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蔡元培思想 的 影響
他的教育思想 五育并舉 兼容并包
我中學也是學文科的，在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北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基地，蔡元培校長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蔡元培掌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的學術民主，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各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蔡元培主張學術自由，反對學術的門戶之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讓他們并存。為此，北大面貌煥然一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蔡元培掌北大之后，提倡“思想自由”的學術民主，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各種社會思潮的策源地。
歷史對蔡元培在這一時期的功績作出了評價。
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吳承仕大會致蔡元培家屬的唁電中說：“偉大的五四運動，實先生提倡誘掖，導其先路。”吳玉章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說，蔡任北大校長后，“一時新思潮勃興，學術思想為之大變，尤其是我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社會主義的思潮，洶涌于一般人士，特別是青年腦筋中，使中國苦悶而沒有出路的革命知識分子得到了新生命，獲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沖破舊桎梏而創造新文學、新文化的勇氣，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這就為中國歷史開一新紀元。雖然這是時代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而蔡先生領導之功自不可沒。”這兩段文字，清楚地揭示了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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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看待蔡元培對近代史的影響
蔡元培先生被**同志譽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學為基本，術為枝葉”的觀點。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
蔡元培書法
劉曉鋼先生在實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說：“到蔡元培的《論國文之趨勢》、《國文之將來》，便正式把文章分為實用文和美術文（即藝術文）兩大類，開始創立獨立的實用文理論了。”蔡元培先生明確指出：國文分兩種：一種實用文，在沒有開化的時候，因生活的必要發生的；一種美術文，沒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時候不能不有的。（論國文的趨勢及國文與外國語及科學的關系.1920.10）
我國自古不區別科學與文學，一些寶貴的科學思想都淹沒在雜記體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記載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創造與發明不得傳世。五四時期隨著西方科學觀念，科學知識的輸入，特別重視科學記載方式的研究，將應用文特立為一科，放置恰當的地位，其眼光當然是遠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導者和實施的組織者。（節選自《應用寫作》雜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設應用文體學的先驅》）
3.蔡元培的辦學思想、形成背景和影響
蔡元培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學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一基本精神，貫穿了蔡元培的全部教育思想，包括他的高等教育辦學思想。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擔任校長時所采取的“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是其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辦學方面的集中表達，亦是蔡元培對大學的理解。
他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并進一步加以解釋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1]。在他看來，這不僅是大學，而且是客觀事物普遍的規律。
他的這種觀點，既包含了我國古代哲學中“和”的辯證思想，也符合高等教育和學術發展的基本規律。“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在當時不僅為社會各種進步思潮提供了自由討論、傳播的場所和機會，而且就高等教育辦學而言，亦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學術價值。
大學既是教育和學術研究機構，同時也是社會文化和科學創新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科學和文化創新來推動社會進步是大學的基本社會職能。如果大學思想活躍，人人都可以在一種寬松的環境中自由地進行思考和探究，那么科學和文化就會日新月異，整個社會也充滿活力；反之，如果大學彌漫陳腐之氣，到處是千人一面的思想和方法的因襲與復制，稍有創新即視為異端，則文化和科學就會受到壓抑和摧殘，社會發展就會受到阻礙。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此類例證屢見不鮮。 蔡元培強調大學的研究工作，認為這是大學區別于中小學和高等職業學校的一個根本特性。
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他提出自己對“大學”的解釋：“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2]。1912年，他在擔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之初，就親自起草并頒布《大學令》，提出“大學為研究學術之蘊奧，設大學院”，招收大學各科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為“大學院生”，規定“大學院生在院研究，有新發明之學理，或重要之著述，經大學評議會及該生所屬某科之教授會認為合格者，得遵照學位令授以學位”[3]。
這些改革，奠定了我國現代研究生教育和學位工作的基礎。大學之不同于中小學，一個重要特性就是研究工作在大學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研究的職能為大學獨有，是由大學在社會文化和科學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學術研究的水平代表了一所大學的發展水平。
大學給學生提供的不僅僅是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濃厚的學術氛圍。大學教師如果沒有不斷創新的學術研究，那么他的教學不可能長期處于較高的水平。
大學的研究工作做不好，其教學工作發展也就不會有后勁。因此，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切實加強學生的基本理論學習，他沒有簡單地就教學論教學，而是在加強教學管理的同時特別強調教師的科學研究工作。
在他看來，教師如果不從事科學研究，就難免陷入抄發講義、不求上進的狀態[4]。北京大學能夠在中國高等教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與當初蔡元培提倡“研究高深學問”，鼓勵“有新發明之學理”，并努力創造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是分不開的。
強調大學的研究性質，并非意味著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相反，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應當是多種層次、多種門類、多種體制的，這樣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養出社會需要的各種各樣的人才。
1917年，蔡元培在國立高等學校校務會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議案，主張按文理科和應用學科來分別設置高等學校。他用“治學”和“治術”來區別當時的兩類高等學校，認為“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5]。
在他看來，大學是培養學者，全面提高人的學術素養的，而高等專門學校則是造就高等職業技術人才。對這兩類不同培養目標的高等學校，蔡元培主張應有不同的辦學方式。
在大學，應當引聘終身研究學問的學者為師，以全面培養學生成為研究型人才；在高等專門學校，則應當重視實際操作練習，并可以延聘技師、管理人員等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來進行相關教學。在回答周春岳對大學改制的異議時，蔡元培作出這樣的解釋：“兩者有性質之別，而不必有年限與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質之差異，而一謂之‘大’，一謂之‘高’，取其易于識別，無他意也。”
[6]可見，他是將這兩類學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蔡元培提出分設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主張，主要是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模式，而該模式在德國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美國在20世紀初也明確劃分出“研究型大學”這一類高等教育機構，英國近年來則明確提出“研究主導型”和“教學主導型”的大學分流[7]，其目的都是為大學多種社會功能的充分發揮提供管理機制上的保障。 蔡元培提倡的“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不僅意味著容忍在大學講壇上百家爭鳴，而且包含了學校在管理上不過度干預的思想。
他領導下的北京大學，包容了各種學派的學者，甚至同一門課有時由不同學派的教師同時來講，譬如舊派的黃侃和新派的錢玄同就同教文字學。學校并不因學派迥異而廢其一，不干預他們采取各自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學生也往往兩邊都聽，以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教師聘任和管理方面，蔡元培主張“人。
4.分析蔡元培辦學思想形成的背景,簡述其影響
1916年時的北大，雖然已經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其作為“皇家大學”的官僚氣與衙門氣依然濃厚。
在教員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這些教師即使不學無術，也受到學生巴結，以便日后自己當官仕途方便。北大的這種腐敗名聲，蔡元培早有所聞，朋友們也勸他不要去，擔心他“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名聲有礙”，然而蔡下定決心。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
蔡元培認為教師不熱心學問，學生把大學當作做官發財的階梯，這是北大“著名腐敗的總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確大學的宗旨，并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后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思想方針.。
5.蔡元培對社會教育的作用
生辰： 1868年1月11日
祭日： 1940年3月5日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紹興人，原籍浙江諸暨，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并舉的教育方針和“尚自然”、“展個性”的兒童教育主張。他試圖通過貧兒院的試驗和推廣，逐步以學前兒童公共教育替代當時的家庭教育，最終實現學前兒童公育的理想。他是我國近現代美育的倡導者，主張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三方面實施美育，設想通過胎教院、育嬰院、幼稚園三級機構實施學前兒童美育：把胎教作為美育的起點；讓嬰兒及其母親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藝術美構成的環境之中；認為幼稚園的美育一方面通過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專題”進行，另一方面則要充分利用其他課內涵的美育因素，如“計算、說話，也要從排列上、音調上迎合它們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與語法。”教育論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選》、《蔡元培教育論著選》等。答案補充 蔡元培是20世紀初中國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創者。他明確提出廢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導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為急務，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初步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新教育體制。
蔡元培的教育實踐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大學的性質在于研究高深學問。他提倡學術自由，科學民主。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將“學年制”改為“學分制”，實行“選科制”，積極改進教學方法，精簡課程，力主自學，校內實行學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這些主張和措施，在北京大學推行之后，影響全國，以至有人稱他為自由主義教育家。答案補充 蔡元培也很重視勞動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學辦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創辦愛國女校。蔡元培對近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主要是：
1.自蔡元培始，中國才形成了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體系和教育制度。
2.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3.為中華民族保護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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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元培的精神
人格精神是具有穩定性和確定性的價值原則和價值觀念的人格統一體的表現。
受儒家“君子人格”的影響，蔡元培在長期的文化教育實踐中，形成了高尚的道德人格，其具體外在表現是：矢志于“教育救國”的人生觀、坦蕩的君子胸懷和謀求道德濟世的精神等。它們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從而整合為蔡元培的高尚道德人格內涵的統一體。
蔡元培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大學教育，深受現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響。他認為，大學是人格養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搖籃，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撐，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學府。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原則治校，延聘當時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文化精英薈萃北京大學，有傳統的，也有反傳統的，有受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及蘇俄等不同國家文化思潮影響的學術名流，很快形成全國文化中心，把20世紀中國現代文化運動推向最高潮。這些多元的文化雜合看起來充滿矛盾、爭執乃至沖突，但正是這樣才產生真正的文學。
7.蔡元培的評價主要在那方面
蔡元培在少年時期，已名動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稱贊：“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
劉曉鋼先生在實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說：“到蔡元培的《論國文之趨勢》、《國文之將來》，便正式把文章分為實用文和美術文（即藝術文）兩大類，開始創立獨立的實用文理論了。” 傅斯年：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
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鄉，他“從小時候就聽人說蔡元培是一個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個翰林，可是同時又是亂黨。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當然看了也是不懂，但總之是不守八股的規矩，后來聽說他的講經是遵守所謂公羊家法的，這是他的古怪行徑的起頭。
他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為他的為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
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么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艷聞，可謂知識階級里少有人物。
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于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孑民言行錄》，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云：‘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于狂者矣。
’又云：‘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
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
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馮友蘭評價蔡元培：一介寒儒，書生本色。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圣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
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后，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領導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
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于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北大師生至今仍深情追還著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說他“對人接物，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愿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和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
林語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說：“蔡先生就是蔡先生。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
言下之意，似乎含著無限的愛戴及尊敬，也似乎說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盡管可有長短處，但是對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么可說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說：“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認識人，使用人，維護人。用人得當，各盡其才，使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熱和光，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說過：“影響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于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
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蔣夢麟評論道：“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之可愛，無疾言厲色。
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大觀推刃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茍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 任鴻雋說：“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語堂認為蔡元培“軟中帶硬，外圓內方”。 曹建稱蔡元培“骨子里卻洋溢著剛勁不撓的氣概”。
陳西瀅評價蔡元培是“當代最有風骨”的“大丈夫”。 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
8.蔡元培的人物成就
蔡元培對近代與現代中國教育、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主要是：
一、自蔡元培始，中國才形成了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體系和教育制度。
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三、為中華民族保護了一批思想先進、才華出眾的學者。
他不僅為中國近現代資產階級大學教育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其中許多真知灼見，如重視大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發展學生個性，主張“溝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學問的專家實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對后世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