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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賞析
安娜是19世紀70年代俄國上流社會貴婦人的典型.她純潔善良,誠實端莊.她在各個方面都高于一般的貴婦人,她追求個性解放,她厭惡包辦的不幸婚姻.
安娜自身也很矛盾，她地位脆弱，處境不利,當時舊道德,舊封建勢力在上流社會占統治地位，安娜在法律道德,教會，輿論面前地位脆弱，對個人幸福的追求構成內心世界的矛盾，使她最后走上自決的悲慘道路,她是一個開始覺醒又未完全覺醒的貴婦人.
安娜的慘死從多方面揭發和控訴了沙皇俄國特別特別是它的上流社會的腐敗和黑暗
彼得堡貴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寧的妻子。
她的哥哥奧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過著放蕩的生活。
他與過去的家庭女教師發生暖昧關系，妻子道麗發覺后，非常痛苦。
安娜為了調解哥嫂糾紛來到莫斯科，在火車站與近衛軍軍官渥倫斯基邂逅。
安娜的高雅風姿和笑容中蘊含的一股被壓抑的生氣使渥倫斯基為之傾倒。
與此同時莊園貴族列文也來到莫斯科，他已年過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決定向他青年時代就喜愛的吉提求婚，而當時吉提正迷戀著渥倫斯基，她拒絕了列文。
但渥倫斯基見到安娜后就不再與吉提交往。
安娜的到來使道麗和丈夫言歸于好，卻使道麗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鄉下，埋頭從事農業改革，希望以此忘卻個人生活上的失意。
他嘗試養育優種牲畜，引進農業機器，但總不能得到應有的效益。
安娜在歸途中發現渥倫斯基也同車而行，她心神不寧，卻又興奮，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倫斯基在社交場合經常相遇，在一次宴會上渥倫斯基向安娜表白了愛情。
他們兩人單獨在一起時間過長，引起人們議論，回到家卡列寧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禮儀、遵守婦道。
而這種官腔和說教反而使安娜關閉了心靈之門，從此她陷入情網而不能自拔。
安娜與渥倫斯基的關系在賽馬會上終于暴露：當渥倫斯基的馬摔倒時，安娜的態度完全失常。
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認了她是渥倫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寧卻要求安娜一切維持現狀，只是不許在家里接待渥倫斯基。
列文在農村常和農民一起勞動，向往過一種全新的生活，像農民一樣樸實，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場，在國外療養后即將回來，又激發了對她的愛，列文再次求婚，他們終于結合了。
婚后住在莊園里，過著美滿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沒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在農業上的各種設想常常失敗，農民不信任地主。
他幻想建立一種股東聯營方式，使農民和地主同樣得益，達到“以利害的調和和一致來代替互相仇視”，但各種新方法、新措施都無效。
他不知道該如何生活，苦惱得幾乎自殺，最后從一個老農那兒得到了啟示：“人活著不是為了填飽肚子，而是為了靈魂，為了上帝。
” 安娜的處境越來越糟，她懷了孕，分娩時又患產褥熱，幾乎死去，病危時她向丈夫請求寬恕，并希望他與渥倫斯基和好，卡列寧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應了她的要求。
可是安娜病愈后又無法繼續與丈夫生活下去，終于不等丈夫同意離婚，就與渥倫斯基一起到國外去了。
在歐洲旅行三個月回來，安娜思念兒子，在謝遼沙生日時，她不顧一切撞進自己住過九年的那幢房子。
看到兒子她激動異常，母子倆緊緊擁抱，難分難舍。
直到卡列寧走進兒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離去。
從此，安娜永遠失去了心愛的兒子，得不到離婚許可，與渥倫斯基只能是非法結合，上流社會的大門對她緊閉，處處遭受冷遇。
她只能孤獨地住在渥倫斯基的莊園里，想方設法消磨時間。
當渥倫斯基一人外出時她就懷疑他另有新歡，因此兩人發生口角。
一次在爭吵后安娜陷入絕望境地，一面寫信發電報，一面追隨渥倫斯基到了火車站。
這時，她朦朧中想起他們第一次的相見以及當時一個工人被軋死的情景。
這仿佛暗示了她的歸宿。
安娜向正在駛來的火車撲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滅了，她的痛苦也永遠擺脫了。
《安娜·卡列尼娜》是由兩條主要的平行線索和一條聯結性次要線索結構而成的，整體上反映了農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個身，一切都剛剛安排下來”的那個時代在政治、經濟、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
小說通過安娜——卡列寧——渥倫斯基線索展示了封建主義家庭關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淪喪；通過列文——吉提線索描繪出資本主義勢力侵入農村后，地主經濟面臨危機的情景，揭示出作者執著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
而道麗——奧勃朗斯基這一次要線索巧妙地聯結兩條主線，在家庭思想上三條線索相互對應、參照，勾勒出三種不同類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以這種建筑學而自豪，圓拱將兩座大廈聯結得天衣無縫，“使人覺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頂”。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優美豐滿的女性形象之一。
她以內心體驗的深刻與感情的強烈真摯，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劇性命運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現時的音容笑貌令人難以忘懷：她姿態端麗、溫雅，一雙濃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壓抑的生氣在她的臉上流露……仿佛有一種過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違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顯現出來。
在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現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們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謎。
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辦下嫁給了比她大二十歲的大官僚卡列寧。
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兒子身上。
渥倫斯基喚醒了她晚熟的愛情。
她渴望自由而大膽地愛，不愿像別特西公爵夫人那樣在家宴上公開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議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關系，偷偷與情人往來；終于沖出家庭與渥倫斯基結合，公然與整個上流社會對抗。
從此安娜失去了一個貴族婦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權利，除了渥倫斯基的愛，她一無所有，因此，她熱烈而執著地獻身于這種愛。
確實，在國外，在渥倫斯基的莊園里，安娜曾體驗過短暫的“不可原諒的幸福”。
她丟棄母親的天職，但內心無法平息因失去愛子而產生的悲傷；她想昂起驕傲的頭，宣稱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卻擺脫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識。
她的靈魂一直受到折磨。
而孤注一擲的、囿于自我的對渥倫斯基的愛又不可能得到相應的感情反響，安娜絕望了，她在臨終前滿含怨憤地喊出：“一切全是虛偽、全是謊言、全是欺騙、全是罪惡。”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創作過程中有過極大變化：從一個低級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寫成真誠、嚴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女性。
托爾斯泰通過安娜的愛情、家庭悲劇寄寓了他對當時動蕩的俄國社會中人的命運和倫理道德準則的思考。
作家歌頌人的生命力，贊揚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時，他又堅決否定一切政治、社會活動（包括婦女解放運動）對改善人們命運的作用，強調母親——婦女天職的重要性。
作家世界觀的矛盾構成安娜形象的復雜性。
一百多年來各國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臺、銀幕、熒光屏。
安娜形象一直激動著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讀者，這正說明安娜形象的藝術生命力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