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詩的繁榮體現在什么地方
提起唐詩的繁榮,人們習慣于標舉這一昭然事實:清代康熙年間編輯的《全唐詩》收錄作品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實,僅僅從作品的數量著眼來稱道唐詩的繁榮,那只是一種皮相的認識。誠然,如此燦然可觀的數量,不失為繁榮的標志之一,但唐詩之所以能在我們古代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居于顯赫地位,成為“一代”之勝,與楚辭、漢賦、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并傳不朽,主要原因還不在數量之巨,而在質量之精。若純以數量論,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時間,遺留下將近五萬首詩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間遺留下的詩歌多出兩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稱羨,但較之清詩,數量上便無優勢可占了。清代詩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還沒有一部較為完備的清詩總集,無法精確地加以統計,僅《晚晴簃清詩匯》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據統計,現存清詩專集,當不下于四千種。這意味著清詩的總數不是以萬計,而是以數十萬計,顯然遠過于唐詩。但卻很少有人稱贊清詩的繁榮,其原因便在于清詩的質量不及唐詩遠矣!
倘若從質量著眼來審視唐詩的繁榮,我們就會看到,唐詩不僅擁有一支聲勢浩大的作者隊伍,更重要的是這支隊伍中名家輩出,巨匠迭現,因而其“精銳”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無與倫比的。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陳子昂、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韓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賀、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皮日e79fa5e98193e78988e69d8331333363363462休、杜荀鶴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們“既嫻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伍,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靈集序》),無論是體制的完備,還是技巧的成熟,無論是意境的高遠,還是韻律的精嚴,無論是揭示生活的深度,還是反映現實的廣度,都已達到了殆難后繼、不可逾越的地步。魯迅先生說: “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佛掌心的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 《致楊霽云》),其意大約即是如此。
尤為可貴的是,唐代許多優秀詩人還不斷將探求的觸角和耕耘的犁頭伸向新的未經開拓的領域,努力出以戛戛獨造的藝術風貌,讓人們聽到自己獨具音色的高歌。這就必然帶來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使詩歌園地里綻滿千姿百態、姹紫嫣紅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論,雖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論,但細細較之,其風格特征卻不盡一致。陸時雍《詩鏡總論》已指出: “王勃高華,楊炯深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可以認為,司空圖正是根據唐代詩人各不雷同的創作實踐而概括出頗具美學意義的“二十四詩品”的。正因為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唐詩不僅以其所表現的積極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風貌給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顯示的異彩紛呈的藝術畫面和審美情趣給后人以陶冶。當我們在唐詩的苑囿里徜徉時,輒有目不暇接、心馳神往之感。
明代詩論家胡應麟曾經在其代表作《詩藪》中贊嘆道: “甚矣,詩之盛于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沉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這正是對唐詩高度繁榮的局面的精當概括。(摘自網絡)
2. 宋詞的繁榮表現在哪里
宋詞的繁榮和成就有多方面的表現。
其一,是在全社會的普及,上至皇帝填詞譜曲,下到“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其二是新創詞調大量出現,多達千余種,且形式非常多,令、慢、近、犯、歌頭、攤破、增減、偷聲,無不齊備。
而隨著長調慢曲的增加與普及,詞的表現容量亦隨之加大,為詞體的解放與革新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其三是較之唐五代,詞的思想內容也有了根本性突破,填寫技巧也有了很大提高。
特別是像蘇軾、辛棄疾這樣的大作家更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徹底突破了狹義的言情范圍。為了與長調相適應,宋詞還特別講究技巧方法,把詩、文、論、賦中的種種手法都移植到詞中。
以至出現了以詩為詞、以論為詞等現象。其四是流派的眾多。
以作者創作而論有“柳永體”、“東坡體”、“易安體”、“稼軒體”、“白石體”等;以總體風格而論有婉約、豪放、曠達、騷雅等。
3. 古詩詞在唐宋繁榮的原因
一、唐詩繁榮的原因
1、經濟上:唐代發達的經濟,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
2、政治上:而唐代實行的寬松政治政策,也對詩歌的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統治者所實行的儒釋道并存、廣開言路尤其是唐百朝的科舉考詩賦,是唐詩繁榮的又一社會原因。
3、文化氛圍上:唐時期,上至宮廷生活,下至百姓生活,無一不可入詩,內容比前代豐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現實主度義與浪漫主義并存,古體近體兩種詩體共生。
4、皇帝個人:唐朝極重詩才,統治者大多是詩賦高手,例如唐玄宗時詩道高手,皇室成員皆以學習詩歌為榮,他們起到了不小推回動作用。
5、魏晉南北朝的詩的演變發展,在唐朝成熟.。
6、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則是唐詩繁榮興盛的內在因素 。
二、宋詞繁榮的原因
1、兩宋城市手工業、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宋詞興盛的物質基礎。
2、市民階層的擴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
3、兩宋社會矛盾尖銳,文學家答用詞更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
三、總結
古詩詞在唐宋繁榮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的發展,為文學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
4. 唐詩興盛與宋詞繁榮
唐代皇帝的愛好與唐詩的興盛
一般都認為盛唐是東方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它以氣吞日月的磅礴聲勢、海納百川的博**懷、刻意求新的獨創精神,締造出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又一個光彩奪目的高峰,而唐詩無疑是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唐詩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精華,蜚聲四海,映照古今,其內容之廣泛,體裁之多樣,藝術之精湛,都是歷代無法與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詩的起源,應該說是魏晉以來文風不斷轉變發展的結果,但唐詩的繁榮又確實得益于唐代統治者的“導向”作用。唐朝的皇帝,特別是前期的皇帝幾乎都擅長詩賦,多有作品傳世。作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備雄才大略,同時也是一位寫詩高手。雖然他的詩宮廷味較濃,但他的示范作用影響了他周圍的文人學士,并進而影響了一個時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則天與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詩人,他們倡導宴飲賦詩,群臣應制,有時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長作應制詩的大臣,便很難參與朝會。到盛唐時期即玄宗、肅宗時期,也是唐詩最繁榮的時期,詩壇人才輩出,群星璀璨,風格各異,流派紛呈。高適、王昌齡的邊塞詩,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更有“詩仙”李白、“詩圣”杜甫,終將唐詩推向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高峰。
唐詩的繁榮,除皇帝愛好的原因外,也得益于詩歌在士子入仕中的導向作用。唐以進士科取士,應試者必須長于作詩,而這也就成為士人們獲取功名的正路,唐詩也因以詩賦取士而繁盛起來。高宗時,進士科加試“雜文”(詩賦),是以詩文茂美者入選之始。及至盛唐,詩賦取士更見推重,玄宗朝的進士及第或位極卿相者如張說、張嘉貞、張九齡等,都是精于詩賦的。唐朝的文官幾乎無一不是詩人,詩作數量之多實在驚人。清康熙時曹寅輯的《全唐詩》,所收詩達48900多首、作者達2300多人。應該說,這一數字雖然驚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朝廷看重詩人,世人仰慕詩人,詩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在這種社會導向下,許多文人學子都把追求詩“境”作為自己的理想,誦習詩賦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門磚。李白剛到長安時,因沒有什么名氣,便帶著自己的詩作去晉謁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賀知章。賀看了他的《蜀道難》,揚眉贊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薦給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從此名揚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題為進士中舉之捷徑。有個叫魏萬的人,從河南跟蹤李白,奔波三千里,終于得到李白的《還山詩》一首,魏萬靠此詩居然金榜題名。我們從這里不難看出,社會的導向作用對唐詩的發展與繁榮有著何等的影響。
宋代的文人政治與宋詞的極致
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唐代被稱為詩的時代,而宋代則被稱為詞的時代。詞源于民間,始于唐,興于五代,盛于兩宋。在宋代,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對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強烈。其時,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場,在許多城市也都有歌樓伎館,甚至有些官僚豪紳家里也有歌伎舞女,這種社會風尚為宋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宋詞數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編的《全宋詞》,含著名詞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詞的發展繁榮過程中,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同樣十分明顯。如果說唐代的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只是供皇室及其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詞人已由被別人欣賞而一躍登上了政治舞臺,并成為宋代政治舞臺上的主角。宋代皇帝個個愛詞,宋代大臣則個個是詞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都是當時的著名詞人。在封建社會中從不出頭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為一代詞宗,名垂千古。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流傳著這樣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見詞人蘇軾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會的認同和推崇,宋詞才得以佳篇疊出,影響久遠。
5. 唐詩繁榮的標志體現在哪些方面
唐詩的繁榮,主要是指詩歌的藝術水平、題材范圍、思想內容等,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廣度、深度。
提起唐詩的繁榮,人們習慣于標舉這e799bee5baa6e79fa5e98193e4b893e5b19e31333363373039一昭然事實:清代康熙年間編輯的《全唐詩》收錄作品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人二千二百多家。其實,僅僅從作品的數量著眼來稱道唐詩的繁榮,那只是一種皮相的認識。誠然,如此燦然可觀的數量,不失為繁榮的標志之一,但唐詩之所以能在我們古代詩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居于顯赫地位,成為“一代”之勝,與楚辭、漢賦、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并傳不朽,主要原因還不在數量之巨,而在質量之精。若純以數量論,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時間,遺留下將近五萬首詩歌,比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間遺留下的詩歌多出兩三倍以上,固然足堪稱羨,但較之清詩,數量上便無優勢可占了。清代詩歌作者、作品究竟有多少?由于迄今還沒有一部較為完備的清詩總集,無法精確地加以統計,僅《晚晴簃清詩匯》即有作者六千一百多位。據統計,現存清詩專集,當不下于四千種。這意味著清詩的總數不是以萬計,而是以數十萬計,顯然遠過于唐詩。但卻很少有人稱贊清詩的繁榮,其原因便在于清詩的質量不及唐詩遠矣!
倘若從質量著眼來審視唐詩的繁榮,我們就會看到,唐詩不僅擁有一支聲勢浩大的作者隊伍,更重要的是這支隊伍中名家輩出,巨匠迭現,因而其“精銳”的程度是前代和后世都無與倫比的。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固不待言,即如初唐四杰、陳子昂、孟浩然、王維、高適、岑參、王昌齡、韓愈、孟郊、白居易、元稹、李賀、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皮日休、杜荀鶴等人,也都取得了后人所企慕的杰出成就。他們“既嫻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伍,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璠《河岳英靈集序》),無論是體制的完備,還是技巧的成熟,無論是意境的高遠,還是韻律的精嚴,無論是揭示生活的深度,還是反映現實的廣度,都已達到了殆難后繼、不可逾越的地步。魯迅先生說: “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佛掌心的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 《致楊霽云》),其意大約即是如此。
尤為可貴的是,唐代許多優秀詩人還不斷將探求的觸角和耕耘的犁頭伸向新的未經開拓的領域,努力出以戛戛獨造的藝術風貌,讓人們聽到自己獨具音色的高歌。這就必然帶來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使詩歌園地里綻滿千姿百態、姹紫嫣紅的奇葩。以初唐四杰而論,雖然后人一般均相提并論,但細細較之,其風格特征卻不盡一致。陸時雍《詩鏡總論》已指出: “王勃高華,楊炯深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可以認為,司空圖正是根據唐代詩人各不雷同的創作實踐而概括出頗具美學意義的“二十四詩品”的。正因為題材、風格和形式的多樣化,唐詩不僅以其所表現的積極向上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風貌給后人以感染,而且以其所顯示的異彩紛呈的藝術畫面和審美情趣給后人以陶冶。當我們在唐詩的苑囿里徜徉時,輒有目不暇接、心馳神往之感。
明代詩論家胡應麟曾經在其代表作《詩藪》中贊嘆道: “甚矣,詩之盛于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粗、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沉深、博大、綺麗、幽閑、新奇、猥瑣,靡弗詣矣。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緇流、羽客,靡弗預矣。”這正是對唐詩高度繁榮的局面的精當概括。
6. 盛唐詩歌繁榮景象表現在哪些地方
盛唐詩歌成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雖然后世依然有詩,但唐朝的詩無論從質量、內容、數量,以及意境都到了一個制高點,可以說是古中華文化的一個最璀璨的時期。
其原因,身處于唐朝,文武之風和諧發展的社會,相對自由的輿論環境,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和諧友善的人際關系,機制完善的政策,都促使文化的繁榮壯大,和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 唐代無疑是中國詩歌最為輝煌的時代。
唐代詩歌絕不是奇峰突起,前此詩歌發展的積淀是唐詩成就其偉大的重要原因。 我們習慣上把唐代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來研究唐代的詩歌。
初唐流行“上官體”。“上官體”的核心人物上官儀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內容空虛、相互酬唱的“上官體”風行天下。
面對這種不良風氣,“初唐四杰”和陳子昂擔當起了引導詩歌擺脫歧路,步入正道的重任。他們各自以成功的創作完成了這一重任。
杜甫寫詩盛贊:“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文人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駱賓王的《于易水送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都是千古傳誦的佳構。
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唐詩中的神品,被聞一多先生譽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昔人嘗言:“國家不幸詩家幸”,這無疑是正確的。
對于盛唐而言,這是一個特例。盛唐是中國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詩壇也呈現出百花競放的局面。
如果說唐詩是中國詩歌的最高峰,那么盛唐詩歌就是這座高峰的頂點。我們用“一個星座,兩個流派,七位詩人”來概括這個時期的詩歌。
“一個星座”指“雙子星座”。這里的“雙子”是“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
他們分別代表了浪漫主義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最高成就。李白一生渴望功名而又傲視權貴,狂放不羈的人格特色同人生追求存在著強烈的矛盾,這使他的一生成為以詩下酒,以酒賦詩的一生。
杜甫稟承了良好的家學淵源,抱定“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志向去實現他的人生理想。但命運似乎在捉弄他,最后在貧病交加中客死于湘江漁船。
尤其在晚年,身處草堂,心憂天下,體現了一位人民詩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兩個流派”指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派。
“七位詩人”除李白、杜甫外,另外五位指山水田園詩派的王維、孟浩然和邊塞詩派的高適、岑參和王昌齡。 東晉陶淵明和南朝謝靈運分別開啟了田園詩和山水詩,到了盛唐,山水、田園詩合流。
“詩佛”王維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藝術全才,除了精于詩歌創作外,在書畫、音樂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多方面的藝術才華使他在詩歌創作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
蘇東坡稱贊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山居秋暝》是他山水田園詩的代表作。
除山水田園詩外,王維還寫下了一部分膾炙人口的送別詩、愛情詩、甚至邊塞詩。如《遠元二使安西》、《相思》、《使至塞上》等。
孟浩然同李白、杜甫一樣,一生熱衷功名,但是“欲濟無舟楫”,只能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踏上隱居之路。他的著名詩歌有《過故人莊》、《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等。
唐代鼓勵文人投筆從戎,建立軍功。文人也多抱定“寧作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人生理想。
這樣就使許多文人能夠親歷軍戎,甚至浴血疆場,從而形成了一個前代未曾有過的詩歌流派——邊塞詩派。 高適是軍旅詩人的代表。
他的《燕歌行》是邊塞詩派最杰出的作品,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可以稱得上是“邊塞詩雙璧”。詩作描繪了激烈的戰斗場面,痛斥了將帥的荒淫無能(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歌頌了士兵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獻身精神(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反映了長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不幸(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
岑參的邊塞詩以寫景取勝。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一句,寫塞外雪景,可謂神來之筆。
王昌齡詩名很高,人稱“詩家天子”。他最長于寫七絕,又稱“七絕圣手”。
他的邊塞詩《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曾被推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王昌齡后來遭人排擠,連遭貶謫,李白惺惺相惜,寫下了《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王昌齡自己也寫下了表白心跡的名作《芙蓉樓送辛漸》。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成為作者高潔人格的寫照。 此外,崔顥的《黃鶴樓》特別值得一提。
相傳李白登上黃鶴樓本欲賦詩,見到崔顥的這首詩歌后感慨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
盡管平叛戰爭最終以唐政府的勝利而告終,但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還是給唐政府以沉重打擊。這次叛亂成為唐由盛趨衰的轉折點。
這次叛亂給民族心理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唐人開始以理性冷峻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個曾經如日中天的王朝。開元、天寶時期的重要詩人大都死于戰亂。
詩人開始把筆端指向了唐王朝軀體上的痼疾,去揭露、去批判、去治療。 中唐詩歌我們概括為“兩個流派、八位詩人”。
第一個流派是“元白詩派”。“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
他們掀起了“新樂府運動”,主張散文、詩歌。
7. 唐詩為什么會繁榮興盛
唐朝是廣為認知的詩歌天堂, 所謂”唐詩宋詞元曲”, 其中把詩歸結于唐, 也可看出唐朝在詩歌歷史上的地位與壟斷之勢. 而關于唐詩繁盛的原因,從古至今,眾說紛紜. 總和起來, 就是唐朝的經濟, 政治, 文化, 歷史這四方面都極為適合詩歌的發展, 從而使得其在唐朝達到一個空前絕后的頂峰.
唐代發達的經濟,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在歷史上, 唐朝時期的中國是個可稱之為天朝大國的時代 大唐王朝則是封建社會發展的一個頂峰. 如此繁榮的經濟給藝術這一類的東西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人民還吃不飽肚子, 腦袋隨時可能搬家的狀態下, 恐怕不是大發詩情的好時機. 而唐代國富民強, 前有太宗貞觀, 后有玄宗開元. 杜詩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社會幾乎達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 在這樣國泰民安的時代, 詩歌找到了能讓其茁壯發展的肥沃土壤.
而唐代實行的寬松政治政策, 也對詩歌的繁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統治者所實行的儒釋道并存、廣開言路、經詩賦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詩繁榮的又一社會原因。
首先作為統治這個朝代的王族, 唐帝國一代雄主傲視群倫, 胸襟眼界之開闊前所未有. 更重要的,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民族大融合. 連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統, 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備了前所未有的開明. “正因為有這樣的政治背景,李姓王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對化外文明,此等自信,積弱之宋實難企及,明清兩代,國勢漸衰,也難望其項背。” 大唐朝奉行的國策是‘中國既安,四夷自服’,講究對待外族一視同仁. 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華文化之中,呈現一片天朝大國的風尚。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詩人具備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般如許的胸襟, 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齊放, 萬家爭鳴.
其次, 唐朝極重詩才, 嚴羽的《滄浪詩話》曰:“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雖不全面, 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 高祖武德四年開科取士, 第一場既考詩賦,考五言排律,每詩要求 12 句, 太宗開[文學館]「弘文館」以征文人. 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唐代的統治者之好詩詞歌賦, 猶甚往朝. 康熙年間編定的《全唐詩》, 錄入四萬八千九百余首, 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則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 都對此十分重視. 不僅如此,王室成員中的后宮佳麗,公主王孫,能言詩的也不在少數, 他們所起的引領推動作用也不可忽視.
再有, 唐皇帝重視詩,更重視詩人, 很少廣興文字獄而聳人聽聞. 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賀知章歸四明》, 宣宗有《吊白居易》. 甚至連犯了死罪的詩人照樣為他們編集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寬容,歷代少有. 唐代詠史詩、諷喻詩,直露且鋒利非常, 比起前代被貶的蘇東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誅族慘案, 唐代的詩人是很幸運的. 他們的君王既不特別神經過敏, 也不過于疑神疑鬼, 否則以當時的文風, 十有八九是要殺頭的.
第三點文化, 也是唐詩不可或卻的興盛條件之一. 在這里文化即指文化背景而說. 其一, 唐朝上至宮廷秘聞, 下至生活百景無一不可入詩, 內容比前代豐富百倍, 格律更加成熟完整, 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并存, 古體近體兩種詩體共生. 豐富的文化背景, 給唐詩帶來了絢麗多彩的發揮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當中的另一點, 就是唐代詩人不僅限于王侯將相, 清代編撰的《全唐詩》, 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將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販夫走卒、和尚尼姑,孌童妓女,漁民樵夫,神棍藝人,甚至乞公丐婆”. 再加上唐朝是一個思想十分自由開放的社會, 給唐代文學的空前發達繁榮提供了機會。在這種文化氛為之下, 唐詩的蓬勃發展是絕對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趨勢的表現.
最后的原因, 則是相對貧乏的歷史積累給唐朝詩歌的君臨天下作了一個良好的鋪墊. 唐詩之前雖有詩經楚歌,陳宮梁體, 但并無任何需要仰視的高峰. 能白紙為畫, 從心所欲, 自然揮灑自如毫無顧忌. 以此使得后世之人猶如泰山在望, 遮陰蔽日, 目光所及均不離隙, 時有心生戚戚之感. 魯迅先生曾說“唐后無詩”, 也意由此.
匯總上面所說, 唐詩的興盛確有其原因. 無論從經濟, 政治, 文化, 歷史哪一方面來說, 唐朝都具備了更甚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條件, 給詩詞的創作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絕佳環境,使唐詩如一顆燦然明珠, 在中國文化史上爍爍生輝, 艷壓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