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陶淵明
田園詩人之祖
隱逸詩人之宗
提到“魏晉風度”，古代士人那高曠雅逸的豐采的確令人心馳神往。
陶淵明是“隱逸詩人之宗”。
他的身上，充盈著古代知識分子追求個性價值的信念，激蕩著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內涵。
他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信條的最徹底的實踐者，是文人高潔品行的萬世楷模。
認識陶淵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人，體悟其“清高”之三味。
隱居，又稱退隱，是古代名人雅士們的一種追求“清高”的風尚。
究其根由，大略可歸為儒家“獨善其身”和道家“返樸歸真”的處世主張的巧妙融合。
晉宋時期，隱逸之風甚盛。
著名的院士如竹林七賢、東山謝安等，一直為后代文人所津津樂道。
在眾多隱士中，陶淵明獨領風騷，他別具傲骨，志節高尚，被人稱為“靖節先生”，博得后世普遍贊譽。
朱熹曾這樣評價說：“晉末人物，雖曰清高，然個個要官職。
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
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陶淵明一生牢守“固窮之志”在思想上和文學藝術上都對后代產生了巨大影響，被尊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公元365—427)，字元亮，晚年改名“潛”，號五柳先生。
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東晉興寧三年，他出生在一個已經衰落了的封建官僚家庭。
他的曾祖是東晉的開國元勛，曾做過大司馬、領長沙郡公的陶侃。
他的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
但陶淵明8歲喪父，12歲喪母，家境很快敗落。
青少年時期的陶淵明治學極為勤奮。
他的外祖父孟嘉，官居“勸學從事”。
在孟嘉的指導下，他博覽群書，特別是深入鉆研了儒家經典。
在《飲酒》中，他曾回憶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
通過詩句，我們不難想見他求學時的那種心無旁鶩、專心致志的情形。
在儒家學說的陶冶下，他樹立了積極治世的思想和遠大的政治抱負。
在《雜詩》之五中所展示的“猛志存四海，騫翮思遠翥”的豪邁境界，正是他年輕氣盛，立志“大濟蒼生”的精神面貌的寫照。
到了晚年，雖然他的退隱思想占了上風，但他依舊不能完全拋卻這種政治理想。
在《雜詩》之二中，他曾深沉地傳達出內心的騷動與郁憤：“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可見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對“志不獲騁”還是耿耿于懷的。
在他的代表作《歸去來辭·序》中，他也沒忘了說一句“深愧平生之志”，點明歸隱的無奈和壯志不伸的遺憾。
造成陶淵明逐漸形成歸隱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時代政治的原因。
陶淵明生逢亂世，他的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十個皇帝，社會處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動蕩的黑暗時期。
在這樣的社會中，陶淵明的治世理想是難以實現的。
晉宋時期，推行的是門閥世族制度，政治極端腐朽。
門閥世族制度萌生于東漢末年，形成于魏晉，魏文帝曹丕為篡漢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為門閥制奠定了基礎。
中正官“計資定品”只重門第，不重鄉議。
司馬家族建晉之后，繼續推行這一政策，逐漸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官位世襲局面。
土族與庶族有著明顯的界限，不僅政治、經濟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
士族的權勢之大、氣焰之盛，這皇權也不能完全控制。
晉武帝司馬炎時，土族王愷、石崇斗富，石崇對司馬炎資助給王愷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樹不屑一顧，隨手打碎，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門的人士很難有做官、晉升的機會。
當時的名士、犍為李密就曾發出了“朝中無人，不如歸田”的慨嘆。
陶淵明祖上雖做過高官，但仍屬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場上始終受到歧視。
從他29歲到41歲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辭官。
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處當僚佐；第三次，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在劉裕手下任參軍；第四次，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將軍劉敬宣部下任參軍。
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澤令。
不久，他就脫袍歸隱，再未出仕。
這五次出仕，他在職的時間前后累加也不過四、五年，所任官職都是些參軍、縣令之類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實現他那“大濟蒼生”的遠大抱負。
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這樣仕而退、退而仕，反復不已。
這時期陶淵明的思想在“用世”問題上發生的反復曲折的變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徹底破滅的思想狀況，在他的詠懷詩中都有所表現。
其次，陶淵明所受的教育和他個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隱的重要因素。
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揚四海的賢臣，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也都是沖和溫雅、淡泊名利的人。
陶淵明多次寫詩文贊美他們的清高品行：“功遂辭歸，臨寵不忒”，“行不茍且、言無夸矜……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這些都顯示了他對祖先的高曠人格的由衷贊詡。
家庭的熏陶，對他養成清高淡遠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淵明個人的氣質稟賦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較為脆弱的心理素質，也是造成他在仕隱之間反復不已的原因之一。
比如，在桓玄和劉裕當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頓起，于是便滿懷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辭官，顯示了他那書生式的沖動性格。
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澤令之后，因為不能忍辱納垢，憤然辭官而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
他那句“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的話，縮編為“不為五斗米折腰”當做追求個人尊嚴的名言普遍采用，成為一種類似于“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傲人氣節，這思想當然是可貴的。
但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他的原話，恐怕還會發現其中另有歧義，至少說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藝術家型的。
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詩人，但卻難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官員。
陶淵明對自己的這種性格也有所認識。
在許多詩中，他多次提到“無適俗之韻”，這個“韻”除了政治思想內涵外，當然也包括性格因素。
在《與子儼等疏》中，他更明確地承認了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性格。
此外，在晉宋時期，知識分子們由于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道家思想勃然興起，引導文人們轉向大自然中尋求生命的依托和真諦，形成了嶄新的審美意趣，回歸自然，與自然交融，成為高雅之士的時髦風尚。
陶淵明也不可能不受到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
盡管陶淵明的退隱有些無奈的成份，但這無奈也是壯志難伸的無奈，單憑他放著現成的縣令不做的舉動，就已夠驚世駭俗的了。
詩人那份高雅的氣節，已足以令人擊節嘆賞，浮白喝彩。
縱觀陶淵明的一生，41歲以前主要在仕隱之間徘徊。
仕是自愿，隱也是自愿；仕是不得已，隱也是不得已；仕得積極熱烈，隱得恬淡自然。
這種矛盾糾葛，既來自于社會的深刻矛盾，也來自于詩人本身儒道思想的沖撞。
后半生以隱為主，思想傾向于道家的順應自然的主張，成為隱逸詩人。
但即使在這時期，我們也不能忽視他那“金剛怒目視”的—面。
他的隱逸，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否定，體現著他追求人生價值的思想觀念。
也就是說，他以隱逸的手段來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謂儒家“獨善其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觀念的具體表現，是他情操高潔的宣言。
在退隱之后，他矢志不渝，與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諧，并且他還親自參加了勞動，真切地體驗到了“重返自然”的樂趣，隱得真誠、坦白、徹底。
這與某些文人們借隱居來標榜清高，沽名釣譽，借以抬高自己身價，把隱居當成飛黃騰達的“終南捷徑”的行徑迥然不同。
而且，陶淵明的隱也不是逃避，他始終觀照著現實社會，因而他的詩文既充盈著隱士的高逸，又不乏社會的意義和歷史的沉重。
這正是陶淵明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淵明偉大人格的價值所在。
從41歲時甩冠而去，陶淵明一直過著隱士生涯。
即使是到了貧病交加的地步，他也能淡然處之，照樣飲酒賦詩，自得其樂，其志不改。
這期間，也有不少高官、友人勸他出仕，他絲毫不為所動。
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逝，享年63歲。
陶淵明的詩文創作成就很高，獲得了“田園詩人”、“山林詩人”、“隱逸詩人”等雅稱。
他一生寫下大量文學作品，流傳下來的有120多首詩和一些文賦，其中大部分作品是他在隱居之后創作完成的，他的創作風格在六朝單純追求形式美而缺乏真實生動內容的文風之中卓然不群，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現實主義手法，在對秀麗的田園風光的描繪中，反映他對現實的態度，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形成淡遠清新、平實淳厚、意韻悠長的藝術風格。
一位幽居于田園之中，不問世事的隱士，竟然能對中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甚至成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歸宿，中國古今大概只有陶淵明一人。
陶淵明是中國田園詩的始創者，他的詩不僅反映出田園生活的美好與自然，更流露出他徘徊于出仕與歸隱之間的掙扎。
他最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決心隱居田園，在后世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清高脫俗的典范。
