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司馬遷評價孟子說:“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
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說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所謂“所如者不合”與“迂遠而闊于事情”,是說孟子的學說主張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相差太遠,孟子被認為是過于理想化了。
孟子提出的性善論,荀子主張性惡論。
孟子與荀子同為先秦儒家大師,但其關于人性善與人性惡的觀點卻截然相反。
那么究竟誰的觀點代表儒家原則?是孟子對而荀子錯,還是荀子對而孟子錯,抑或是二人都錯?結論只能是二人都錯,也就是說二人在邏輯思辨上都是獨斷的,而都是出于獨斷這一點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內的儒家的共同原則。
儒家學說是一道德體系,其中的許多原則屬自明性質,非由邏輯論辯可以證明,也無須通過邏輯論辯的形式證明。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惡,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異,也不在于儒家邏輯論證方法的差異。
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為早期儒家大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論上的一致。
荀孟所以不同,是因為二人在儒學的理想與實踐上有著不同的側重。
表面上看性善、性惡正相反對,實際上卻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極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認為性不是不可以改變的,不是決定一切的,所以所謂性善性惡,先天后天,原也就無所謂善惡,性善性惡只是二人邏輯論證的不同前提而已。
孟子的“義”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
“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
仁義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先天雖有的,后天也有可能會失去。
荀子的仁義雖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偽”,“強學而求有之”。
先天沒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備。
所以先天有沒有并沒有關系,關鍵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擁有。
所以說,性善論與性惡論是同樣歸結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與“學”的實踐原則,在此一點上二者并沒有本質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為什么會有一人主張性善、一人主張性惡?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
對此,司馬遷早有指出。
《史記》將孟子與荀子合傳,是有其充分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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