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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
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
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
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閑。
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
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里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
但他終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
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了。
他躊躇了一會，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
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
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于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
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
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涼。
又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只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
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
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
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
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我趕緊拭干了淚。
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
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
過一會兒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
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淚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
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于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
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
但最近兩年不見，他終于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
我北來后，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唯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老王 楊絳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著閑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后，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
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干戶。
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么親人。
老王不僅老，還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
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什么惡病，瞎掉一只眼。
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
有一次，他撞在電桿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
那時候我們在干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癥，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
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著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
后來我坐著老王的車和他閑聊的時候，問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
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愿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
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
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
胡同口登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
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開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
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
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
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
”我一定要給錢，他啞著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干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
他并沒有力氣運送什么貨物。
幸虧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
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
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
他說可以湊合。
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錢吃了不知什么藥，總不見好。
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
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著冰傴（yǔ）著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么高。
也許他平時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
他面色死灰，兩只眼上都結著一層翳（yì），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
我吃驚地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嗯”了一聲，直著腳往里走，對我伸出兩手。
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雞蛋。
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里多得數不完。
我也記不起他是怎么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么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后轉身進屋去。
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自己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著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
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
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
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
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
我問“老王怎么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時候······？”
“什么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溝里。
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
我想他是知道的。
但不知為什么，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
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
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zuò）。
我的母親 胡適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 ，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里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過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丟臉，出丑。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
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
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他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他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
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
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
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
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
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
上野的櫻花爛熳(màn)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fēi)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
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賣，有時還值得去轉一轉；倘在上午，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
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
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
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jì)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后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
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
飯食也不壞。
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
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gān)，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
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
解剖(pōu)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學。
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xié)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
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
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
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并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
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
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并且說，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
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
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
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
──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
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
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尸體。
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
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
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
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
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
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
因為要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
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shú)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jié)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
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干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
”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wèi)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
”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
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
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huì)，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
不幸7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
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piē)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一九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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