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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秦淮河，它那旖旎的風光，尤其是它那蘊含歷代興亡的史跡，歷來就是許多騷人墨客歌詠憑吊的場所。
唐代著名詩人杜牧的《泊秦淮》，就是其中膾炙人口的名篇。
詩中說：“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把對秦淮美景的抒寫與對時局的深沉感慨結合了起來。
到了清代，孔尚任作傳奇《桃花扇》，更是極寫秦淮河笙歌繁華的氣象和國破家亡的慘景。
因此人們神往秦淮河，正如朱自清文中所說的那樣，不僅是因為它那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美景，是有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這兩篇散文寫于“五四”革命風潮剛剛過去三四年的時候。
當時，隨著革命的深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進一步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
比之“五四”當時來，整個文化領域顯得比較冷落。
由于新的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一些知識分子感到前途茫茫，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樣：“到了‘五卅’的前夜為止，苦悶仿徨的空氣支配了整個文壇，即使外形上有冷觀苦笑與要求享樂和麻醉的分別，但內心是同一苦悶彷徨。
走向十字街頭的當時的文壇只在十字街頭徘徊。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這兩篇同題散文當可印證這一點。
文章中表現出，無論是俞平伯還是朱自清，由于他們都困縛在知識分子的狹小天地里，因而他們也就不可能從秦淮河的歷史和現狀里，發掘出更有積極意義的思想來。
他們也有所不滿，有所追求，但是又感到十分迷惘，因而文中就都有著一種悵惘之感。
他們不掩飾自己思想上的苦悶。
朱自清寫道：“這實在是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
”俞平伯則寫道：“其實同被因襲的癬趣所沉浸。
”他們都有著一種精神的渴求，想借秦淮之游來滋潤心靈的干枯，慰藉一下寂寞的靈魂，這里多少還回蕩著一點“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呼聲，雖則這呼聲是那么輕微。
但是山水聲色之樂，不能解除他們精神上的苦悶，他們也不能像古代一些文人那樣放浪形骸，因而在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上，他們處處顯得拘謹，顯得與環境很不協調。
結果是乘興而去，惆悵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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