顯盛況。據新編《全唐五代詞》統計，《正編》共收有姓氏可考的詞人83家，性質確定的詞作有1962首（不計《副編》所收作者60余人、性質不定的作品863首）。
可見，宋代詞人詞作的數量巳在唐五代詞創作的基礎上翻了十倍有余，顯示出宋詞創作的空前盛況。 其次表現在宋代詞人別集也大量涌現。
別集也就是作家的個人專集，它既是檢驗一個作家創作成就大小的標志，也是衡量一種文體繁榮與否的指標。唐五代有別集傳世的僅有馮延巳的《陽春集》、李璟和李煜父子的《南唐二主詞》（合集），其它見諸記錄而失傳的詞集也不過是溫庭筠的《金荃集》等數種。
而宋人有詞集傳世的多達313人，其中只有52家詞別集原本已佚而為近人輯佚而成，其他數百人的詞別集大多代有刻本，廣為流傳，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即是宋代著名詞人別集的代表作。這數百家詞人別集的產生與流傳，乃是宋詞創作豐碩成果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
二、作家隊伍的整齊壯大 名家輩出，群星燦爛，這是宋詞繁榮昌盛的又一個重要標志。據統計，宋代有影響的大詞人大致在300家左右，其中堪稱“大家”和“名家”的詞人排名前30位的是：辛棄疾、蘇軾、周邦彥、姜夔、秦觀、柳永、歐陽修、吳文英、李清照、晏幾道、賀鑄、張炎、陸游、黃庭堅、張先、王沂孫、周密、史達祖、晏殊、劉克莊、張孝祥、高觀國、朱敦儒、蔣捷、晁補之、劉過、張元干、五安石、陳與義、葉夢得。
這批詞人分布于北宋、南北宋之交、南宋各個歷史時期，無論是從其創作性、表現力來看，還是從其作品的藝術性來看，都堪稱是達到巔峰狀態的詞人隊伍，代表了宋詞的最高成就。此外，在宋代詞人的創作中，還包括著一代代、一群群、一個個的中小詞人和業余作者，舉凡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樂工歌妓、販夫走卒、方外僧道、釣叟蓮娃等等，他們雖出自不同階層，卻都有多多少少的詞作產生和流傳 就個體詞人的作品數量來看，宋代詞人的創作成果也顯現出空前繁盛的景象。
唐五代第一個大力作詞的詞人溫庭筠現存詞作僅有69首（一作70首），唐五代詞人現存作品數量名列前茅的也不過如此：馮延巳112首，孫光憲84首，顧敻55首，韋莊、李珣54首。而在宋代詞人中，存詞數理在100首以上的就有51人之多，其中宋代著名詞人的作品數量大多數在數百首以上，如辛棄疾629首、蘇軾362首、劉辰翁354首、吳文英341首、張炎302首、賀鑄283首、劉克莊269首、晏幾道260首、柳永213首、朱敦儒246首、歐陽修242首、張孝祥224首、黃庭堅192首、周邦彥186首、張元干185首、張先165首、陸游145首、晏殊140首等；在宋代杰出詞人中，只有少數詞人數量不到百首，如秦觀90首、李精照52首、姜夔87首等。
作品數量的大幅度增長，反映出宋代詞人創作熱情的高漲和創作能力的加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還涌現出了象柳永、晏幾道、秦觀、賀鑄、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這樣的一大批傾力于詞的創作的專業化的優秀詞人，這是宋詞走向繁榮的又一個標志。
三、宋代詞的昌盛氣象還體現為詞體詞調的成熟完備 一代文學、一種文體的繁榮與否，也與文學形式規則的是否成熟完備密切相關。如果一種文學的形體特征還沒有定型與成熟，似乎很難期望這種文學形式的創作能取得怎樣輝煌的成就。
詞是一種新型的音樂文學形式，經過唐五代民間詞的創作和文人詞的發展，詞的音韻格律等形體規范已基本形成，詞以長短句為主體的形體特征及其由音樂所**的以娛樂抒情見長的文學特性也逐步顯露出來。正因為如此，從晚唐到五代，詞體文學才漸漸引起文人們的興趣與愛好，詞的創作才慢慢走上發展興盛的道路。
但是在整個唐五代時期，詞體的發展畢竟十分有限，再加上唐詩光芒的閃爍與掩映，詞體文學的發展也就受到了較大的限制與影響。隋唐音樂文化在融和南北、中外音樂文化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境界，燕樂曲調大量創制并廣為流行，但是詞的創作實踐卻為滯后，實際被用作填詞歌唱的燕樂曲調并不太多。
據《花間集》、《尊前集》、《陽春集》、《南唐二主詞》和敦煌曲子詞的作品實例來統計，唐五代。
3.宋詞的繁榮表現在哪里
宋詞的繁榮和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現。
其一，是在全社會的普及，上至皇帝填詞譜曲，下到“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其二是新創詞調大量出現，多達千余種，且形式非常多，令、慢、近、犯、歌頭、攤破、增減、偷聲，無不齊備。
而隨著長調慢曲的增加與普及，詞的表現容量亦隨之加大，為詞體的解放與革新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其三是較之唐五代，詞的思想內容也有了根本性突破，填寫技巧也有了很大提高。
特別是像蘇軾、辛棄疾這樣的大作家更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徹底突破了狹義的言情范圍。為了與長調相適應，宋詞還特別講究技巧方法，把詩、文、論、賦中的種種手法都移植到詞中。
以至出現了以詩為詞、以論為詞等現象。其四是流派的眾多。
以作者創作而論有“柳永體”、“東坡體”、“易安體”、“稼軒體”、“白石體”等；以總體風格而論有婉約、豪放、曠達、騷雅等。
4.介紹一下宋詞的繁榮狀況
宋詞的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承襲“花間”余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 第二個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 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 這三個階段在時間上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在一起的 。
宋詞發展的基礎宋代立國推行厚待官吏的政策，加上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民間財富被搜刮集中到都城及其他幾個大城市，為統治者寄情聲色、歌舞作樂提供了物質條件。 宋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間，像曾因寫過"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當時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連于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必有柳詞"之說，以及宴殊等宋代的文人也頗多，在這其中李清照她的詞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清新淡雅之感。
這與她個人的情感經歷是密不可分的，前期的與夫分離相思的個人情感，后期的悲涼的人生況味都為她詞風的形成提供的感情基礎。而她最擅長的細節描寫，也成為其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如怕見也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話）。
而從整體來看，詞在宋代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確是發展成為宋一代的代表文學的原因所在。關于蘇軾詞風與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俞文豹《吹劍續錄》）的說法。
“大江東去”即《念奴嬌？？赤壁懷古》，與此相類的還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蘇軾的詞風，大抵正著眼于這一部分作品。其實蘇軾作詞，剛柔相濟，所著《東坡樂府》，其中婉約詞亦不少。
不過就文學史上的影響而言，最能代表蘇詞的，還是清雄之作。 蘇軾作詞，以意為主，常常突破詞律的束縛。
這一點曾引起恪守傳統詞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滿。在當時，他的門人、著名詞家秦觀（1049-1100）也沒有走他所開辟的道路。
從秦觀到李清照，一般被認為是婉約派詞風的正宗。秦觀有《淮海詞》傳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霧失樓臺）、《鵲橋仙》（纖云弄巧），聲情并茂，語工而美，繼承了柳永贈妓之作的遺風，而詞品比他要高。
李清照曾撰《詞論》，力主詞“別是一家”之說。傳世的《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寫深閨中的寂寞和年輕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對封建禮教束縛的社會意義；晚年避亂江南所作的《聲聲慢》（尋尋覓覓），通過個人流離生活的描寫，反映當時的民族災難，以傳統詞風抒寫深沉的愛國情懷，均是婉約詞中思想價值較高的佳作。
北宋后期的重要詞人還有周邦彥（1056-1121）。周邦彥精通詞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時曾主持過中央音樂機關大晟府，是兩宋注重音律一派詞人承先啟后的主要代表。
著有《清真集》，以“本色”、“當行”盛行于世。 南宋前期主盟詞壇的代表人物是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
作為時代的歌手，辛棄疾一生寫了大量的詞，有《稼軒長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陳子？？為陳同父賦壯詞以寄之》、《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等，表現了當時重大的抗戰、愛國主題，抒寫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壯士報國無門的憂憤心情。從藝術上講，稼軒詞繼承了蘇軾開創的豪放詞風，將“以詩為詞”進一步發展到“以文為詞”，使宋詞的思想和藝術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
后世以“蘇、辛”并稱，但辛棄疾又自成特色，一時仿效或傾慕者如張孝祥、韓元吉、陸游、陳亮及稍后的劉過、劉克莊等，世稱辛派詞人。 南宋后期于辛詞外別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
姜夔上承周邦彥，下開格律詞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揚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譜，是現存宋人詞集中僅見的完整的詞曲譜。
其時及稍后詞壇較有影響者如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周密、張炎等人，均遠紹周邦彥，近師姜夔，以音律之講究、辭句之精美為權輿，重形式而輕內容，與辛派詞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愛國詩人文天祥以及劉辰翁（1232-1297）的一些詞作，成為辛棄疾、陸游等愛國詞的嗣響。
宋初是令詞繼續發展和長調勃興的時期，晏、歐等詞家主要承繼南唐詞風，柳宗則大力創作長調，擴大了詞的容量。 北宋后期為詞的雅化時期。
柳永將詞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滿。蘇軾進行了題材內容上的開拓，“以詩為詞”；周邦彥則主要在藝術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詞壇的兩個流派。
南宋詞風轉變，愛國志士感于亡國之痛，以詞抒發愛國思想與身世之感，趨于蘇軾一路。至辛棄疾，遂極大開拓了詞的境界，影響巨大，形成辛派詞人群體，豪放派得以確立。
姜夔重音律，格調騷雅，宋金形勢漸趨穩定之后，南宋后期詞人大多以姜夔為宗，刻意追求音律諧和、韻味悠長和形式精美，導致宋詞韻高和寡，無以為繼。
5.宋詞昌榮繁盛的表現及其原因是什么
宋詞繁榮之原因簡要概括為外部內部兩大方面，如下：一、國家統一、經濟之發展是宋詞繁榮的社會原因，即外部原因。
北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的形勢，由于全國統一，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當時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礦業、造船業、紡織業、煮鹽業以及采茶、釀酒業的日益興盛，又促使商業經濟愈趨繁榮，雕板和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對文化傳播更是起著直接的影響。
宋初頒布了標準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幣制，整頓了稅制，還改進了以首都汴京為中心的水陸交通網，使之成為“八方爭湊，萬國咸通”（《東京夢華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宋王朝為了鞏固封建統治，還提倡綱常名教、等級名分，命竇儀裁定《三禮圖》，和峴訂正“雅樂”，企圖禮樂維持帝王尊嚴。
同時還企圖利用娛樂來消弭反抗，對于流行民間的“俗樂”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當時民間娛樂，可稱是多種多樣，勾欄瓦肆，演出多種技藝；茶坊酒樓，競唱各種新聲。
汴京本是五代時的舊都，曲子詞在五代時就已流行，如花間派詞人和凝就被人稱為“曲子相公”。宋初，這種新起的曲子詞在民間，在文人學士手中蔓延起來。
宋初在削平各割據小國后，獲得了大批技藝高超的樂工歌妓，“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獻通考· 樂考》）。他們集中到京師，呈獻來自各地民間的精湛技藝，并與汴京的藝人交往切磋，這對各種樂曲的創作、提高和傳播起著很大的作用。
新創作的樂曲和原有的舊曲又都需要新詞，除了民間無名氏的制作外，還有文人參加這一工作。《避暑錄話》就記載了柳永“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
宋詞就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斷發展著。北宋交替，靖康之恥一直銘刻在漢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復成為人們的主旋律。
但以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們紛紛慷慨悲壯一發于詞。
宋金對峙漸趨穩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帶沃土千里，物產豐富，水陸交通發達，臨安成為著名都市，經濟亦發展起來，出現了回光返照的局面，文人雅士、達官貴人都沉醉于升平之中，“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題臨安邸》）。宋初的以詞來“娛賓遣興”在此時又得以發展。
二、市民階層的興起，影響到社會的審美心理之變化，人們把興趣由欣賞詩文而轉到欣賞宋詞中來亦是宋詞繁榮的內部原因，分為三個小的方面：1、從宋人的特殊心態看宋詞之繁榮詞在晚唐五代就成為歌舞宴前“助嬌嬈之態”、“娛賓遣興”的玩樂手段。花間詞人的詞無不縷金錯采、描紅吐翠。
在人們的心目中“詞為艷科”，妖艷甚至被認為是詞之為詞的本性所在，“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沈義父《樂府指迷》）。因此“詩莊詞媚”成為當時人們的普遍的思維定式。
這種思維定式也影響著宋代詞壇。既視詞為“小道”，又如此喜歡寫它，似乎矛盾，其實這是宋人特殊心態的反映。
宋代是個封建倫理空前強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君臣逸樂、享受成風的時代。作為統治階級，他們必須忠君愛國，克盡職守，必須維系倫理綱常，一副正人君子臉孔，而作為統治階級中的成員，荒淫享樂又是其本能欲望。
他們一面要做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又要沉湎聲色。要維系這種心理平衡，唯一的辦法是叫人格分裂，造成陰與陽兩個自我，帶來正統與邪艷兩種創作。
因此他們要說理論道時就找來傳統的言情抒志的詩，要渲泄自己的不可抑制的情與欲時，就找來不避浮艷的“詩余”，這種雙層人格，這種特殊的心態，就是宋人既鄙棄艷詞又不遺余力制作艷詞的原因。也正因為統治階級大力制作與提倡，也刺激了詞的發展，帶來了詞的繁榮。
它終于沒因為觀念上的鄙棄而終了它的生命，反而顯出勃勃生機。2、宋詞之繁榮，是文學內部規律所致。
正如詩進入盛唐時期，其體式雖經晚唐五代，但仍剛具備，正是文人施展創造性的有利時機。“他們不能訴之于古文的情緒，他們不能拋卻了的幽懷愁緒，他們的不欲流露而又壓抑不住的戀感情絲，總之，即他們的一切心情，凡不能寫在詩古文辭之上者無不一泄之于詞”3、宋詞的始終沒有成為正統雅文學，也是它長足發展的一個原因。
在我國文學史上，統治階級對唐以前的幾種文學以儒家思想為依據作了封建正統的解釋：起于民間的《詩經》被冠以“成人倫、美教化”的“先王之教”；屈原的楚辭被樹為“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典范，漢大賦的“諷一勸百”被認為大有利于世；唐代文文，是“貫道之器也”。至此“詩言志”、“文以貫道”的儒家正統文學的道統形成，詩文也取得了正統地位。
而宋詞雖經過文人染指，也雖經過東坡的提高品位的努力，但它一直未成為正統（雖然也不全是宋元明清的俗文學），是“小道”、“詩余”、詩文成為正統，“言志”、“貫道”的要求范圍著它，使它走向狹窄，使它日趨老化、保守，宋詞的非正統化從反面刺激了它在民間的泛濫，刺激了它的發展。它可以寫進各種各樣的題材，表達各種各樣的感情，“言志”“貫道”的老態龍鐘的詩文反而在它面前顯得步履蹣跚了。
這從宋詞發展到。
6.古代文學史中,清初詞繁榮的具體表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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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自序》中，以為：唐之詩，宋之詞，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按照王氏的觀點，清詞當然不能繼宋詞，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一代之文學，后世真是莫能繼嗎？ 事實上并非如此，清詞的中興，是對詞的初、盛期“唐、五代、兩宋”以及詞的相對衰落期“元、明兩代”相比較而說的。中興，意味著不可能超越。
然而，從文學發展的觀點考察，如果不能超越，甚至不過是初、盛期詞作的簡 文廷式以為詞之境界至清方開拓，朱祖謀以為清詞獨創之處，雖宋人亦未必能及。（俱見葉恭綽“全清詞鈔”序）。
文、朱二家，是清末詞壇尊宿，其論斷如此，無疑是犁然有當于人心。 清詞有別于宋詞的一點是清代詞人之主盟壇者或以詞著稱者，頗多是學人。
王夫之是清學開山的顧、黃、王三大宗師之一；朱彝尊是顧炎武贊服的人，撰《經義考》巨著的經學家；洪亮吉是經學、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張惠言是《周易》虞氏學的專家；張琦是輿地學家；周濟是史學家；龔自珍是公羊學家、佛學大臺宗專家；陳澧是聲韻學、算學等學問廣博， 漢、宋兼采的通儒；譚獻是浙東學派專家；李慈銘是多面博學的名家；王閻運是經學、史學專家；沈曾植是兼精音韻、西北地理、遼金元史。律法、版本、佛學、道藏，為王國維所欽服的大師；文廷式是兼通經學、緯候、玄學、宋元儒學、史學各方面，為沈曾植贊譽為“有清元儒、東洲先覺”的學者；梁啟超通史學、佛學；張爾田是史學家；王國維是兼通西方哲學、殷商古史、甲骨文，開創現代治學新風氣、新道路的大師。
這些是最著名的，即使如厲鶚，也是遼史專家，王鵬運、朱祖謀也是詞籍版本專家，鄭文焯是詞律研究專家。 清人懲明代文人空疏不學之弊，昌明實學，邁超唐、宋。
陳衍論晚清詩，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說法，一代詞苑，也可以說是學人之詞與詞人之詞合。回頭來看宋詞，情況便不是這樣。
周敦頤、二程、張載、陸九淵不寫詞，朱熹詞僅存十三首，葉適不過一首，比較清詞苑學人云集的盛況，宋詞莫逮于清詞！ 清詞能高于宋詞者，重要的一點還在于清詞流派的眾多，詞學理論豐厚。而且清詞較之于宋詞，能變而益上，在于有豐富的詞學理論，給詞人啟迪。
浙派論“醇雅”，常州派論“意內言外”，論“比興”，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以及劉熙載論流變，況周頤論詞境詞心，王國維論境界，論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論理想與寫實等等，都深入奧姿，發前人所未發。其它，還有大量的清人詞話，其中蘊有寶貴的理論礦藏，也是有很多精辟之論。
較之宋人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說之斷簡，張炎《詞源》之論樂律和作品賞鑒者，其精粗廣狹的程度，大不相同。 清詞流派眾多，其中已經約定俗成，有開派的宗師，有共同的審美傾向，有一定理論綱領，有豐碩的創作成果的，可以列舉如下： 一、云間派：這派的領袖是幾社的倡導人陳子龍、李雯、宋征輿以及陳子龍弟子夏完淳。
標舉的宗旨是以南唐、北宋為法。此派形成于明末崇偵年代，活動延及清順治朝，余輝遠藹及康熙年代。
二、陽羨派：這派的領袖是宜興陳維崧，形成于順治中期，極盛于康熙二十年，余波及于康熙后期。萬樹、蔣景祁、陳維岳等部屬此派。
主要傾向在學習辛棄疾、蔣捷，并能融會南北宋詞家的長處。多感嘆滄桑、關心民生的作品，兼“跋扈”、"清揚”兩種特色，而以前者為主。
三、浙派：此派分前后兩期。前期領袖是朱彝尊，宗尚南宋，以姜蘷、張炎為師法，標舉“清空”風格與“醇雅”宗旨，對明詞的頹靡風氣有廓清的作用。
此派作者有李良年、李符等人。后期的領袖是厲鶚，其創作活動，后于朱氏約二三十年，時己在雍正朝及乾隆前期，文字獄繁興，士大夫處于窒息的情況下，故在厲鶚詞中，已聽不到朱氏詞中微弱的時代現實感，而大量的出現了寫景詠物之作，佳者似乎不食人間煙火。
后來繼厲氏而起執浙派詞壇牛耳的是吳錫麟，其活動年代已在乾隆后半期和嘉慶時期。以后姚蘷、黃蘷清，下迄晚清李慈銘、王詒壽等，法乳未曾斷絕。
陽羨、浙西兩派，對樹旗幟，影響所及，不僅嘉慶以前為陳、朱二家牢籠者十居八九。（譚獻《篋中詞》語），下迄清末民國，還有冒廣生為其尾聲。
四、常州派：這派始于嘉慶二年常州張惠言、張琦兄弟編選《詞選》。它的宗旨，一是揭經學家所謂“意內言外謂之詞”（《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
）的說法，強調詞主要有“意”；二是重視比興寄托，認為“《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是作詞的典范。這是常州派所謂“尊詞體”，是為了糾正浙派“清空”詞風的缺點而發，傳這派衣缽的，。
7.列舉宋代經濟繁榮的表現
1、農業方面
宋代時期，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并注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梯田、沙田、淤田等新型田地均在宋朝出現，這些都大幅度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北方農作物粟粟、麥、黍等來到南方，棉花、茶葉種植盛行，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期，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以太平府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之稱。
2、手工業方面
宋朝時期礦藏豐富，絲、麻、毛紡織業發達，造紙材料豐富，印刷業發達，宋代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傳世稀少等聞名于后世。并且宋代的造船業發達，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
3、商業方面
宋朝商業繁盛，成都地區出現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并且宋代勞動力充足，工業迅猛發展，工商稅收入占宋朝稅賦總收入的70%，成為宋朝稅賦收入的主體。
4、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
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州的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 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
5、造船業位居世界首位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陜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余艘。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宋朝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南宋官窯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宋朝經濟
8.清初詞繁榮的具體體現
清詞有別于宋詞的一點是清代詞人之主盟壇者或以詞著稱者，頗多是學人。
王夫之是清學開山的顧、黃、王三大宗師之一；朱彝尊是顧炎武贊服的人，撰《經義考》巨著的經學家；洪亮吉是經學、史學、地理學的專家；張惠言是《周易》虞氏學的專家；張琦是輿地學家；周濟是史學家；龔自珍是公羊學家、佛學大臺宗專家；陳澧是聲韻學、算學等學問廣博， 漢、宋兼采的通儒；譚獻是浙東學派專家；李慈銘是多面博學的名家；王閻運是經學、史學專家；沈曾植是兼精音韻、西北地理、遼金元史。律法、版本、佛學、道藏，為王國維所欽服的大師；文廷式是兼通經學、緯候、玄學、宋元儒學、史學各方面，為沈曾植贊譽為“有清元儒、東洲先覺”的學者；梁啟超通史學、佛學；張爾田是史學家；王國維是兼通西方哲學、殷商古史、甲骨文，開創現代治學新風氣、新道路的大師。
這些是最著名的，即使如厲鶚，也是遼史專家，王鵬運、朱祖謀也是詞籍版本專家，鄭文焯是詞律研究專家。 清人懲明代文人空疏不學之弊，昌明實學，邁超唐、宋。
陳衍論晚清詩，有“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說法，一代詞苑，也可以說是學人之詞與詞人之詞合。回頭來看宋詞，情況便不是這樣。
周敦頤、二程、張載、陸九淵不寫詞，朱熹詞僅存十三首，葉適不過一首，比較清詞苑學人云集的盛況，宋詞莫逮于清詞！ 清詞能高于宋詞者，重要的一點還在于清詞流派的眾多，詞學理論豐厚。而且清詞較之于宋詞，能變而益上，在于有豐富的詞學理論，給詞人啟迪。
浙派論“醇雅”，常州派論“意內言外”，論“比興”，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以及劉熙載論流變，況周頤論詞境詞心，王國維論境界，論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論理想與寫實等等，都深入奧姿，發前人所未發。其它，還有大量的清人詞話，其中蘊有寶貴的理論礦藏，也是有很多精辟之論。
較之宋人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說之斷簡，張炎《詞源》之論樂律和作品賞鑒者，其精粗廣狹的程度，大不相同。 清詞流派眾多，其中已經約定俗成，有開派的宗師，有共同的審美傾向，有一定理論綱領，有豐碩的創作成果的，可以列舉如下： 一、云間派：這派的領袖是幾社的倡導人陳子龍、李雯、宋征輿以及陳子龍弟子夏完淳。
標舉的宗旨是以南唐、北宋為法。此派形成于明末崇偵年代，活動延及清順治朝，余輝遠藹及康熙年代。
二、陽羨派：這派的領袖是宜興陳維崧，形成于順治中期，極盛于康熙二十年，余波及于康熙后期。萬樹、蔣景祁、陳維岳等部屬此派。
主要傾向在學習辛棄疾、蔣捷，并能融會南北宋詞家的長處。多感嘆滄桑、關心民生的作品，兼“跋扈”、"清揚”兩種特色，而以前者為主。
三、浙派：此派分前后兩期。前期領袖是朱彝尊，宗尚南宋，以姜蘷、張炎為師法，標舉“清空”風格與“醇雅”宗旨，對明詞的頹靡風氣有廓清的作用。
此派作者有李良年、李符等人。后期的領袖是厲鶚，其創作活動，后于朱氏約二三十年，時己在雍正朝及乾隆前期，文字獄繁興，士大夫處于窒息的情況下，故在厲鶚詞中，已聽不到朱氏詞中微弱的時代現實感，而大量的出現了寫景詠物之作，佳者似乎不食人間煙火。
后來繼厲氏而起執浙派詞壇牛耳的是吳錫麟，其活動年代已在乾隆后半期和嘉慶時期。以后姚蘷、黃蘷清，下迄晚清李慈銘、王詒壽等，法乳未曾斷絕。
陽羨、浙西兩派，對樹旗幟，影響所及，不僅嘉慶以前為陳、朱二家牢籠者十居八九。（譚獻《篋中詞》語），下迄清末民國，還有冒廣生為其尾聲。
四、常州派：這派始于嘉慶二年常州張惠言、張琦兄弟編選《詞選》。它的宗旨，一是揭經學家所謂“意內言外謂之詞”（《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
）的說法，強調詞主要有“意”；二是重視比興寄托，認為“《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是作詞的典范。這是常州派所謂“尊詞體”，是為了糾正浙派“清空”詞風的缺點而發，傳這派衣缽的，有張惠言的外甥董上錫。
中堅人物為周濟，他提出了一套詞的創作理論：“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 五、疆村派，這派的中心領袖是朱祖謀，影響從清末直至民國二十年以至朱的身后，這派的領導人物和成員，朱氏外包括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張爾田、陳銳等，他們并不是湖州人，王鵬運、況周頤是臨桂人，早期同官京師，切磋詞學，時人有“臨桂派”之稱。
但王、況詞風并不相近，二人說不上派。朱氏之所以成為派的中心領袖，一則他先在京師時與王鵬運共同探討詞學，趨向基本一致，再則朱氏晚年居蘇州，鄭、張、陳諸人都聚集于吳下，形成風氣。
朱氏繼王鵬運精刻四印齋善本詞籍之后，校輯刊行《疆村叢書》總別集合一百七十九種，還輯“溯州詞征”、“國朝湖州詞征”、和“滄海遺音集”等擴大影響。因此，許多詞家，圍繞在朱氏周圍，成了“疆村派”的群體，陳曾壽、夏敬觀也是聲氣相應求，況氏在詞學理論上更有建樹，提倡“重、拙、大”，與朱氏詞作相契合。
朱氏門弟子眾多，宣傳標榜，其聲勢超過常州派。 還要進一步說明的，清代杰出詞人，并非限于此五大派。
清代的杰出詞人屈大均、王夫之、。
9.宋詞繁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
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
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
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
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
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
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原因如下：1， 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2，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3，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4，在宋代文官地位與待遇明顯高于武官。
宋詞的繁榮與宋代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詞的文體特點有密切的關系。詞產生于民間，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娛樂色彩。
宋代由于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優厚。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時，就公開鼓勵大臣們“多買歌兒舞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個社會形成了競相追求享樂的風氣。又由于宋代（特別是北宋）社會相對安定，政局相對穩定。
詞這種帶著濃厚的娛樂色彩，幾乎沒有傳統的政治、道德負荷的文學形式，在宋代終于找到了最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所以便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發展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