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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勇：治理欠薪還需“制度護薪”http://* 2011年01月31日08:31 人民網-人民日報
摘要：深挖現象背后的深層問題，從源頭上進行治理，依法維護農民工權益，以制度代替突擊，以“護薪”取代“討薪”
“打工掙錢，天經地義！你拖欠工資就沒有良心！”人社部一位同志的疾呼言猶在耳。
而更鼓舞人心的，是各地各部門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的切實行動。
自去年以來，人社部等四部委組成聯合督查組赴津、冀、遼等10個省份檢查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北京市為3.9萬名農民工追發工資1.7億元，新疆各級工會清欠農民工工資5.3億元，江西兩個月內為5萬多名農民工追回工資及賠償金逾7500萬元……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欠薪企業數量、涉及勞動者人數和欠薪金額，都比往年下降。
但也應該正視，臨近年關，欠薪現象仍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
這些個案時刻警醒我們，雖然經過集中整治，大面積的欠薪現象已得到有力遏制，但破解這一難題依然需要艱苦的努力。
表面上看，欠薪問題屬于勞資糾紛，但問題的解決，往往不像勒令企業老板立馬給錢那么簡單。
事實證明，每一份工資要進入農民工的腰包，并不容易。
以欠薪問題最為嚴重的建筑行業為例，不簽勞動合同的用工方式，使農民工陷入維權陷阱；層層轉包的承包模式，使農民工處于利益鏈的最末端；墊資施工的運作模式，使農民工工資成了“連環債”中最脆弱的一環；項目結束才拿錢的結算方式，使農民工從一開始就進入“被拖欠”狀態。
“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治理欠薪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深挖現象背后的深層問題，從源頭上進行治理，依法維護農民工權益，以制度代替突擊，以“護薪”取代“討薪”，方為治本之策。
事實上，從制度層面破解欠薪難題已經成為各地的創新實踐。
北京推行勞動監察“網格化”管理模式，上海完善勞動關系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南寧、廣州等地建立舉報投訴制度、工資保障制度，成都實施“權益信息卡”和“工資銀行卡”等監管機制，都以不同形式開通了農民工拿到工資的“綠色通道”，拓展了保障權利的救濟渠道，值得總結和借鑒。
從目前看，各地治理欠薪，大多倚重行政力量，法治力量的運用還大有可為。
比如，農民工在與欠薪企業的利益博弈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由于法律等維權渠道存在的問題，“告他拖不起”成為農民工難以承受之重。
而欠薪者的違法行為所付成本與其所獲豐厚利潤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助長了“欠他玩得起”的心態和行為。
有鑒于此，迫切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作出調整完善，簡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降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同時加快立法步伐，打造“惡意欠薪入罪”等“撒手锏”，大幅提高違法欠薪成本，使惡意欠薪者得不償失、寸步難行。
張鳴：陳光標當好人做好事要講方法http://* 2011年01月31日08:42 南方網
原題《陳光標散財救窮的尷尬》
中國裸捐第一人，也是以捐款救難聞名的大陸企業家陳光標，揣了大筆的現金到臺灣要給貧困戶發紅包。
沒想到卻遭來不少質疑，即使一些非綠營的精英，對陳的做法也大不以為然。
最初幾日，可以說是罵聲不斷，有人甚至要陳滾回去。
然而，塞滿錢幣的紅包一包包發出來之后，事情有了戲劇性的變化———陳光標每日被大批的貧民追逐著，趕著要紅包，給則一片歡騰，三呼感謝，不給則破口大罵。
這一幕，臺灣的精英尷尬，陳光標也尷尬。
中國古代，一直有“救急不救窮”的諺語。
什么是急？逢災遭難就是急，這種時候要出來幫一把，讓人渡過難關。
但一般性的貧窮，是沒法救的，今天給了，明天給不給？天天給，就等于一直養著，最終窮人還是窮。
我不想用惡意猜度陳光標此行的動機，盡管臺灣的生活水平實際比大陸高，大陸的窮人也比臺灣多，但陳光標此番臺灣撒錢，也未必真的是去跟臺灣人別苗頭、比高低。
就算承認陳此行目的像他所說的那樣，是感恩之旅，感謝歷次大陸受災之際臺灣人的捐助，那好像最合適的時機，也該是在臺灣受災的時候。
臺灣是多災的地方，風災、地震不斷，不愁沒這樣的機會。
感恩的方式，要捐款也最好通過慈善機構。
為什么要這個時候，用撒錢的方式來回饋呢？就算收到你紅包的人都是真正的貧困戶，你的施舍，能起到多大作用呢？誰又知道，那些追逐陳光標的人，不是拿他當大頭來戲耍呢？
這樣的撒錢式的慈善并不始于陳光標，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樣的撒錢，跟隨便抓一把錢在大街亂撒一樣，除了滿足撒錢者的某種心理需要之外，對于窮人沒有多少益處。
姑且不論好多的錢，其實落不到真正的窮人手里，就是落到他們手里，養成依賴，對他們以后的生計反而是毒藥。
真正的濟貧，一是幫助他們在教育上提升，包括辦學和資助窮孩子上學，幫助失業的窮人接受培訓，以期再就業。
二是定點定期幫助那些喪失勞動力的家庭，讓他們能夠活下去。
三是幫助窮人學會自救，學會自謀生計，擺脫貧困。
顯然，這三種形式，都需要組織來做，專業的助貧N G O組織可以很好地從事這樣的工作，至于陳光標這樣有善心的企業家，只需做到定期出錢就可以了。
帶著大把的現金，滿世界撒錢，實際上不是做慈善，倒像是在做游戲。
也許，正像陳光標在臺灣說的那樣，他這樣做，無非是像小時候做好事，就能得到一朵小紅花一樣，求得大家的喝彩。
其實，他很可能還有一層意思沒說出來，當眾撒錢，看著眾人熱切盯著你和你的錢的眼神，那種眾星捧月式的感覺，的確夠銷魂的。
大街上撒錢，也的確能把某些人人性不怎么樣的一面暴露出來，看著大家你爭我奪，也的確有某種莫名的快感。
不能否認，陳光標的確是個好人，也想做點好事，但是，好人做好事也要講究方式方法，否則，也許連一朵小紅花也換不來，反倒留下一片罵聲，拿到紅包的人，也未必真的念你的好。
薛世君：春節生命力在于文化多樣性http://* 2011年02月03日03:10 大洋網-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 官方微博
摘要：傳統總在不斷沿革，不斷千變萬化以適應時代，其活力就在于“多元化”、“多樣性”，春節亦然。
多元化首先意味著多重選擇、自由選擇，有選擇就有生命力。
福虎辭舊歲，玉兔迎新春。
今天是大年初一，新春佳節。
在喜慶祥和的新年氣息中，臉上洋溢著幸福歡樂的您，或許還記得很多年前的春節習俗——貼春聯、做一頓豐盛的年夜飯、放鞭炮、看春晚、給親朋拜年……多少有些按部就班，但如今，您的新年可能發生了變化：年夜飯不在家吃，改在了酒店；鞭炮“禁放”了，就拿“電子鞭炮”一聽脆響；拜年不再需要登門，“視頻拜年”、“短信拜年”逐漸流行；說不定，您還參加了一個旅行團，春節期間暢游“新馬泰”……總之，過節方式有了很多新花樣，變遷中的春節，正在日益多元化。
最典型者莫過于央視春晚的境遇了。
除夕之夜，多家省級衛視沒有像往年那樣轉播央視春晚，而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安徽衛視播的是獨播劇《夏家三千金》，東方衛視推出了周立波的《壹周·立波秀》特別節目……央視春晚從無到有，從“唯一”到“可選”，從“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見證了過節娛樂方式多樣化的歷程，見證了春節文化日漸“多元化”的趨勢。
這種“多元化”，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逼出來的。
如今，春節的境遇可謂是“內外夾擊”——內有傳統習俗在現代化轉型中的不適感，外有“洋節”的魅力沖擊；一方面是現代生活方式的解構，另一方面則是傳統過節習俗的掣肘。
傳統農耕社會以安土重遷、子孫滿堂為主要精神特質，很多春節習俗均由此衍生而來，但今日社會流動劇烈，家庭結構日益分化，“團圓”不易，“年味”自然變淡，未能“與時俱進”的春節習俗也就面臨被架空的尷尬。
況且，近年來，情人節、圣誕節等“洋節”備受推崇，傳統節日相形見絀。
正因如此，“保衛春節”、“春節申遺”的呼聲此起彼伏。
其實，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習俗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持文化的連續性，一旦與社會發展相沖突就會自行調節，在傳統中加入時代特色，順時而動，隨時變遷，進而形成新習俗。
就此而言，很多春節習俗根本不需要“保護”，自我更新、適應時代要求乃是其題中應有之義。
比如此前曾有媒體報道，說是南京一對80后夫婦因爭執去誰家過年而積怨離婚。
獨生子女時代，自然不能再因循男權社會時回婆家過年的傳統，而把娘家晾在一邊。
此時，輪流過年等順應現代生活方式和時代特點的過節習俗，自然會磨合而生，成為新的傳統。
傳統總是在不斷地沿革，不斷地千變萬化以適應時代，其活力就在于“多元化”、“多樣性”，春節亦然。
多元化首先意味著多重選擇、自由選擇，有選擇就有生命力，過節方式的豐富多彩必將增添春節的活力和魅力。
很多人都惋惜一些過年的傳統在日漸式微，其實只是“更新”罷了，而且式微的同時也有新的傳統被“發明”出來，比如出門旅游。
多一種選擇，也就多一分魅力。
其次，春節的多元化也意味著“現代化”。
“洋節”之所以走俏，就因為它們貼近現代生活。
比如，圣誕節的娛樂性符合大眾文化娛樂化的口味，情人節的內涵滿足了年輕人愛浪漫的精神需求。
那么，春節也應該介入現代生活，融入現代氣息，通過自我更新和“與時俱進”，“進化”得老少咸宜、貫古通今，遇到洋節“入侵”，還能很快兼容并蓄，“中西合璧”，從而讓傳統節日兼具時代氣息，煥發持久的生命力。
鄭山海：40元限價中藥能醫好“看病貴”嗎http://* 2011年02月02日01:52 新京報 新京報網 官方微博
近日，杭州市衛生局再出新政，規定每帖中藥不得超過40元，此政策一出，不論是醫生還是患者均感不滿(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
有些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論是疾病還是病人，都存在比較大的變數，中醫作為一種全科醫學，其面對的病人更是五花八門，既可能是“貧困病”，也可能為“富貴病”。
現在不分差別地將一帖中藥的價格限制在40元錢以內，事實上是限制了中醫處方的自由，不論是對醫生還是患者，都無益處。
而且，中藥價格的制定，本身也不是恒定不變的，去年年初三七價格猛漲，到了年底，太子參的價格較1年前幾乎漲了10倍。
中國中藥協會提供的統計數據證實：去年全國市場537種中藥材中有84%漲價，其中28%漲幅超過51%；位列漲幅榜前列的不乏冬蟲夏草、阿膠、西洋參、三七、牛黃等常見藥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可能出現，一帖中藥，今天還是40元以下，明天就可能“越界”了，如此，醫生除了要了解藥材的藥性外，恐怕還要像股民關心股價一樣，實時了解中藥的價格變化，否則，不可能開出合格的處方。
事實上，對中藥處方進行限價，最讓人不能理解的地方更在于，限制中藥處方同時，為何沒連同西藥處方一起限制？盡管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但就各家中西醫所占的比例和中西醫科室的業務收入看，中醫相對于西醫本身就比較廉價，而且所占的醫療市場遠遠少于西醫。
換句話說，中醫并不是當前看病貴的主要推手，相反，倒是西醫的盲目輸液，新項目泛濫，新藥、貴藥源源不斷，導致一些科室，一天的平均醫療費用高達上萬元，限制這些高價的醫療項目，才是至關重要。
面對追問，杭州市衛生局的工作人員說，這個規定是專家們經過論證得出的。
但為什么中藥限價政策剛一出臺就反對者云集呢？醫療改革的主體是醫生和患者，進行醫療制度方面的改革，不認真調查醫生和病人的態度和想法，找一些不搭界的專家，閉門造車，這樣的政策必定會因為脫離實際而早早夭折，因此，杭州的40元一帖的中藥制度，實在是一出脫離醫生和病人進行醫療改革的反面教材。
趙普：“通道”里有沒有春天http://* 2011年01月30日14:55 農民日報
最近看到這哥倆是在“春晚”排練后臺。
有記者問他們：“嗓子啞成這樣還能行嗎？”他們回答：“沒事，扛一扛就過去了。”這是他們的習慣性回答，在之前的采訪中也聽到他們這樣說。
從地下通道到走上“春晚”舞臺，這中間千山萬水的跋涉，千難萬險的阻隔差不多都要“扛一扛”才能過得去吧。
成名的“旭日陽剛”現在很忙，可以預見“春晚”之后會更忙。
演出邀約不斷、采訪拍攝不斷。
脫貧是沒問題了，漸漸鼓起的腰包也能讓家人的生活好起來。
然后呢？被正式的演出院團招為員工？簽約經紀公司？或是成為某娛樂場所的駐場歌手？反正通道是回不去了，那個曾經可以自由放歌的地方只屬于寂寂無名的后來者；昏暗雜沓的宿舍也回不去了，那個曾經可以提著酒瓶光著膀子宣泄的地方只屬于困頓迷惘的掙扎者。
那么，現在他們該去向哪里？
我從看見那段視頻開始就預言他們會火，只是沒想到如此之快。
底層生活的苦厄背景或許正迎合了大眾狂歡的需要——驚世駭俗地龍門一躍。
人人都迫不及待地推上一把，成為迎接翻身咸魚的吹鼓手。
心理學上的說法，這叫投射。
即“旭日陽剛”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群體性心理的代言人。
那是些太渴望通過努力和堅持贏得勝利的城里人、鄉下人，農民工、正式工，金領、白領、藍領、花領……卻往往一敗涂地，概莫能外。
他們時刻準備著開始人生的喜劇，卻常常無果而終直至謝幕。
于是，“旭日陽剛”橫空出世，他們策馬，我們激揚。
問題是狂歡過后呢？塵歸塵，土歸土？命運要是依然扼住你的咽喉呢？人人都渴望成功，成功卻總是姍姍來遲。
憤懣與抱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能否擁有出路的關鍵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人生的“通道”，還有你能在“通道”里堅持多久。
我不建議將“旭日陽剛”奉為楷模，因為不能簡單地將他們現在的處境視作成功。
他們只是自食其力的歌者，他們獲得了應有的掌聲和改善生存狀況的基本條件。
但他們改變際遇的轉機太過偶然，偶然得脆弱不堪。
他們甚至不能左右自己，我還擔心他們日后會淪為經紀人手中的提線木偶，到哪兒都唱《春天里》，結果真實的人生離春天越來越遠。
“旭日陽剛”是我們的兄弟，是我們捧出來的兄弟。
有一天，當“旭日”成為“夕陽”，“陽剛”漸漸老去，或許我們可以在經過通道時稍稍駐足？看看有沒有令你怦然心動的“春天”，當然，這取決于你是否期待春天。
(作者系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沙元森：讓住房回歸民生關鍵在執行http://* 2011年01月28日06:32 大眾網-齊魯晚報
摘要：這次調控成敗系于地方政府，算是牽住了牛繩，但是如何調動地方去積極地調控，又如何對調控不力的地方進行問責，目前還沒有細則。
無論如何，中央政府先行打出的重拳，讓公眾對新一輪調控有了更多的期待。
1月26日，**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出臺了八條政策，被簡稱“國八條”。
這已是2010年以來的第三輪調控，其中抑制投資性住房需求和強化地方政府責任的要求，打出了最有力量的兩記重拳。
根據新政策，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六成。
除此之外，對已擁有兩套及以上住房的當地戶籍家庭、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當地戶籍家庭、無法提供一定年限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當地戶籍家庭，暫停在本地向其售房。
這些要求都提高了購房的門檻，投資炒房，尤其是異地投資，將付出越來越高的成本。
這無疑擊中了投資炒房的命門。
近幾年，房價在全國范圍內大幅度增長，給民眾生活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買房的買成了房奴，買不起房的更是望房興嘆。
市場上房子越來越多，而價格也越來越高，中國的樓市似乎擺脫了價值規律的調節。
但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明白，逐利的資本已經扭曲了住房的基本屬性，越來越多的房子從生活必需品變成了投資品。
資本逐利一旦壓倒了經濟民生，擁擠的“蝸居”和空曠的“鬼城”相應而生，制造了非常不和諧的社會現實。
房價上漲的理由或許有很多，比如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居民的改善性需求等，但群眾最不能容忍的則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炒房行為。
炒房，無非是囤積居奇，待價而沽。
在法律上，炒房是資本逐利的本能體現，很難簡單判定違法與否。
但是在經濟社會領域里，炒房比炒蒜、炒姜有著更大的副作用，人可以不吃姜蒜，卻不能不住房子。
炒房者的牟利直接加重了社會底層的生活成本，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由此可以認定炒房是一種不道德的投機。
所以，當年有地產大佬說“炒房無罪”時，馬上就招來了公眾的一片罵聲。
打擊炒房，依靠炒房者的道德覺悟是不現實的，必須由國家通過針對性的政策壓縮炒房的盈利空間，最終使炒房成為無利可圖的事情。
屆時，住房自然回歸其民生屬性。
“國八條”的出臺直指要害，已經很明確地向投資炒房說不。
調控做到了有的放矢，能不能最終擊中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的作為。
因為中國幅員遼闊，發展又不均衡，不同地區有著完全不同的房價，很難制定全國統一的房價調控目標，因此地方政府責任重大。
“國八條”明確提出各級政府必須公布房價控制目標，一旦房價漲幅超過控制目標，將約談責任人。
基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一些地方政府對于以前的調控政策可能是有抵觸的，他們只強調住房的商品屬性，任由市場進行配置，而忽視了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責任，搞商業開發經常是超前的，抓保障性住房往往是滯后的。
中央的政策落到地方打了折扣、走了樣子，一些地方政府應該是負有責任的，這也是之前多次調控幾乎淪為“空調”的主要原因。
這次調控成敗系于地方政府，算是牽住了牛繩，但是如何調動地方去積極地調控，又如何對調控不力的地方進行問責，目前還沒有細則。
無論如何，中央政府先行打出的重拳，讓公眾對新一輪調控有了更多的期待。
秋風：公路收費背后的公路財政模式http://* 2011年01月29日09:38 南方網
海內外投資銀行都會贊美中國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公路建設成就。
而在國內，民眾則在連聲抱怨公路收費太多、太高。
由此看來，高收費下的公路建設高速發展，與低收費下的低速發展，或許是兩種不同的模式。
不幸的是，與對于這個收費主義的公共品供應模式，民眾并沒有多少發言權。
唯一有權進行選擇的是政府部門，而政府部門之所以選擇高收費模式，還有一個財政上的考慮。
不妨看看北京市交通委給北京市人大代表李淑媛關于京石高速公路超期收費質詢答復中的說法：公路經營者首都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擔負著500多公里已建成高速公路的管養任務和規劃新建300多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設任務，建設資金主要來自銀行貸款，新建高速公路也處于培育期，云云(1月27日《中國青年報》)。
由此可以看出，首發公司收費的目的已經超乎了人們的想象。
按照常理，修建道路是政府部門的責任，兩三千年前的周代、秦代政府就承擔了這樣的責任。
20多年前，我們卻走上另外一條路。
當時，經濟增長、社會繁榮需要道路網絡，而政府部門財力匱乏。
于是乎，政府部門實行了“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公路建設模式。
推測起來，此處的貸款修路、收費還貸，都是針對同一條公路。
也就是說，某一條公路的建設者通過貸款修建了該公路，并在該公路上設卡收費，償還該公路的建設貸款。
一旦建設貸款償清，原則上該公路就應當免費使用，最多只能為公路的養護收取低廉費用。
在中國，這最后一點尤其是天經地義的，因為貸款修路的主體很少是私人企業，而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國有企業。
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把修路當成一樁買賣來做。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
現實中的情形是，貸款修路、收費還貸早就不局限于同一條公路了。
地方政府或者壟斷性國有企業建設了一條公路，可能使用了貸款，為此而設卡收費。
但在償清貸款之后，他們繼續收費。
理由是要建設其他公路，地方政府用這條公路收取的費用償還另外一條公路建設的貸款。
一度，投資銀行還為政府部門設計過一種資本運營模式，那就是政府部門把某些本來就是用財政資金修建的公路，包裝進入政府部門控股的上市公司。
公路收取的費用成為該公司的營業收入來源，政府部門以此融資，建設其他公路。
不管怎樣，收費公路完全變形了。
它已經不再是一種商業性公共品供應模式，而變成了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財政手段———考慮到地方政府現在還在獲得規模巨大的土地財政，公路收費也許算地方政府的第三財政，與土地財政相對應，也許可以將其稱為“公路財政”。
地方政府通過收費公路獲得一般性財政收入，再使用這些收入進行投資，甚至用于公路建設之外的其他基礎設施領域。
從單純經濟的角度看，這樣的模式似乎相當成功，投資銀行家們也到處推銷這樣的公共品供應模式。
但從政治的角度看，這樣的模式存在嚴重的缺陷。
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混淆了財政與商業的關系。
這一點是公路財政與土地財政的共通之處。
很顯然，政府部門從收費公路上獲得的收入，并非借助于其公共管理者身份，而是作為經營者獲得的，因而似乎是商業性的。
但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政府部門依靠權力獲得的，征收的范圍十分廣泛，收入的規模也很大，因而也具有財政收入的性質。
正是借助于這種性質的混淆，政府部門得以逃避管制。
公路財政是政府部門以商業經營者身份獲得的，所以政府部門拒絕將其納入到預算之中。
由此，我們的預算制度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土地財政與公路財政可能占到地方政府實際收入的一半以上，它們卻在預算之外，由行政長官隨意使用。
但作為商業，這些收費公路也從來不按照市場規則運轉，公路收費本身是由權力創造壟斷的機會，并由權力維持永久性高收費標準。
公路財政的這種性質混淆最嚴重的后果是政府部門患上了“收費公路依賴癥”。
與20年前相比，今日各級政府部門的財力已經大大提高，政府部門本來應當有充分的財政能力建設免費的公路。
但是，伴隨著收費公路成為常態，今天各級政府部門基本上已經沒有建設免費公路的政治經濟學常識了。
只要是等級略高一些的公路和橋梁，政府部門基本本能地按照收費公路的模式設計其建設體制。
交通部有關官員面對公眾質疑而為收費公路作出的高調辯護就已經清楚地證實了，官員們的收費公路依賴癥狀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也許可以說，官員們已經不知道不收費的公路該如何建設了。
換言之，土地財政、公路財政已經讓各級政府部門官員淡忘了自己在公共品供應問題上應當對國民承擔的分內責任。
政府部門通過收費供應本當用財政提供的公共品，財政資金則被十分寬松地用于非公共品生產領域。
人們已經有點搞不清楚，政府部門究竟是公共管理者，還是商人。
這種混淆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它正在顯現出來。
參考資料：http://**opinion/sh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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