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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本段]【成書原因】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并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愿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
《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
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
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
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也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編輯本段]【創作態度】
嚴謹實錄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并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
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
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客觀公正
司馬遷堅持“實錄”精神，在給人物作傳記時，并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
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丑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
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
司馬遷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于漢武帝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
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評價分明
項羽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
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并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
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游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
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
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
著重寫其“為人”，并注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
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
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
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
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并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于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編輯本段]【內容體例】
內容結構
《史記》是一部通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
“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
文章內容
《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后面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編撰主旨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際”：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關系，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
“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參考內容
《史記》參考了眾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家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
司馬遷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后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
《史記》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后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
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體例結構
本紀
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
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
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
“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
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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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
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
“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孔子世家
是記載諸侯國之事的。
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
從西周的大分封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后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
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
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
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
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云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
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
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
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
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
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
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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