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孟子的學說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以至于我們稱之為“亞圣”，和孔子并舉，稱之為“孔孟”。
而提到儒學，我們已經將其視為“孔孟之道”了。
孔子的兩個學生，孟子和荀子是最著名的兩個人。
據說孔子還有一個徒弟顏回，頗受孔子喜歡，可惜英年早逝。
孟子和荀子生活的時代，和孔子生活的時代就大不相同了，正所謂世移事易，歷史已經從春秋時期過渡到戰國時期了。
上面說過，春秋時期，諸侯各國雖然明爭暗斗，但卻沒有揭掉最后一層遮羞布，表現上看起來還是有所忌憚。
這些，司馬光在《通鑒》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了。
黃仁宇先生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以競爭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規則，也就是仍然離不開‘禮’的束縛。
”宋襄公據說是歷史上最愚蠢的軍事領導，我想，他可能還生活在春秋末期，一直奉守著所謂“貴族式的戰爭”，不想乘人之危，才留下千古的笑談。
其實，任何人都是歷史的存在，都受時代的限制，我們恥笑別人，而我們自己遲早也會成為后人恥笑的對象。
也許，我們只有學會移情，學會設身處地地地去思考古人，才能有一個公正的評價.可是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各國已經變成了赤裸裸的殺戮了。
《通鑒》中用寥寥數筆帶過了諸侯國之間的爭斗，可謂已經明目張膽。
商鞅變法，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就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
所謂獎勵軍功，也是把戰爭和國防突出為國家的中心任務。
還有一個現象應當注意，就是車站逐漸被騎兵和步兵所代替，而戰爭形式的改變，必然加劇了戰爭的野蠻和殘酷，已經不是原來的“貴族式戰爭”了。
《通鑒》中所說的“斬首六萬”，“斬首七千”，就明顯地道出了這種戰爭的血腥。
而孟子和荀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同是孔子的學生，同樣面對布滿鮮血的戰國時代，但由于個人氣質的不同，他們分道揚鑣了。
孟子面對像動物一樣廝殺和弱肉強食的爭斗，強烈地感到了人心不古和世風日下。
如果說孔子對“周禮”還存在眷戀和一點點希望，可到了戰國時代，這種希望的泡沫被徹底打破了。
孟子的痛心可以想象：“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玫。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的選擇（之一）——讀《資治通鑒》(2) 盡管孟子在此批判的是“楊墨之道”，但令他痛心的卻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而造成的“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而戰國時代不就是這樣盡管孟子在此批判的是“楊墨之道”，但令他痛心的卻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而造成的“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而戰國時代不就是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人吃人的時代嗎？所以，孟子認為，人心墮落了，良知泯滅了，才造成了人的野蠻。
深受孔子影響的孟子認為，人之所以墮落，并不是因為人心天生就是壞的，而是人善良的本性被物欲蒙蔽了，而拯救社會最關鍵的就是恢復人的本性和仁義之心。
孟子是值得欽佩的，在那個你爭我奪的時代，他仍然沒有對人性的美好失去希望。
于是，他從自己老師“仁”的角度，闡述了自己“性善論”的主張。
孔子沒有對人性進行界定，而孟子確反復地強調“性善論”，這是因為當時時代太需要了。
時勢造英雄，孟子也是歷史的選擇。
孟子用“性善論”的主張使得孔子關于“仁”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深化。
孔子說：“孝悌，仁之本也”，孟子說：“仁者，事親者也”。
可見，孟子抓住了孔子“仁”的核心。
但孟子還不想局限于此，他要為這種“事親”的倫理情感找到更為深刻的人性基礎：“仁義禮智，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人的本性就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 人性本善，在于每個人身上都有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至于后來出現賢與不肖，君子與小人的區分，是因為前者在社會生活中保持了自己的本性，而后者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在孟子看來，只要人找回自己的本心和真心，還原了自己的本性，把自己的“善端”發揚光大，就小可以修身、齊家，大可以治國、平天下。
從而做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
于是，沿著“仁”到“性善”這條路線，孟子打通了“內圣”和“外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通鑒》中的百里奚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