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在隨機中尋找自己：《一句頂一萬句》讀后感
先鋒作家中，最喜歡余華和劉震云，倒不是因為學理上得出的結論，慚愧讀書甚少，如莫言、殘雪、格非等先鋒作家，議論起來恐怕讓人抓住尾巴，笑掉大牙。
說起新作，余華十年磨一劍寫出《兄弟》，劉震云倒顯得勤快，新作不斷，我想這種勤快大抵也有導演催促的意味，電影和文學較勁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
個人覺得（從正規的研究方法說是接受美學范疇讀者中心論的角度去看），兩者的作品似乎讀起來有點南轅北轍。
總體來講，先鋒文學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這點在眾多理論家批評家甚至本人極其不成體統的畢業論文中可以窺見一斑。
但如今已不是1985年，而是新世紀紅旗飄揚的2009，所以無論是從結構或是語言上來講，兩人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多棱鏡的一角罷了。
原諒我的后知后覺，兩人的作品皆是在大學時代開始涉及，那時正值《兄弟》剛剛出版，爭議頗多，所以買來一本看個究竟。
那時候寢室規定11點熄燈，或是情節確實吸引，或是生活過于無聊，總之在被窩里拿一手電筒一直看到天亮，而且還會跟隨情節的進展傻笑偷笑或是淫笑一陣。
即使是其成名作《活著》，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一口氣讀完。
總地來說，可以用作者一書名的字面意思概括閱讀其作品的感受“在細雨中呼喊”；而后者就不同了，讀劉震云的第一篇小說是《溫故1942》，情節大概記不清了，是饑荒那檔子事，然后是《一地雞毛》，“小林家的豆腐餿了”，那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樣的開頭挺艮的，現在看來也沒啥，直到前幾天看完的《一句頂一萬句》。
按著上文的辦法，用一作品概括劉震云作品的感受，非“一地雞毛”莫屬。
在我看來，劉的文章是糾結著的，是家長里短，或者是跟那部香港電影同名“破事”。
由于我急性子，一讀這樣的文章，總是不能一口氣，否則心臟難受，所以，讀劉的文章從來都是一天幾十頁的進度。
也不是為了理節奏，就是讀不下去罷了。
而且，每到最后一頁的時候，總會嘆口氣，意思可能是“總算讀完了”。
言歸正傳，說說《一句頂一萬句》，買書的時候看到許多評論者說，大抵的意思是在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還能有這樣的作家實屬難得。
事實上并不如此，依我而言，文學始終是小眾的奢侈品，像現在一些人開始從文學來做一些所謂文化研究的事兒，純屬狗屁，且不說兩者是否存在包含和依靠，單就從一件事扯到另一件事，已經是大不道了。
所以，說難得這類人，我只能說你涉世太淺，涉作品太少，比我還少。
看看當代的作家，我總在強調，文學沒死，毋庸置疑。
我以為，如果說八十年代是一個坎，那兩千年則是另一個坎，曹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一書中就曾說過，此時的文學，無論是語言或是結構，都是一次明顯的豐富。
當時許是改革開放帶來了高潮，而新千年則是由于網絡盛行帶來了快感，（當然本人不是茍同“網絡文學”這一說法，事實上，所謂的“網絡文學”只是媒介研究罷了。
）語言和結構的豐富程度再次提高，一些新的詞匯進入文本，現在讓你去讀《你別無選擇》，你怎樣也不會理解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所以，這一時期的優秀作品存在有其必要客觀因素。
如果硬要說出個一二三，建議去買《小說月報》看看，慢慢體會。
再次言歸正傳，單說《一句頂一萬句》。
小說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大概是這樣說的，“有些人一天十句話都說不上，有些人一天要說幾萬句。”總之是有人能說，有人不能說，能說的人不一定能說到點上，不能說的人不一定就不能說到點上，當然能說的和不能說的都有可能說到點上。
小說分為“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兩部分。
個人認為上部好些，可能是因為本人總是虎頭蛇尾。
故事還是劉震云的故事，寫法還是劉震云的寫法。
就算不給你作者名也能知道是誰寫的小說。
曾經有人問我為何喜歡這作家，我說，這人太他媽懂得生活了，我以為，能把生活中芝麻綠豆的事芝麻綠豆地描述起來，即是高手，并且，由于本人半路出家，術業雖未專攻，但卻并沒忘本，所以總把劉的作品視為做民生新聞者的必讀書目。
而且，我確實嘗試過拿起筆來寫些什么，可即使是操作一個短篇，都覺得詞窮。
所以作家之所以稱為作家，都不是等閑之輩。
故事從幾家人推及開來，試圖去反映一個群體。
這樣就會有廣泛的意義，生活細節處理得很好，但是我也一直想問，劉震云是否對于豆腐有所偏愛，或是河南賣豆腐成風。
從出延津的過程來說，各種糾結，最后人生還是一個隨機，加上回延津記，都是一個道理，而能夠構建出如此多的人物，把他們有機地串聯起來，可以視為頂流作家的基本素質。
而對話的設計是也值得稱道。
我總認為小說的對話極其重要，有些作家如什么寶貝之流，雖然生活勇敢，寫作細致，但沒有對話留給讀者的只剩體會，并不是活生生的場景。
她就那么一寫，你就那么一看，體會到體會不到，闡釋了過度闡釋了，都沒什么意思，我甚至看過一篇文章，題目是什么寶貝的什么作品和郁達夫《沉淪》的什么比較，當時感覺這個雷人，那作者是哪來的聰明才智，比較這兩八竿子打不著的人。
此話至此，本人以為，小說一大亮點是在那樣一個時代，把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找到了一個契合點，被諷刺化了的教堂和牧師、八個教徒，并作為一個貫穿全文的非前三號角色，筆墨恰到好處，味道十足。
而農民生活，和舊農民思想，也都句句入理。
并且可以看出，作者也算是照顧廣大國人了，河南話并不是很多。
牛逼之處不說也罷，個人體會皆不同，說點個人的愚見。
首先，結構上，時間段拉長以后，總會不好把握，從吳摩西到牛愛國，分成兩部，多少有些覺得出現空擋，不如來個“延津周邊游蕩記”，專寫巧玲一代好了。
時間拉長到百年，又想寫得細致，用36萬字來求全恐怕分量不夠。
由于回延津一下子跳到了牛愛國一代，導致在這部分，作者隔一段時間就要往回拉一拉，找到和前文的關聯，反復說道誰誰也就是誰誰，是誰誰的孫子孫女。
有時候，甚至讓我感覺，這么碼，不像是為讀者碼邏輯順序，到像是自個兒在那碼一遍，別把人物弄迷糊了。
要知道，能拿起劉的大書看起來的，多數該是讀過幾本書的，不至于要反復說才能明白誰和誰是怎么回事。
第二，語言上，這可以說劉氏專利，但是也不好一遍一遍說不是為了什么，也不是為了什么，更不是為了什么，而是為了什么，這就多少讓人感覺拖沓，本來15萬字寫完的事，非要寫30萬，而這么兜圈子有時候也會把自己兜進去，在回延津，開始介紹巧玲姓什么的時候，就讓我起疑，應該反著說才對，最后是姓姜。
這也是為什么我看劉文章糾結的地方，不單是情節和人物情感上的糾結，在小說最直觀的白紙黑字層面就已經讓人覺得有些透不過氣。
當然，這些也許都是作者的考慮罷了，讀者往往只配發牢騷。
我也一直以為，小說結尾的處理實屬關鍵一刀，捅好了，是心臟，捅不好，充其量是個大腿。
結尾依然是劉的風格，不慍不火，但力度十足。
歸結起來，個人覺得，每個人都要尋找，尋找的不是人，不是物，不是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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