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浙西詞派的理論主張
朱彝尊開浙西詞派之宗風,在詞論方面,也數他最有建樹。他論詞的基本觀點首先是標榜南宋,推崇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在《詞綜·發凡》中,他說:“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杰出。”并在自己詞作《解佩令·自題詞集》中直接聲明:“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此外還在《靜志居詩話》中說:“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舂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于此。”基于這一基本觀點,所以他對“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黑蝶齋詞序》)的沈岸登的詞,最為推許。
浙西詞派之所以標舉姜、張,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姜、張詞風醇雅,風格清空。因此,尚醇雅、主清空,乃是浙西詞派理論的核心。朱彝尊在《樂府雅詞跋》中明確主張:“詞以雅為尚。”認為“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為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元音”(《靜志居詩話》);“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陳緯云紅鹽詞序》)。至于清空,其源原出于張炎的《詞源》,張炎論作詞原則,提倡“雅正”,強調協律、清空。清空者,清麗空靈之謂也。
為了在理論上配合宣傳張揚,朱彝尊還以自己的論詞觀點為標準,選編了唐、五代、宋、金、元五百余家詞為《詞綜》(朱原編為二十六卷,后來汪森又增補了十卷,共收六百余家,二千二百多首詞),借以推衍其理論主張。《詞綜》是一部重要詞選,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此書一出,浙派宗風愈熾。浙西詞派的詞學主張在百余年中也有所發展變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過理論闡述。后期,主要的詞論著作有海寧許昂霄的《詞綜偶評》(以評點《詞綜》所選詞為主,闡述主張)、吳江郭麐的《靈芬館詞話》、海寧吳衡照的《蓮子居詞話》等,理論闡述較多。綜括起來,浙西詞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詞風,批評元、明詞風。針對明代詞的弊病,適合清初時代需要。他們提倡以南宋姜張詞風為圭皋,學習他們的清空、醇雅,以適宜表達家國之恨的幽情暗緒。朱彝尊認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汪森認為南宋姜夔詞句琢字煉,歸于醇雅(《詞綜序》)。
第二,為詞尊體,提高詞的地位。詞歷來為詩余。浙西派詞人將它當作寄托家國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認為:詞雖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益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紅鹽詞序》)
第三,藝術上提倡詞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詞體。浙西派詞論主張詞別是一家,無論前、后期的浙西派詞論家都標舉神韻、清空、淡遠、清麗的標準。他們選編《詞綜》也好,自己的創作也好,大多體現出這種特色。就是將感情化作清麗淡遠的意象,用清新別致的語言含蓄蘊藉地表達出來。用朱彝尊的話來說是空中傳恨。厲鶚則將此種詞比作淡雅悠遠的南宗畫。
2. 請從風格的角度談談宋詞對唐五代詞的繼承
晚唐五代時期的詞以溫庭筠為首、西蜀詞人為主形成了以“花間”為名的詞派。作品藝術上多用曲折的筆調、華麗的辭藻精雕細琢。花間詞之外還有南唐詞,主要指馮延巳、李璟和李煜的作品。他們的詞風與花間詞不同,特別是李煜的詞,以白描取勝,藝術造詣很高,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詞發展到宋代,詞坊顯示出強烈的藝術魅力,與詩相映生輝。此時,晏殊和歐陽修并稱,他們的詞繼承了花間派婉麗、南唐詞疏朗的風格,受到世人好評;另一方面,柳永的慢詞接受了民間詞的影響,吸收前代詩歌的精華,集成曲子“俗”的一面,也接受花間詞派以“情”見長的一面。
柳永之后,蘇軾對艷詞予以貶斥,努力以自己的創作改變艷詞風靡一時的情況,使詞的發展新的局面。但在當時秦觀接受花間詞南唐詞的影響,深得一唱三嘆的妙諦,被人稱為“婉約之宗”。此后還有周邦彥、李清照等婉約派的集大成者涌現出來,仍沿著花間詞、南唐詞的路子,以秦觀為正宗,兼采眾長,加強音樂性,形成了沉郁頓挫的詞風。
3. 浙西詞派的詞派評價
浙西詞派的詞論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現實意義。它是企圖匡正明代詞壇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來洗除纖靡淫哇之頹風。出發點有積極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觀效果;不但在當時有號召力,而且對于整個清代詞壇影響甚大。但他們標榜醇雅清空,僅在詞的格律、技巧上下功夫,而沒有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豐富復雜的社會生活,對作品的內容方面重視不夠,題材不廣,開掘不深,寄興不高,走的仍是一條格律詞派的老路——這是一條愈走愈窄的通幽曲徑,沒有寬廣光明的前途。這正是浙西詞派的局限所在,也是他們最終沒有能夠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浙西派詞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強調了空中寄情。其創始者有國破家亡的親身經歷,于詞中隱隱寄托這種情感;其后繼者們缺乏這種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煉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時為了強調詞之體色,又認為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吟太平。這也給后世以不好的影響。
但總的說來,浙西詞派的出現是適應了清初反映現實的需要,隨著清初社會矛盾的尖銳,逐漸發展壯大,又隨著清王朝的鞏固繁榮而衰落。至乾隆年間,浙西詞派中出現了三蔽(淫詞、游詞、鄙詞),于是常州詞派出而代之。隨著近代社會的變化,浙西詞派后起者如杜文瀾、張鳴珂等人詞風也有了轉變。而且,常州詞派也吸收了浙西詞派尊詞體、重寄托等理論及創作經驗。
4. 王國維的詞派歸屬是浙西嗎
歸屬是浙西
王國維的詞派屬于常州派詞,而常州派詞與陽羨詞派同屬浙西詞派
浙西詞派是清代代前期最大的詞派,影響深廣。其創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故稱之。該詞派其他主要作家還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龔翔麟。隨著清朝統一全國,走向鼎盛,陽羨派悲慨健舉、蕭騷凄怨之聲,漸成難合形勢要求的別調異響,以朱彝尊等為代表的浙西詞派順應太平,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播揚上下,綿亙康、雍、乾三朝。浙西詞派的領軍人物朱彝尊,晚清大儒沈曾植,國學大師王國維,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沈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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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浙西詞派與常州詞派有什么不同
浙西詞派是清初詞派,以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朱彝尊為代表。他推舉南宋姜夔、張炎一類婉約詞人之作,認為張炎所言“清空”為作詞的最高標準。朱氏詞風醇雅清麗,他的詞論與詞作受到浙西詞家的認同,標舉朱彝尊推崇的姜夔、張炎不楷模,影響波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年詞壇。后來龔翔麟選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崖登及他本人之詞為《浙西六家詞》,遂有“浙西詞派”之稱。浙派詞比較重視詞的音律和辭藻,但內容與抒情則相對薄弱。他們從形式的角度強調詞的質實。
常州詞派則是清中葉詞派,以武進(今江蘇常州)人張惠言為代表。他提倡“以國風、離騷之情趣,鑄溫、韋、周、辛之面目”,要求詞要通過比興手法表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講求文辭之“深美閎約”的體式。但由于他所說的“比興”,主要還是從個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與詩騷傳統迥然有別,所以他所提出的恢復風騷傳統的愿望很難從根本上實現,只是由于張惠言的重大影響,才使這種理論在當時相當風行。屬于常州詞派的作家還有張琦、董士錫、周之琦、周濟等人。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周濟。周濟不僅強調詞的社會功能,而且主張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這就在一定程度避免了詞對寄托的過分粘連,體現出詞體形式主義的超然一面。他只取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較之張惠言的選擇更為簡明,使學詞者的楷模更為明確。常州詞派經過周濟的發揮,在體系上更為完備和實用,在詞壇上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晚清。常州詞派從內容質實的角度主張恢復風騷傳統,強調寄托比興。
6. 清"浙西詞派"是怎樣得名的
詞起于唐,盛于宋,而衰于元明;到了清代,詞的創作和研究又重新活躍起來,詞家輩出,詞作繁富,詞壇上出現了不同的流派,詞論上主張各異,創作上風貌紛呈,加上大量地整理編印詞集、詞選、詞話,一時景象繁榮,蔚成大觀,被人們稱為詞的中興時期。在清初諸詞派中,浙西詞派是當時和后來影響都很大的一個重要詞派。
浙西詞派是因其開創者朱彝尊及其主要成員大都是浙西人而得名。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chàng暢),號竹坨(chá茶),又號金風亭長;秀水(今浙江嘉興)人。精通經學考據,工詩能文,詩與王士禎為南北兩大宗,尤擅長詞;其《曝書亭集》中,收有詞集《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等四種,計七卷,凡五百余首;加上拾遺和補輯的詞,共有六百多首;有清諸詞家中,除陽羨派詞人陳維崧外,詞作之富很少有人與之匹敵。朱彝尊的同里詞人還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龔翔麟等,他們同氣相求,互相唱和,與朱彝尊合稱為浙西六家;龔翔麟曾將各家詞作合刻為《浙西六家詞》。
浙西詞派以浙西詞人為主,同時也包括創作傾向與之相同的他籍詞人,如同時稍晚的桐鄉(今安徽桐城北)人汪森、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錢芳標、仁和(今杭州)人丁澎等,雖不是浙西人,但在論詞觀點和創作特色上和浙西詞人同承一脈。因而也極力推波助瀾。正如朱彝尊在《魚計莊詞序》中所指出的那樣:“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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